农业污染治理民间试验
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黄湖镇青山村村民王康云发现，自己家种植的毛竹在使用了化肥农药后韧性变差，他担心毛竹品质下降，作为竹编品的原材料，韧性好是竹材的重要评价标准。
一个更坏的消息随之而来。王康云曾听说附近村子很多年轻人去医院体检发现，肿瘤标志物指标升高，相关部门调查显示，村民们喝的水含有农药成分。
这更引起了王康云的忧虑——青山村的饮用水源地龙坞水库，紧紧包围在一大片竹林中间，毛竹种植使用的农药是否已经对水质产生影响？
河流、湖泊和海洋等地表水体的污染来源大体可分为点源污染、面源污染。前者是指有固定排放点的污染源，如工业废水及城市生活污水，由排放口集中汇入污水处理厂，达标后排入江河湖泊。后者是指污染物通过地表径流过程汇入水体，并产生有机污染、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如农田化肥、农药形成的污染。
按照一直以来的污染治理体系，点源污染更受各方关注，尤其现阶段政府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工业污染治理上，对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视不足。
但事实上，农业面源污染的状况并不令人乐观。比如，长江的面源污染超过污染总量一半以上。浙江2万多个小水源地中，超过70%面临来自农业的污染。而太湖流域自2007年因蓝藻爆发引发无锡市饮用水危机以来，至今已超過十年，蓝藻问题却没有根本解决。
专家呼吁对面源污染治理引起注意，加快推进化肥和农药使用的减量化。但问题在于，农业面源污染所涉及的责任主体众多，治理难度较大。对此，民间开展了多种尝试，提供了有机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等治理样本。
药肥功与过
青山村距离杭州市区约40公里，卖毛竹是农民的收入来源之一。竹笋破土长成毛竹，到了第五年就能砍来卖钱。王康云有6亩多竹林，每年收入3000元左右。
这笔收入不多，但来得相对容易。王康云说，毛竹是“懒产”，任凭它自己生长就行，不像种菜那样花力气，要去播种、施肥、除草。
2010年前后，青山村人不得不把更多注意力转移到竹林上。这年毛竹行情大好，每百斤毛竹的价格要比往年上涨10元左右。为了增加产量，村民开始使用化肥、农药。
“大家想增加收入，刚开始是用土肥料，后来为了省时省力，直接用化肥。”王康云说，化肥使用方便，“撒撒就行”，所以很快就替代了传统的土肥。
生物多样性保护者注意到，农药不仅消灭害虫，也杀死了其他生物。萤火虫保护人士、华中农业大学植物科技技术学院教授付新华告诉《财经》记者，农药、化肥等污染物会直接将农田中生存的水生萤火虫毒死，如果长期使用，还会改变土壤及水质，即使后期不再使用，土壤中长期残留的药物也很难清除干净。
另一方面，萤火虫的生存环境需要干净水源和丰富的植被，而农田中农药化肥等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面源污染，破坏了萤火虫的栖息地。
对人类流行病学调查发现，接触农药与一些癌症发生风险增加有关。来自美国癌症研究所的学者曾对美国爱荷华州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农药使用者及其配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除草剂特别是二甲戊灵和丙草丹可能与胰腺癌发生风险增加具有相关性。美国癌症学会的学者同样对上述两个州的一些农药使用者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某些淋巴造血系统恶性肿瘤的发生与另一种除草剂嗪草酮的使用可能相关。
另有多项研究表明，从事农业的人群前列腺癌的发生风险较普通人群高，同时北美洲和欧洲前列腺癌发生的风险增高与农药使用相关。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可持续发展研究室副主任金书秦告诉《财经》记者，中国目前的化肥、农药产用量均为世界第一，其中化肥年用量大约是5800万吨，农药制剂年用量大约是170万吨。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伟伦曾在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表示，现代农业的污染已经不小于工业污染，占全部污染的47%。多种农药造成了土壤污染，甚至使病虫害的免疫能力增强。不断加剧的农药使用，对于环境、农地粮食和食品残留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
不过金书秦认为，为保证粮食产量，短期内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禁止农民使用化肥、农药。
“化肥是粮食的粮食。”金书秦打了一个比方，“过去人们饿得面黄肌瘦不好，吃饱了以后，血糖高血脂高，也不好，但这不是说饿着就比吃饱了好。化肥也是一个道理，现在用多了不好，但是不用也不行，粮食安全还是要确保。”
“富病”难医
2015年2月，农业部印发文件明确提出，到2020年主要农作物化肥使用量和农药使用总量实现零增长。
在金书秦看来，这传递出一个信号，说明国家层面已经意识到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开始采取行动。
双零增长行动方案实施以来，中国的化肥、农药使用总量均已呈现下降趋势。2017年水稻、玉米、小麦三大粮食作物化肥利用率为37.8%，农药利用率为38.8%，化肥农药零增长提前三年实现。2018年7月，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礼胜在农业农村部新闻发布会上称，这是一个重要转变，但由零增长提升为负增长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
金书秦说，目前还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国家是完全禁用化肥、农药的，有不少欠发达国家还在讨论如何鼓励农民使用化肥、农药，这是由每个国家所处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中国即便要控制化肥、农药使用，也应该循序渐进，不可能一下子从使用量全世界第一到禁止使用。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的呼声由来已久。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在北京表示，当前，中国已经具备了全面实施化肥、农药减量的条件。他建议，应推动化肥、农药使用总量和强度实现持续快速下降，使之逐步稳定在安全合理的适宜区间。
保尔森基金会北京代表处执行主任莫争春表示，有报告显示长江的面源污染超过污染总量一半以上。按照国际经验，农业面源污染不治理的话，江河湖海的污染是不可能根治的。
在莫争春看来，政府现阶段把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工业污染治理上，而农业面源污染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金书秦解释，相比点源污染治理，面源污染治理的边际成本更低，比如同样减排一个单位的化学需氧量（一个重要的有机物污染参数），面源污染治理要比工业污染治理花钱更少。而现实是，治污的钱大多数都投在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上。
“点源污染很容易找到源头，比如某家企业、某个污水处理厂，治理的责任主体也很清楚。你可以罚他，甚至关停并转，这些都是目前较普遍的治理手段，也有一定的效果。但农业面源污染责任主体众多，涉及成千上万的农民和他们的耕作习惯。需要有效的办法解决农民的耕作行为，这个挑战很大。美国、欧洲等流域污染治理历史较长的国家也还在探索中。”莫争春说。
太湖蓝藻便是例子。自2007年无锡水危机以来，太湖治理周期超过十年，整个太湖流域的污染治理投资达千亿元之多，仅无锡市就已投入650亿元治理太湖，其中市级财政投资占80%以上。如今，太湖水质已经从中度营养状态改善至低度营养状态，但蓝藻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江苏省无锡市太湖办主任顾岗向《财经》记者表示，目前，太湖流域生活污水和农业面源逐渐成为主要污染源，进一步提高污水处理标准和控制农业面源污染任务艰巨。
在青山村，农民自发的尝试也以失败告终。作为老村长，王康云曾试图给村民做思想工作，劝阻他们使用化肥、农药，但这个做法根本无法撼动村民对经济利益的追求。“讲是讲了，但是老百姓还是偷偷摸摸在使用。”王康云说。
地方经验和民间尝试
莫争春表示，长期以来，由于过度依赖化肥和农药，农田土壤越来越贫瘠，产出也越来越低，进而迫使农民施用更多的農药化肥，形成了恶性循环。生态农业可以打破这个循环怪圈。通过有机肥替代化肥，减少面源污染，保护江水;同时由于有机质增加提高了土壤质量，农产品质量也逐步提高，通过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农民收入可以增加;而且农产品安全风险也大幅降低，可谓一举三得。
在这方面，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提供了自己的经验。2017年，郧阳区将创建环水有机农业示范区写入当年的一号文件，采取“政府补贴、农户参与、业主共建”方式，先后在南化塘镇、谭家湾镇、柳陂镇建设有机废弃物处理中心、有机肥厂和有机肥配肥中心，将区域内有机垃圾、人畜粪便、秸秆等废弃物进行发酵处理，生产出有机肥，实现土壤耕地改良、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化肥减施替代。
据郧阳区委书记孙道军介绍，2019年郧阳区计划实施完成20万亩土壤耕地质量改良。同时，郧阳区还建立了环水有机农业引导基金，引导财政资金、社会资本、金融资本投向耕地质量提升领域，为发展有机农业提供坚强保障。
莫争春称，打通绿色生态农产品的销售环节是推广生态农业的关键之一，“优质生态农产品如果能够带来更多收入，农民做生态农业的积极性就会很高。他依赖化肥农药的行为才会改变。建立优质优价的市场机制非常关键。”
湖南省发改委环资处主任科员邱陵认为，借鉴美国密西西河流域生态产品市场交易机制经验，可以把生态产品的供应链进一步向市场开放。比如，允许企业和机构进入，对受损的生态功能进行恢复，再经过评估认定，允许它们用来进行特许经营，或者出让特许经营权。
2014年1月，付新华在SEE基金会创绿家项目支持下，成立了内地首家萤火虫研究机构——湖北省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两年后，该研究中心在湖北省咸宁的大耒山中建立了一个珍稀水栖萤火虫饲养基地和种质资源保护区。
为了让农民停止使用化肥和农药，守望萤火虫研究中心流转了50亩水稻田，雇佣当地农民以原生态方式进行种植。
“虽然大米的产量降低了，但是品质却上来了，提高了大米的产品附加值，20余户贫困户每亩增收超1000元，总产值达12万元以上。”付新华说。
王康云和龙坞水库则是另一个项目的受益者。
2013年开始，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资助大自然保护协会（TNC）进行小水源地保护模式的研发实践。2014年一份水质监测报告显示，29项检测指标中，龙坞水库的总氮、总磷和溶解氧超标，水源地水质已轻度污染。为了让能够降低面源污染的科学耕种方式得以顺利实施，该项目引入水基金模式，租赁了水库周边青山村的500多亩竹林。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相关负责人清岚告诉《财经》记者，租赁竹林后，仍雇佣当地农民管理竹林。由于该项目提供的补偿会保证农民收益不下降，因此农民完全没有增产负担，能用更环保的方式来生产。
据TNC龙坞项目官员张海江介绍，经过专家团队的摸底调查，在浙江，像龙坞水库这样供给人口在1万人以下的小水源地约有2.04万个。这些小水源地中，70%面临农业污染，而这些水源地又是大江大河的“毛细血管”甚至源头。
“我们希望通过青山村的模式为社会治理面源污染提供一个样本。”清岚称，广义上来说，青山村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但它也存在特殊性，从杭州到青山村很方便，因此青山村容易借助到城市里面的资源，但如果是藏在深山中的村庄，那么这种模式还是有待探讨的。
而受益的农民则担心项目的可持续性。王康云称，这两年毛竹价格下跌了一些，而村民获得的补偿还是按照当初签合同时的毛竹价格来计算的，他认为农民赚了。让他顾虑的是，流转合同只签了五年，到期后能否续签尚不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