氓之蚩蚩：阿Q、祥子及其他

主持人语

郭艳

城市在当下是最为复杂的人类栖息地，同时也是最暧昧难辨的文学意象。如传统与现代的对应关系一样，古代城市和现代城市依然有着本质的区别，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模式来说，现代城市无疑是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产物。同时中国现代城市本身带有鲜明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国家的印记，所谓的现代城市也具备了相当复杂的中国式现代性特征——新旧杂糅与面目难辨。现代城市是和现代人相对应的概念，中国现代城市作为一种现代审美象征符号已然和中国古代城市绝然不同，同时中国现代城市生存也不能等同于狄更斯、巴尔扎克、乔伊斯、卡夫卡、帕慕克、卡佛、库切、门罗等所生活的西方现代城市。中国当下城市文学的发生、发展和变异都存在着文化观念、代际分野和地域不平衡等多元特征。中国现当代文学对于城市意象的摹写多苦难叙事和丑恶审美，从而凸显出城市化过程中人心的颓败和建立现代人格之艰难。

大约三十年前，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三位先生曾共同署名发表了《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是“改造民族的灵魂”。在这一总主题中，又一直存着两个相反成分的分主题：一是沿否定方向，以鲁迅式的批判精神，把“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态度，凝聚到类似阿Q、陈奂生这类形象中；一是沿肯定方向，以满腔热忱挖掘“中国人的脊梁”，呼唤一代新人的出现，或是塑造出理想化的英雄来作为社会效法的楷模。与此相应，农民和知识分子两类形象也始终受到密切关注，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这一论断确乎有其删繁就简的概括性，却又很难说涵盖了现代中国文学的多重样貌。比如，农民和知识分子形象固然占有很大比重，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相当一部分重要的人物形象，他们既不属于农民或知识分子，也不可简单地予以否定或肯定，像沈从文的翠翠、张爱玲的白流苏、萧红的冯歪嘴子，以及格非的秀米、佩佩、家玉等等一些人物，似乎都游离于前面所说的“总主题”，也似乎比承担了“铸造新的民族灵魂”任务的所谓负面人物或理想人物更有其的生命力。所以，在我平素的阅读功课中，反倒有意无意地关注了一类离开了乡土到异地“谋食”的别样的人。这“异地”多为城市，这些人原本多是农民，也有的是文化人，他们从乡下跑到城里，或从县城来到省城、京城，为了适应新的环境，寻求新的生活，在充满变数的围城中，串演了一部部悲欢交错的活剧。对远离故乡的人，可以美其名曰“游子”，不过这只是识字阶级的专利，比如鲁迅就自称“南来的游子”。对没有话语权的草民来说，大概只有被命名的份儿，或叫流氓、流民、流人、游民，又或叫蚁民、盲流、农民工、打工族。实际上，“氓（甿）”原本是中性词，指的是失去土地、流离失所的外来人（《说文》：自彼来此之民曰氓），然而当它一沾上“流”字，即衍变成了坏蛋、无赖、淫徒，被逐出了正统世界。这里，我亦无意为流氓正名，只想取其本义，用来指称现代文学中的一群“跑题”的人。

鲁迅先生写过一篇八百余字的短文《流氓的变迁》，从先秦的“孔墨之徒”数落到民国的张资平“氏”，并还断言，“现在的小说”，还没有写出“流氓”——“这一种典型”。不知是出于自谦，还是对“流氓”的要求太高，其时鲁迅本人已写出《阿Q正传》，那个“行状”渺茫的阿Q正是流氓胚子。阿Q的种种事迹虽与鲁迅定义的高级“流氓”有所差距，但就他的身份来看，称为“流氓”也不离谱。权且冠之以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位“流氓”罢，用阿Q自己的话来说，去掉“流氓”，余下的就是“第一个”，呵呵，足以“傲然”一下了。

阿Q无疑是一个病在骨髓的人，然而整个中国病入膏盲者何其多，为什么单单是阿Q未得善终？假如他只是一个农民，假如他有一块可以刨食的土地，那么，他的命运很可能会像《故乡》（1921）中的闰土那样，虽也难免“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之苦——哪怕“苦得像一个木偶人”，哪怕景况再坏，也不至于落到死无全尸的地步。可见阿Q之死有一个关键的前提，即他的正面身份的丧失。在没发生所谓“恋爱的悲剧”之前，阿Q虽已沦为流氓，还跟农民多少沾些边，至少还有人肯找他“帮忙”做点零活，使他能够一天一天地“自尊”、“自负”下去。可是一旦出了“作风问题”，他的“正面身份”便随之作废，被村民们彻底排斥在了吃饭体系之外，“真能干”变得没活干，“生计问题”就成了性命攸关的头等大事，既然阿Q不准备饿死，就要另寻“求食”之道。阿Q并不笨，他也懂得树挪死人挪活的道理，知道向新的生存环境流动，至此，阿Q不但落实了作为“流氓”的名分，而且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由乡村向城市迁徙的人。也就是说，阿Q被迫拔除了与农民、农村相勾连的根，也有了“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这样的机缘了。然而来到城里的阿Q，寻到的营生只是投到了偷盗团伙的旗下，做了一个蹩脚的毛贼。不仅淫，而且盗，阿Q非但没有树立起“流氓”的新形象，反而把流氓的旧理念败坏了，及至后来的荣归（实是逃回）故里，阿Q靠销赃“中兴”了一下，也为“革命”激动过一阵子，但终归还是当了替罪羊，稀里糊涂地上了刑场。

我曾设想，阿Q被迫离乡进城，已经仓促遇到了自我更新的时机，假如他决然做个彻头彻尾的流氓，割断了与未庄的联系，去认可、接纳城市，那么他会不会成为新人，会不会拥有新的生活？可是后来再想，答案却是：阿Q就是阿Q，流氓就是流氓，无论他走到什么地方，无论他处于什么时代，他都不可能洗刷去作为流氓的惯性。如此推断，阿Q这样的人，死则死矣，即不死，却也难料不成长为一大祸患。不过以政治家的眼光来看，阿Q这一类人并非一无是处，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比如毛先生就明确表示：“处置这一批人（即所谓游民无产者），是中国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然而对于阿Q，作者鲁迅却多有近虑远忧，他曾说：“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我的阿Q的运命，也只能如此……此后倘再有改革，我相信还会有阿Q似的革命党出现。我也很愿意如人们所说，我只写出了现在以前的或一时期，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后，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后。”鲁迅说这番话是在1926年（民国十五年），他的预见虽不那般立显功用，却透着冷峻的清醒。诚然，阿Q会革命，比那些不革命或没革命的人来，怎么着也是一个自封的革命者了，可是当“不好的革命党”在城里剪人辫子时，阿Q立刻吓得再也不敢进城，他的创造性不过是拿一根筷子将辫子盘在头顶上。至于阿Q身后，革命更是蔚为盛事，真是此长彼消，花色繁多，几乎从未断绝，常为史上美谈，堪称不朽。那种种壮观景象，皆与阿Q无关，又皆与阿Q牵连，我们的历史就是这般错乱杂陈盘桓衍变的。

我们知道，阿Q作为失去土地的“流氓”，客观上具备了向城市靠拢的可能性，也具备了自我否定自我突变的可能性，特别是遭到了乡村的熟人社会排斥，无法继续做一个较多正面的流氓时，走向陌生的城市便成了阿Q不由自主的选择。然而阿Q对城市又是先天排斥的（当然城市也会排斥他），进入城市的阿Q并没有主动纳入城市社会之中，而是游离于城市之外，把城市当成了攫取、侵袭的对象，把自己变成了一个彻底反面的流氓。也许阿Q身上的流氓习气决定了他会铤而走险、逞一时之快，决定了他必定要与城市擦肩而过，这个悬挂在农耕时代尾巴尖上的弃儿，注定了无以抓持，也无从落定。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高师演讲，提出了一个朴素而又迫切的问题，即“娜拉走后怎样？”在此无妨将这个鲁迅式的发问略作发挥，再来替阿Q问一问：

——阿Q失了土地后怎样？

——阿Q成了流氓后怎样？

——阿Q离了农村后怎样？

——阿Q到了城市后怎样？

或者再进一步问一问：阿Q之后怎样？

阿Q之后，已百年矣。假如阿Q不死，假如他彻底告别了未庄投身于城市，或许也会有别样的生活。好在，自鲁迅以来，以流氓或准流氓为主角的作品并不为少，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萧红的《马伯乐》、苏童的《米》、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写的都是“自彼来此”的外来人、陌生者。在祥子、马伯乐、五龙、许三观身上，或多或少都有些“流氓”的印记。至少，他们都是远离稼穑的离乡者，是“离家出门找生计的人”，是“到城里去谋生”的人。这样，城市生活就成为新的可能，他们注定也要与之颉颃，并付出代价。

就在鲁迅先生辞世那年（1936），客居青岛的北京人老舍写出了著名的“京味小说”《骆驼祥子》。提到骆驼祥子，许多论者会把他总结为“市民形象”。所谓市民，当指“城市居民”，照此说来，祥子的市民身份实在勉强。未与虎妞结婚之前，他居无定所，虎妞死了之后，他又是无处容身，一个“居”字就把他的市民身份取消了。那么，洋车夫祥子究竟该算什么身份呢？我曾注意到，海外评论家王德威在一篇文章中说：“祥子是一个生长于北京贫民窟中的孤儿。”其实并不尽然，在小说开头两章，老舍就多次提到“祥子是乡下人”、“乡下老儿”、“他究竟是乡下人”，并且清楚地点明了他的来路：“生长在乡间，失去了父母与几亩薄田，十八岁的时候便跑到城里来。”可见祥子并非生长于北京城，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乡巴佬”。虽然《骆驼祥子》通篇没出现过“农民”二字，但祥子本是一个农民是确凿无疑的，农民而失地，便跟“流氓”沾了边，至少具有了流氓身份，至于跑到城里，“流氓”与否就得看他的造化了。

确实，比起阿Q来，进入城市的祥子是本分的，投入的，向上的：“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凡是以卖力气就能吃饭的事他几乎全做过了。”祥子不像阿Q，只把城市当作投机之地，他对城市的认同几乎是毫无保留的，他有信心，有主意，最终选定了一个正当的职业，一心一意要在城市站稳脚跟。他虽然来自农村，却分明与农村决绝了：“祥子似乎忘了他曾经做过庄稼活；他不大关心战争怎样的毁坏田地，也不大注意春雨的有无。……和城里人一样的只会抱怨粮食贵……”嗯呐，祥子一头扎入城市的瓮牖之中，确确有些城市的脾性了。他像是很容易就突破了“流氓”的瓶颈，由乡巴佬过渡成了小市民。什么原因促成了祥子对城市的归依？小说第四章有一段话或许可作参考。写到祥子逃脱了兵乱，回到北平城，作者的笔下也不禁慨然：

……走！一气他走到了关厢。看见了人马的忙乱，听见了复杂刺耳的声音，闻见了干臭的味道，踏上了细软污浊的灰土，祥子想爬下去吻一吻那个灰臭的地，可爱的地，生长洋钱的地！没有父母兄弟，没有本家亲戚，他的唯一的朋友是这座古城。这座城给了他一切，就是在这里饿着也比乡下可爱，这里有的看，有的听，到处是光色，到处是声音；自己只要卖力气，这里还有数不清的钱，吃不尽穿不完的万样好东西。在这里，要饭也能要到荤汤腊水的，乡下只有棒子面。才到高亮桥西边，他坐在河岸上，落了几点热泪！……坐在那里，他不忙了。眼前的一切都是熟习的，可爱的，就是坐着死去，他仿佛也乐意。

老舍真是把祥子对城市的痴迷写到骨头里了，乱也好臭也好脏也好，反正北平城就是他的天堂，这里有声有色，有财富有机会也有优越性，祥子就是这样被城市征服了。虽然作者没有涉及他的乡村生活，但是可以想见，那里的条件势必是封闭、恶劣、落后的，或许还会受到乡人的欺辱，而相对来说，城市则是开放、杂糅、包容的，个人的能量比较容易发挥出来。祥子看到了城市的先进性，并且主动地靠近它、接受它，也说明他在开始摆脱小农背景的局限，逐渐向城市文明进化。假如他像阿Q那样自以为是，就不可能留在城市，更不可能在城市安身立命，尤其需要掂量的是，他对北平的从属意识一经建立便牢不可摧，像是嫁至名门的小媳妇，咬紧牙关也要从一而终。比如，要是当初选择了“跺脚一走”，祥子完全有可能逃开虎妞设下的圈套，可他一门心思考虑的却是“不能走”：

就是让他去看守北海的白塔去，他也乐意；就是不能下乡！上别的城市？他想不出比北平再好的地方。他不能走，他愿死在这儿。

坚韧。执拗。决然。骆驼祥子认定了北平，把自己交给了北平。在北平成就他的美梦时，也注定成了他解不开的死结。

关于祥子的遭遇，最为简便的说法就是他“三起三落”的买车经历。他的梦想是“从洋车上成家立业”，然而现实却把他从高等车夫变成低等车夫，最后成了苟延残喘、苟且偷生的“末路鬼”。作为现代中国最早的进城务工者，“祥子还在那文化之城，可是变成了走兽。”原本体面、要强、健壮、好梦想的祥子堕落成可悲可怜的行尸走肉。对于骆驼祥子的不幸落败，人们除了从其自身找原因，通常更愿意归罪于“社会病胎”，所谓“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是也。《骆驼祥子》由此成了一种文学样板，在很多作家笔下，“城市”往往被处理成“乡下人”的对立面，它的一面是天堂，一面是地狱，像祥子这样的外来者，永远也不可能走上康庄大道。《骆驼祥子》之后，“祥子式命运”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被不断翻新、改写，但是万变不离其宗，那些进了城的各路人等，总还是免不了失魂落魄，甚至“变成了走兽”。仅以苏童的长篇小说《米》为例，其时代背景仍为万恶的旧社会，主人公五龙也是一个流浪到城里的乡下人，对他来说，城市如同梦里的天堂，为了活命，为了出人头地，为了衣锦还乡，五龙学会了忍辱负重，学会了耍阴谋、下毒手，不惜恩将仇报，也不怕恶贯满盈，终于成为城北一霸。与祥子相比，五龙显然更为适应城市，但是这种“适应”却让他成了彻头彻尾的流氓。不过，五龙结局比祥子更惨：他被人刺瞎了双眼，只能在垂死之际返回老家。尽管《米》的故事走向与《骆驼祥子》相反，但其叙事方式大致相似，祥子和五龙，一个因城市而一再萎缩，一个靠城市而一再膨胀，两人非但没在城里获得新生，反而都走向了死地。城市不能给他们体面的正常人的生活，反而吞噬了他们的灵魂和人性。所以，苏童又借五龙之口说：“城市是一块巨大的被装饰过的墓地。”

通过《骆驼祥子》和《米》，或可看出老舍与苏童的相通之处，他们的作品，诚然可让我们看到“社会的病胎”，祥子和五龙，当然也可作为“改造民族的灵魂”的样本，但同时，又感觉十分荒谬：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城市作为异地、他乡，为什么我们总是彷徨于无地，难以做到“此心安处是吾乡”？

延及当下，祥子式的遭际仍旧频频出现，有社会新闻，有“底层叙事”、“打工文学”，有《平凡的世界》《许三观卖血记》《城的灯》《高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感人催泪之作，但是孙少平、许三观、冯家昌、刘高兴、涂自强们的进城故事似乎并不比《骆驼祥子》新鲜多少，这些人物仅只比祥子多了些新时代的信息，身上都还披着祥子的影子，连同故事的讲述方式，似乎也和祥子的“三起三落”不相上下。这样说来老舍堪称“底层叙事”、“打工文学”的鼻祖，其实把《骆驼祥子》放到现在也说得过去，或许只需稍作改动，比如把祥子改为出租车司机，就可能呈现出所谓现实性、当下性。时代尽管在变，祥子还是老样子。究竟是我们的生活一直如此阻滞，还是写作者太拘囿于匮乏的生活？这类作品远未突破苦难叙事的藩篱，鲜有“别样的人们”，也未见新的生机。它们惯写外来小人物的辛苦遭逢乃至幻灭，常将城市生活简画成凶悍的怪兽，众多的许三观们想要安稳活下去，只能付出血的代价。

此外，还有《我的八叔传》、《人外人》、《兄弟》、《生死疲劳》等荒诞浮夸之作，钟世通、阿盛、李光头、蓝解放等人物都是从小混混、无业游民，变成了暴发户、大人物，与祥子、涂自强那些倒霉蛋相比，钟世通、李光头们甚至称得上与时俱进的“成功人士”。他们像是阿Q转世而生的“好汉”，真的将“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的宏伟理想发扬光大了。他们确比阿Q、祥子幸运，赶上了大显身手的好时候，于是，流氓炼成了会抓耗子的好猫，李光头摇身一变成了黑白通吃的地方豪强。显然我们又无法将这样一帮人当作流氓的楷模，只能将他们的发达看成社会转型期的畸形怪胎。将他们放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总主题”中，倒是合乎“改造灵魂”的要求，只不过作者的态度已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所能解，换作“惊其嚣张，惧其癫狂”或许贴切。此类作品看起来要比《平凡的世界》多有机趣，只是又把虚胖的“大人物”放到了城市生活的反面，把他们设想成了贪婪的饕餮。

所谓“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概总未摆脱“乡土中国”的桎梏，中国文学似乎总脱不了沉重的乡土传统，哪怕我们早已处在城市化的洪流中，也还是容易掉入城乡对立的思维定势，我们对于城市生活的认知和想象甚至不如七八十年前的老舍先生来得透彻，写出的作品不是假模假式，就是隔靴搔痒，总难有《骆驼祥子》那样的质朴妥帖和刻骨铭心。尤为重要的，或许还是我们对现代生活的把握能力，对现代人的体恤和理解。最近读了徐则臣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忽又觉得他敏锐地扩张了当代文学的书写维度，更深一层写出了众生的世界，写出了撕扯不清的现代生活。回头看徐则臣写于2006年的《跑步穿过中关村》，以卖盗版碟为生的敦煌，自行车被盗，被假警察讹诈，跟夏小容、七宝的暧昧关系，这个干着违法营生的主人公，随遇而安，得过且过，几乎就是步骆驼祥子的后尘，甚至比祥子更惨，祥子尚且拿北平全个的城当作自己的家，敦煌则“一直担心一转身北京就变了”，北京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北京，他只是北京的不安定因素。作为一部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或也只能到此为止。《耶路撒冷》延续并扩展了徐则臣的北京故事，只是它采取了迂回的方式，将北京处理成了人物的背景，把初平阳、易长安几个主要人物的活动地点放在了他们的故乡花街。初平阳返乡处理老宅的情节很容易让人想到鲁迅的《故乡》，只是鲁迅小说的姿态是居高临下的，重在表现对故乡的悼惜，他的离乡意味着开始“新的生活”。《耶路撒冷》则不然。此前，离开鲁镇意味着新生活，去北京意味着新的生活，可是现在，似乎回到花街才有新生活，离开北京才有新生活，“到世界去”才有新生活。所以，这里的初平阳的还乡之旅有了不同于鲁迅老舍时代的现代意味，鲁迅那个时候，每个人都拥有确凿的故乡，而今，几乎所有人都成了无根无由的“氓”。就此而言，《耶路撒冷》的人物设计也大有用意，有要到耶路撒冷求学（或说寻求信仰）的社会学博士初平阳，有实力雄厚的企业家杨杰，有“假证制造业”头号人物易长安，有流浪过大江南北的打工者秦福小，有曾跟从初平阳“北漂”过的前女友舒袖，以及花街本地的各路人等，仅从这样的人物网络即可看出作者无意专写某一类特定的人，而是尽量写出种种人，写同一个世界的“我们”，这样当然要比单纯写一祥子、写一许三观更具繁复感，可以让我们发现世界的浩渺虚无。《耶路撒冷》无疑具有须弥于一芥的架构意识，作者并未以对立的方式处理北京与花街的关系，当然也没有把初平阳、易长安们简单处理成“长安居大不易”的牢骚分子，他只是抱着“他们是我，我是他们”的态度，让他们“各从其类”，各有其心思，各有其裁夺。徐则臣写出了“小民”的大千世界，以及“我们”的万种乡愁。

回到本文的起点，原本的意图远未达到，这里仅是拉杂记下了一点思路罢了。回顾《平凡的世界》《高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这样的作品，不禁想到《红与黑》（1830）、《远大前程》（1861）、《美国》（1925）之类外国小说，又不免沮丧，为我们的孙少平、刘高兴、涂自强显得那么可怜，而于连·索黑尔、匹普、卡尔这些小人物即使身上有罪也不失其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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