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的“转变”及其他
林庚（1910—2006）主要以现代诗人、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诗人与学者是他的两个重要身份。纵观林庚一生，他给人的感觉很纯粹，一直呆在象牙塔内，疏离政治，很少介入现实。2005年2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九卷本《林庚诗文集》，其中主要内容是新诗与古典文学研究著作，极少关于时政的文章，除第九卷《集外集》中《我在土改里的收获》一文外，很少见到其他类似的文章。这套诗文集是迄今林庚作品的最大结集，《出版说明》中说：“将能够搜寻到的林先生的全部著作汇为一编”，可以說是一部准全集。但是散佚在外的集外文还有不少，已经有研究者搜集了一部分，这对研究林庚的文学与思想有重要意义。【1】近日，笔者亦发现林庚三篇集外文，这三篇文章作于共和国成立初期，与时代有紧密联系，这在林庚的文字中并不多见。这三篇集外文虽不是文艺作品，但对理解林庚的思想与处境极具价值。下面将钩沉三篇集外文，并论述林庚在新旧政权鼎革之际，从一个独守书斋的纯粹学者，向一位不得不参与到时代变革中去的思想改造者的“转变”。
1947年夏，林庚辞去厦门大学教职，回到阔别10年的北平，就任燕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燕京大学被解散为止。1950年9月27日《新燕京》（第2年第4期）上刊出署名“林庚”的文章，题为《参加我们的文学研究社》，照录于下：
燕园需要一个文艺性团体的组织，这是谁都会感觉到的。从解放以来，我们是显得过于沉默了。许多原来爱好文艺的同学们，随着解放的高潮，大军南下的需要，都离开学校一直就没有回来。因此在校园里文艺上一时不免显得冷落，不过自然也并没有人因此悲观，因为大家都相信，不久的未来一批新的文艺爱好者，在燕园的泥土上，一定又会培养生长出来。
今年北京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我们先生同学中有很多位都参加了的。周扬同志在第一天的致辞里就特别指出，今后北京市文艺活动的对象，第一是工人，第二就是学生。为了响应这一个指示，几个月以来北京有好几个文艺晚会，是专以表现学校生活为内容的。北京报纸上有好几个副刊是专为学生而有的。这一个新的方向，燕园终必受到影响，我们也应当起来迎接这一个光荣的工作。
中国文学系去年五月起曾出过“文艺工人”壁报，后来大家觉得文艺活动不该只限于中文系的师生们，仅仅是壁报也似乎不能满足。因此在系务委员会里议决了要进行组织一个燕园的“文学研究社”，欢迎全校爱好文艺的人们都能来参加，把整个文艺活动推动起来。这一个组织虽是由中文系发起，此后却是属于全校性的，希望燕园的文艺活动从此又能继续过去的光荣传统，并进一步的生长出花果。
《新燕京》主要刊载燕京大学校内新闻，是一本综合性刊物，1949年10月31日创刊，每逢星期一出版，由校委会、教职联、学生会、工会、妇女会、新闻系、青年团总支部联合主办。第1期《发刊词》载：“新燕京出版的最基本目的就是在于交流和集中各方意见来推动整个燕京的改造”，将由美国教会主办的教会大学改造成为新政权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大学”。【2】燕京的改造，文学是题中应有之义。旧燕京的校园文学虽也有追求新民主主义文学，但主要还是自由的，也可以是后来所谓的资产阶级文学，因是教会大学，许多还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这些都是被允许的。但是在新燕京，则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并受到“新的方向”指导。林庚是燕京大学文学教授，又是新文学作家，因此呼吁建立新的“文学研究社”的任务就落到了他头上。从文章可以看出，林庚是为了响应周扬在北京市文代会上的号召，呼吁学生参与新文艺的建设，“继续过去的光荣传统，并进一步的生长出花果”。紧接着，燕园成立了文学研究社。10月25日《新燕京》报道了文学研究会成立的消息：“大会开始后，首由林庚先生报告筹备经过，随即讨论社章，决定主要宗旨是研究新文学，批判接受旧文学与西洋文学。主要活动包括举办讲演、座谈、出版壁报，介绍新文学书籍等。”【3】林庚当选为第一届社务委员。
燕大校园文学活动也慢慢开始活跃，1950年11月29日《新燕京》（第2年第12、13合期）中辟有新的文艺副刊“燕文”，由燕大文艺研究社主编。第1期登有《发刊词》、林庚《战士的歌》、曹天如《师出有名》、吴小美《北风里的心》、俞敏《辈分问题》、马辛《寒风雪冽冽地吹——赴昌平宣传途中》、《编后记》。因“燕文”是在新政权下新生的校园文艺副刊，在当时很有代表性，现将《发刊词》全文照录于下，以存史料，并可见当时校园文艺思想。
今天中国人民站了起来做了自己的主人，中国文学也应该自己站起来做自己的主人。过去专门想从外国搬来一鳞半爪以夸耀新文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一心一意想要把西洋文学移植到中国的泥土上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这些都是一些懒人做的事，因为他们不肯耕耘自己的土地。
耕耘自己的土地是不妨，而且需要，参考别人的田地的；但是目的仍在耕耘自己的土地。我们的目的是耕耘，是要让自己的泥土里生长出祖国文艺来。因此我们又必须了解自己传统的问题和土壤的性质。我们是要从各方面努力，但是最后的目的仍只有一个。
刊物的出生正当抗美援朝的高潮，这是如何光荣的一个日子。这一个高潮说明了祖国从今天起已经真正站了起来，说明了“东亚雄狮”这动人的预言的终于灵验。中国人民是站起来了，中国的文学还能不站起来吗？如果我们历史上所可以夸耀的文学时代是盛唐之世，那么我们今天就正是比盛唐之世更要成其为一个盛世呢。
全燕园的文艺爱好人士，全燕园的文艺工作同志，这一个园地正欢迎你们耕耘，欢迎你们的批评与写作，欢迎你们站在祖国文艺阵线上的一切稿子。燕大文学研究社是属于全燕园的，这一个小小的刊物不过是一个开始，它必须要得到全燕园人们的爱护帮助才能够好好的长大起来。它正在如何的期待着！
《发刊词》未署名，但从林庚作为燕园文学研究社的发起人来看，这份《发刊词》很可能是他的手笔。林庚在版面的最上正中位置刊出了他的新诗《战士的歌》，这首新诗形式整饬，内容直白，为歌颂抗美援朝的战士。
林庚热心校园文学事务，这可以理解为林庚在新环境下，为了自身进步，自愿参与新民主主义文学建设。林庚自1947年到燕大后，一定程度上受到民主思想的影响。1985年，他在《林庚诗选·后记》中回忆当时的情形说：“一九四七年秋我又回到北京任教，这乃是解放的前夕，大学里反饥饿运动正蓬勃地开展着，时代的浪潮使我亲切体会到一种新生与死亡的边缘感，不断鼓舞着我又在报刊上继续发表新诗。”【4】而且燕园历来具有民主传统，学潮时有发生。【5】林庚虽为大学教授，不一定直接参与这些运动，但很可能受到感染。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思考，林庚是否也可能因为新政权的压力，不得不走出书齋，表现得积极参与社会与校园中的事务？这篇文章的内容，很明显是为了响应周扬的号召，周扬是新政权下文艺政策的代言人。这也可以说，林庚迫于新的政治形势，必须放弃之前独守书斋的立场，而选择进步。因为，1949年前林庚几乎没有此类文章，他也没有为了学生的文学社团出来呼吁。他远离政治，在文学上是具有浓厚“学院色彩”的京派，即便“在中国社会面临着火与血的考验、积蓄已久的抗日烽火即将燃起的前夜，人们要求文学（特别是诗）成为时代号角的呼声日益紧迫，这是时代发展之必然，诗被强调增加它内涵的社会性、政治性，也是理所当然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庚仍“是从文学和诗的本体上去探寻它的发展规律，从纯然的诗歌艺术本身，而不是从哪怕是伟大崇高的功利主义角度去探索的。这也便注定他的探索是独步的，寂寞的，甚至是被误解的。”【6】冒着被误解的危险，林庚仍坚持自己的艺术观念。他对文学仅是从艺术的角度理解，而并不将文学作为参与现实的“匕首和投枪”。到新燕京时代，这种艺术至上的文学主张已无生存空间，所以，林庚只能“转变”。这在下面这篇集外文中，表现得更为突出。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中国参战。全国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对美帝国主义的教育进行仇视、蔑视、鄙视，很多有美国教育背景的知识分子参与其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刊于1950年11月8日《新燕京》（第2年第10期），署名“林庚”，全文如下：
无疑的，侵朝的战火已经蔓延到我们的国门之前，激烈的战讯不断的从鸭绿江边传了过来，虽然人民的力量更坚强的予侵略者以打击，但是侵略者的野心是不会就停止的，战事还要继续的更激烈的发展下去。朝鲜是我们的兄弟国家，是我们的近邻，今天我们必须而且能够援助朝鲜，也是世所周知的。也就因为这个，我们成了侵略者的眼中钉，我们东北因此被美机无理的轰炸。那意思是说：“你敢援助朝鲜吗？先给你个颜色看看！”好！那么我们就援助朝鲜给他们看看吧！以颜色还颜色，是当仁不让的。何况援助朝鲜，就等于援助我们自己，保卫我们的国家，把野心的敌人拒抗在大门之外，而不让他越过雷池一步。鸭绿江畔正在演着历史上空前的大搏斗，我们隔岸观火是不允许的，也是不应该的，我们只有在毛主席领导之下，从思想到行动武装起来，一致勇敢的接受这时代的任务。
新的消息不断的涌来，侵略者的嘴已经在否认鸭绿江是中国与朝鲜的天然边界了！这意味着什么是不难想像的，侵略者的炮口也就会随时指向我们的国门，我们要保家卫国，这就是我们要坚强地拿起武器的时候了！
燕京大学由美国教会主办，是美帝国主义对中国文化教育侵略的罪证。在抗美援朝运动中，燕京大学的教授首先表态，校长陆志韦发表了《燕京大学受到的美帝主义文化侵略》，揭露司徒雷登把持学校的罪证。在此情形下，林庚也必须对抗美援朝发出声音。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对外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国内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尤其是各教会大学的教授，必须在这场运动中与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不再亲美、崇美、恐美。
不能怀疑林庚的爱国情怀，但是对爱国的表现却有种种方式。可以是以私下自己的方式，也可以是一种公开的表示。抗日战争期间，林庚在西迁长汀的厦门大学教书，在日本侵略者的威胁下，仍旧弦歌不辍，身体力行地表现出坚毅的爱国情怀。但是他没有只言片语，没有一篇文章谈及抗日，呼吁抗日。因为，此时他可以选择做一个书斋式的学者，他可以选择不为这些国家大事发出声音。当抗美援朝作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出现时，林庚亦是被改造对象，在国家意识形态的机器面前，个人别无选择，只有服从与接受。这篇文章显示，林庚要对抗美援朝运动表态，必须从象牙塔内走到十字街头。在各种运动中，要继续做书斋式的学者已不可能。
而在声势更为浩大的土改运动中，林庚的“转变”表现得更为突出。
1949年底至1951年底，在毛泽东的直接倡导下，数十万的知识分子作为土改工作人员，亲身经历了土改运动。这场土改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有着重要作用，甚至被认为是“1949年至1957年间一连串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这是最成功的一次。”【7】这从参加土改运动的知识分子的心得体会中可见出一二。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汪宣说，土改“对于知识分子，实在是理想无比的思想改造的好机会，就我个人来说，它将是我思想改造过程的里程碑。”【8】类似的感想与体验，在参加土改的知识分子中还有很多。1951年3月24日的《人民日报》刊出署名“燕京大学教授林庚”的文章《伟大的土地改革》，《林庚诗文集》并未收录此文，或许是因为已经收录了《我在土改里的收获》一文，所以此文未录。但是，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谈土改感受的文章，对理解林庚思想以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问题，有重要的意义。全文如下：
土地改革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大事，几千年的封建制度从此就要烟消迹灭，在这里农民醒觉起来，成为广大无边的力量，反动的残余被彻底的镇压下去，这样土地改革的完成就必然使得抗美援朝更有力的走向胜利的大道。
在土地改革的高湖中，农民是真正地站起来，“地主”两个字已成了农村中骂人的名词。而农民一旦站了起来，就具有高度的主人翁态度，例如我这次在苏南吴江参观，镇南乡干部在计算倪镜清的地亩时，干部一时算多了一亩，说是三十亩零七分，农民们便纠正说只有二十九亩七分。双方讨论了许久，后来到底还是农民对了。这里不但说明了农民的办事能力，而更重要的是那勇于负责的主人翁态度。有了这样的态度，农民是再不会被奴役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时代是永远过去了，农民自己觉悟起来做了主人，他们热爱祖国，热爱毛主席，热爱中央的政策，他们称土地改革政策为毛主席办法。这办法叫他们要“团结互让”，他们就真能团结互让，要“公平合理”就真能公平合理。抽田分田的阶段我们直接参加了工作，有些以为可能发生困难的问题，到时候都由于“团结互让”“公平合理”而顺利的就解决了。现在江南一亩地大约合到七八十万元，为了分田的方便，有时要一个农民少得三四分地，他们为了互助互让，却都毫无难色。这些让我们不能不倾心的礼赞，农民在过去封建剥削下所养成的短视和自私，在土地改革的高潮里已经得到冲洗，他们知道天下农民是一家，他们知道劳动人民是一个整体，他们已深入地体会到阶级的友爱，这些都无疑地教育了我们自己。土地改革所以是一个大熔炉，它非特烧毁了旧的制度，而且锻炼出新的人来；非特改造了农民，而且也正改造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
在农村，民兵工作是普遍的展开着。这些民兵都是自发的，他们夜里要放哨，白天要跑路送信，检查可疑的人等。他们并不要求报酬，却越作越高兴，一个村子有了臂章，每个村子便都有了，一个村子有了旗子，每个村子也都有了，开大会时举着旗子敲着锣鼓带领本村人来参加的是民兵，到了会场带着臂章维持秩序的是民兵，民兵在农村里已成了光荣的名字，年青人而当不上民兵的便觉得惭愧。这时我便常想起北朝的乐府：
新买五尺刀 悬挂中梁柱
一日三摩娑 剧于十五女
什么“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已完全成为过去的谣谚了。今天的农村，通过土地改革，一切都正在急速的改变。土地改革所以是一切的枢纽，它推动着这土地上一切的人民走向勇敢革命的道路，什么反动分子还敢在土地改革后的乡村出现，他就必然会被手无寸铁的人民抓了起来，今年最冷的时候发现有的土匪，因为不敢走到村子里来，已被冻死在山里了。这就是人民伟大的力量。
至于土地改革中的干部，他们都是些青年，都是非常可爱的。我们过去常听人说政策越到了下级就越要走样，这回从土地改革里亲眼证明了这话的不对，他们细心谨慎，有魄力有见识并有掌握政策的能力。使我们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了更多的东西，柳塘乡干部同志鲁希萍是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他工作的明快、认真、虚心、沉着，以及有领导的走群众路线，使得一位同人忍不住天真而郑重的问他说：“我问你一个问题：别地方的干部是不是也都能跟你这样的好呢？”这由衷之言使得这位青年只好回答说：“有的比我更好，也有的比我略差些。”这一个问答成为我们到震泽区这一组同人中的佳话。
我这次有机会向农民学习，向干部学习，具体地学习了阶级的立场，群众的观点，与执行政策的方法，在感情上更进一步的接近了劳动人民，在思想上更明确的认识了土地改革的伟大与抗美援朝的必然胜利。
人民的力量是无边的，祖国已经更强大的站了起来！
土改运动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非常重视。在1951年2、3月间，毛泽东作出批示，要求各地“对民主人士应采取积极态度，引导他们参加土改等项工作”。“民主人士及大学教授愿意去看土改的，应放手让他们去看，不要事先布置，让他们随意去看，不要只让他们看好的，也要让他们看些坏的，这样来教育他们。”【9】为响应毛泽东的号召，1951年2月8日，林庚参加的华东区土地改革参观团开赴华东地区，去参观学习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为期一个月。参观完后，林庚写了两篇文章谈这次土改的体验，一篇是发表在《光明日报》上的《我在土改里的收获》，[该文还以《我的体验》为题发表在1951年3月22日的《新燕京》（第2年第21期）上。]另一篇就是上面这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伟大的土地改革》，两篇文章发表前后相差一天，应是同时写的。
林庚认为：“土地改革所以是一个大熔炉，它非特烧毁了旧的制度，而且锻炼出新的人来；非特改造了农民，而且也正改造着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通过参加这次土改，林庚思想上有了新的认识：“我这次有机会向农民学习，向干部学习，具体地学习了阶级的立场，群众的观点，与执行政策的方法，在感情上更进一步的接近了劳动人民，在思想上更明确的认识了土地改革的伟大与抗美援朝的必然胜利。”【10】这些新的认识是林庚在新政权下的“转变”。从一个独守书斋的学者，转变为一位必须参与到时代大变革中去的“思想改造者”。在共和国成立后的一系列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从旧时代过来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知识分子都面临被改造的问题。他们势必就得与历史划清界限，在与过去思想的对照中，必然发生“转变”。这在进入共和国时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林庚“转变”的意义是什么？林庚代表的是纯粹学者这一类知识分子，他们在1949年前，很少过问现实政治，也很少参与社会事务，一心在象牙塔内研究学术。没有什么主义，也不加入任何党派，与政治疏离。林庚研究的是古典文学，与现实相离更远。这一类知识分子，本不存在改造与否的问题，但在新政权下，国家意识形态对知识分子的规训是全盘的，改造的目的则是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一意义上，林庚的“转变”具有代表性，而钩沉出的三篇集外文，正是林庚“转变”的具体显示。这些也是三篇集外文的意义所在。
注釋：
【1】参见张洁宇：《“人的问题”——<世界日报·明珠>上的林庚佚文》，《新文学史料》2010年第1期。
【2】《发刊词》，《新燕京》第1年第1期，1949年10月31日。
【3】《文学研究社成立现有社员约五十人》，《新燕京》第2年第8期，1950年10月25日。
【4】林庚：《林庚诗文集》第9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
【5】参见马嘶的《林庚评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0页）：“燕园里处处有革命的歌声，《团结就是力量》以及《茶馆小调》、《你这个坏东西》、《古怪歌》、《五块钱的钞票满地抛》等抨击国民党腐败的歌曲在燕园里流行着，广大师生在欢笑的同时，也受到了民主运动的启蒙。”
【6】马嘶：《林庚评传》，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7—78页。
【7】于风政：《改造：1949—1957年的知识分子》，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7页。汪宣：《我在土改工作中的体验》，《光明日报》1950年4月2日。
【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第119页、第173页。
【9】该文还以《我的体验》为题发表在1951年3月22日的《新燕京》（第2年第21期）上。
【10】林庚：《伟大的土地改革》，《人民日报》1951年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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