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药“排毒”，要冲破科学之外的瓶颈

能独立创制绿色化学农药的国家，全球不超过10个，中国位列其中。但与此同时，从毒苹果、毒豇豆再到毒生姜，国内剧毒农药残留的事件不断曝光。这对矛盾，该如何解读？

在国家绿色化学农药“973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钱旭红院士看来，要给农药“排毒”，就不能只把它当成一个科技问题，绿色农药的创新发展是建设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的关键问题之一，需要全社会共同承担起责任。

几天前，钱旭红与六位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联名提议，呼吁建立“国家农药创新和应用专项”，促使我国农药产业升级换代，提高农业的动植物保护水平和竞争力，保证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和食品安全。

农药可以比医药更安全

如何看待农药，科学家的态度有别于普通人。钱旭红说，就像没人会因为车祸呼吁“禁用汽车”，而是希望车在更合理的规则下运行；同样，对农药的态度要在科学理性的框架下发展、使用。禁用农药，只是一种幻想。没有农药，饥荒就会随之而来。

事实上，农药与“毒”早就可以脱钩。钱旭红介绍，安全性方面，现代化学农药甚至已经胜过常见医药，同样是1克剂量的药，新型绿色农药能满足的是整整1亩地上所有庄稼的需求。

钱旭红说，农药绿色革命始于上世纪60年代环保名著《寂静的春天》的出版。受此触动，以后新研发和使用的农药大多为无公害的安全农药，现在更是进入了高效绿色农药阶段。

与医药相比，农药关注的系统更大，它当然要保证人的安全，但当今绿色化学农药的首要关注点，是土壤、水、生物等大系统的安全，最新的潮流甚至还希望不过度伤害虫子。钱旭红就在研究一种植物激活剂，已开发出无任何直接生物活性的原型化合物，原理是激活植物沉默的抗性基因，从而让其表达出一种天然的对病害和害虫的抵抗力。用了这种农药，害虫危害得以消除，其他邻近无害虫子的生长则不受任何影响。

这种理念近乎用驱离取代杀灭，透出一种更纯粹的自然主义意味。钱旭红说，化学家们现在秉持一种生态农药新思维：某种意义上，农药是人类为了自利而与其他生物争食的工具，为了更好维护生态安全，新农药力求将对自然的“微扰”降到最低。

农药创新体系发育不良

全球的农药强国，如美、日、德、瑞士、英、法等，全部都是科技大国。可以说，农药研发水平既代表国家形象，也事关民生和可持续发展大计。但在国内，绿色化学农药得到的支持并不足。

目前，“97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中，钱旭红牵头的是唯一面向绿色化学农药的课题。整个“十二五”期间，国家向该课题投入3000万元；而生物医药重大专项上，“十二五”的总投入为400亿元。绿色化学农药得到的资助甚至远不及生物农药。钱旭红说，后者在某个很小领域能出现多个相近的“973”项目，经费也要多上许多倍。

这种配置合理吗？钱旭红说：1992年里约热内卢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峰会曾提出，2000年全球使用生物农药的耕地要占到60%；但事后证明，生物农药难堪重任——2000年，全球只有2%的耕地使用生物农药，迄今依然没什么改变。此外，目前主导农药创制的所有跨国公司中，没有任何一家把生物农药作为主攻方向，这表明了重点创新化学农药是一种主流判断和态度。

钱旭红说，农药创新的价值和难度一点不亚于医药。在美、德、瑞士等农药领先国家，研发主要由跨国巨头负责，它们根据市场决定投入与产出的节奏。但这种模式无法照搬到中国。全球从事农药研发的著名跨国公司加起来只有七八家，但国内农药企业超2000家，小而全，多而滥，创新实力与意愿都非常弱。

值得借鉴的是日本。钱旭红说，几十年前，日本的农药创新并不比中国领先，但政府随后投入巨资扶持基础研究，并引导企业参与，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创新体系。钱旭红说，近20年，全球新研发的化学农药多半出自日本。

农药突破亟需顶层设计

单论绿色化学农药的原创能力，中国能挤进全球前十名，但研发却难以转化为生产力。

是高价阻碍了普及吗？钱旭红把这看成是一大误解。他说，等量的绿色农药的确比传统农药贵，但折算到单位面积耕地上，实际使用成本，两者相差无几。但新技术若没有显著的价格优势，就很难对抗农民的习惯。钱旭红说，绿色化学农药讲究精准使用，有技术门槛；但国内的农技、植保队伍涣散，一旦缺少政府积极介入，推广上障碍重重。

钱旭红说，许多传统农药在国内仍被允许使用，这本身就对技术服务和监管提出了高要求。引发“毒生姜”事件的剧毒农药涕灭威，在国内并非禁用品种；实际上只要正确按规程使用，残留完全可达标。但传统农药价格低廉，农民很容易超量、超范围使用。短期内可能引发食品安全事件，长期还可能催生超级杂草、超级病菌、超级害虫。

此外，钱旭红还希望在农业领域引入医药的监管方式。他建议理顺农药监管体制，由有资质的专业队伍负责农药的销售，就像把处方权交给医生那样。他还建议，为保护食品和生态安全，应该像重视并订立食品法、药品法那样订立“农药法”，以代替目前宽松失范的农药管理条例。

钱旭红说，化学家已能造出对环境非常友好的农药，但社会仍需要一个完善的创新体系、产业政策和法律规范。农药需要转型，它的“双刃剑”历史完全可以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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