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泰斗,,师者楷模
他长期从事水资源开发利用、大江大河治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科研和教学工作，为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发展和水利水电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被称作“工作狂”，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瓦西到长江中上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都有他频频出现的身影。从英俊青年到暮年老者，他不变的身份是清华大学水利系教师，2002年5月1日，他遍布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汇集了一本50多万字的论文集《江河颂》，献给了他。他就是中国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工程教育学家，中国工程院和科学院院士——张光斗先生。2013年6月21日，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01岁。回首先生一生，以脚为尺量山水，用生命见证了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开拓与发展。
国在家园在 报效一颗心
1912年，张光斗出生在江苏省常熟市的一户普通人家。父亲张荔洲在福山镇海关任职员，母亲操持家务，兄弟4个，全家靠父亲的微薄薪金收入维持温饱。1924年张光斗小学毕业后，到上海南洋大学附中学习，后经交通大学预科升入交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学习结构工程。1934年大学毕业后，他考取了清华大学水利专业的留美公费生。
出国前，张光斗到国内各水利机构和工地实习，看到各地洪涝灾害频繁，水利事业不兴，人民生活艰苦。这些极大地激发了他为民造福、奋发求学的决心。1935年7月，他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学习水利工程。1936年5月，获硕士学位，暑期到美国垦务局实习。同年9月，到哈佛大学学习工程力学。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当时张光斗在美国刚刚获得工程力学硕士学位，并已得到在哈佛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奖学金。当“七·七事变”的消息传入他的耳中，张光斗再也无法在美国宁静地读书，他说：“如果国都亡了，我念书还有什么用？”就这样，他辞谢了美国导师的再三挽留，毅然放弃继续深造的机会。1937年的深秋，25岁的张光斗回到祖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
回国后的张光斗，立即投身祖国的水电建设事业中，1937年11月-1940年6月，张光斗在四川长寿龙溪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任设计课长。1940年7月-1942年12月，在四川万县任渡河水力发电工程处主任，先后在四川建成了一批小型水电站，为长寿和万县的军工生产提供了电力，支援了抗日战争。这期间，由张光斗负责设计的桃花溪、下清渊硐、仙女硐等水电站，虽装机容量很小，只有600-3000千瓦，但这是中国人民完全靠自己的力量设计、施工建成的第一批水电站，为抗战大后方的兵工厂雪中送炭，更为日后我国水电事业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婉拒橄榄枝 效力新中国
1943年3月，国民党资源委员会派张光斗去美国田纳西河流域局和垦务局考察并学习大型水电站的工程技术。到美国后，他吃住在工地，白天在工地向有经验的工程师、工人请教，边看边问边学；晚上收工后把白天所看到和了解到的感性知识从理论上进一步钻研。日积月累、年复一年，通过不懈的坚持和努力，张光斗积累了丰富的工程经验。1945年4月，资源委员发出回国令，要张光斗参加三峡工程的筹建工作。回国后，张光斗被任命为全国水利发电工程总处总工程师，参加三峡工程的勘测和规划工作，并与负责三峡工程设计的美国垦务局工程师进行技术上的联系。张光斗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修建三峡工程是不可能的，主张先建设一批中型水电站。在他的促进下相继成立了岷江、黄河上游、资水、翁江、钱塘江、古田、华中等8个水电勘测处、队和上清渊硐及古田溪2个水电工程处。在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大量水电站地址的宝贵资料。
1947年底，当时美国联邦能源委员会来华工作的柯登总工程师即将回国，他劝张光斗举家迁往美国，并答应代办签证、代付路费并安排在美工作，如果张光斗同意，还可在美国合办工程顾问公司。可张光斗表示：“我是中国人，是中国人民养育和培养了我，我不能离开我的祖国，我有责任为祖国的建设效力。”
1948年下半年，张光斗婉言谢绝台湾朋友邀他赴台工作的盛情，坚持留在南京，并力劝总处的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留待解放。当时，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电业处给总处来文，要求把技术档案和资料图纸装箱转运台湾，张光斗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和协助下，将这批技术档案和资料巧妙地保存了下来，为新中国水电工程建设留下了宝贵的技术资料。
受邀赴清华 毕生教育情
1949年10月，应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施嘉炀的邀请，张光斗先生携妻带子北上，赴清华大学任教，从此亦开始了他与清华大学、与教育事业的毕生情缘。在这里，他曾迎接了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成立；创建了国内的水工结构和水电工程学科，开设了水工结构专业课，编写了国内第一本《水工结构》中文教材。在这里，他建立了国内最早的水工结构实验室，培养了国内首批水工结构专业研究生。
直至今日，张光斗先生的学生、清华大学水电系老教授谷兆祺依旧清晰地记得当年先生带着他们去官厅水库实习的情景：“当时官厅水库正在施工，由北京到官厅，每天只有一趟夜车，从清华园晚上上火车，于凌晨二三点到沙城土木车站，再搭汽车去工地。火车到土木小车站，站台上只有一间小房，泥地，几平方米，连一个小凳子、一块砖头都没有。半夜三更到了小站，也没法去找工地运输队，全队就在小车站上席地而坐，靠墙休息，夏天蚊叮虫咬，冬天屋外寒风刺骨。先生当时近40岁，丝毫没有教授的架子，每次都精神抖擞地带领大家前往工地。”
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是张光斗教育理念的灵魂。学生们交上来的论文，如果没有经过实验论证或工程实践检验，他会立刻退回。他告诫学生们：“在水利工程上，绝不能单纯依赖计算机算出来的结果，水是流动而变化的，即使你已经设计了100座大坝，第101座对于你依然是一个‘零’”。在课堂上，若学生按照书本一五一十地回答问题，他最多给3分；若学生有自己的见解和分析，即便很不成熟，他也一定给5分。他说，在工程技术领域，如果没有创新，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爬行。
在清华园，体格瘦削思维却异常“强健”的张光斗先生，是令学生们崇敬与着迷的。面对一张张青春而充满求知欲的面孔，张光斗先生说过最动情的一句话就是：“做一个好的工程师，一定要先做人。正直、爱国、为人民做事。”这已成为几代学生的座右铭。张光斗先生的学生中，许多人已经成为今天中国水利水电事业的栋梁之才，其中有16位两院院士，5位国家级设计大师，以及为数众多的高级工程师、教授。
1997年，85岁、患有青光眼、白内障、写字手发抖的张光斗先生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使用电脑。他每天伏身电脑前，一手拿放大镜，一手敲键盘。在他写下的大量书信文章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对中国教育的思考与建议。1997年，他写下了《科教要兴国，兴国要科教》；1998年，写下了《加强高等教育与经济建设的结合是发展经济的关键》。仅从1996年到2000年，他写下的有关教育方面的书信文章就有32篇。
滔滔江河水 见证拳拳心
从张光斗先生参与设计、指导的一系列水利工程中，可以清晰地勾勒出他在神州版图上跋涉过的足迹。正如人们评价的那样：在中国，从黄河上游的龙羊峡、拉西瓦到长江中下游的葛洲坝、三峡，从雅砻江的二滩到红水河的龙滩，没有哪一座重要的水坝在遇到重大技术难题时，没有得到过张先生的指导；而直接聆听过张先生教诲，得以在工程建设中攻克难关的中国水利工程师，更是难以计数。
有人形容张光斗先生：走过的桥比常人走过的路还多。事实就是如此，70余年来，除了在校园中培育人才，张光斗先生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一座座丛山峻岭、一条条急流险滩中度过的。身处工程现场的张光斗，充满激情与投入，记不得有多少次，为了获取到第一手资料，先生经常不顾自身危险匍匐爬行于悬崖峭壁，有时甚至露宿荒郊。他经常头戴安全帽，脚蹬没膝高的黑色胶靴，和工人们一道下基坑，爬脚手架。
1951年，张光斗负责设计了黄河人民胜利渠首闸的布置和结构，几千年来中国人在黄河破堤取水的梦想得以实现。
1958年，张光斗先生负责设计了我国华北地区库容最大的密云水库。整个枢纽包括2座主坝、5座副坝、3座开敞式溢洪道等共19座建筑物，总库容44亿立方米，为潮白河下游防洪、灌溉和缓解首都北京供水紧张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在设计中大胆创新，采用了大面积深覆盖层中的混凝土防渗墙、高土坝薄粘性土斜墙、土坝坝下廊道导流等革新技术，这些技术措施在当时的国内均属首创。一年拦洪，两年建成，这在世界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不多见的。周恩来总理高兴地赞誉密云水库是“放在首都人民头上的一盆清水”。
1976年唐山地震，密云水库白河大坝上游保护层发生局部坍滑。抗震加固指挥部领导要求张光斗到密云水库工地工作，当时他仍处于受审查、受批判的逆境中，正在小浪底工地劳动，接到电召后不顾年老体弱星夜兼程赶回北京。到了工地，当时的军宣队负责人对他宣布：“这次抗震加固工程设计你要负责，但不准在图纸上签字。”回忆这段往事时，张光斗说：“我是为人民工作的，让我签字也好，不让我签字也好，反正我要对老百姓负责！”
1980年夏季，张先生唯一的、年仅38岁的儿子在京不幸病逝，时值先生正在葛洲坝工地审查设计，当时主持审查会议的陈赓仪副部长怕这突如其来的噩耗对先生的打击太大，在回京的路途中出问题，不得不对他谎称是学校要他立即回京参加重要会议。到家后，先生才得知儿子已经过世，听此噩耗，他两眼直瞪瞪一言不发地呆坐在那里，可以想象老年丧子，白发人送黑发人，对一位年近70岁的老人来说是何等的悲伤。他把自己关进了房里，两天没有出来。两天过后，他走出房门，拿出的竟是上万字的《葛洲坝工程设计审查意见书》。时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刘达同志见此“意见书”后深为感动，当即自己动手写信给余秋里副总理和钱正英部长、刘澜波部长，向他们推荐这份意见书，并盛赞张先生的这种对事业负责的精神。这份饱含丧子之痛写成的意见书，字字浸透着先生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对事业无私奉献的滴滴心血。
1981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为表彰张光斗自该校毕业后在水利事业上所取得的成就，特授予他1981年度“哈兹（haas）国际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学者首次获取这一奖励。
1982年，张光斗先生与美国克劳夫教授合作，在我国安徽响洪甸和广东泉水两座拱坝进行了现场起振器激振测振试验研究，提出了有价值的研究报告。同年，张光斗再次率团到阿根廷，参加世界工程师联合会年会，并使我国在此次年会上取得了成员国的地位。继1973年获得在国际大坝委员会的成员国地位后，我国已在两个重要国际工程学术组织中取得地位，这为工程界面向世界提供了两条重要的渠道，并维护了一个中国的严正立场。1985年，由张光斗先生参与领导的科研工作成果──地质力学模型试验技术及其在坝工建设中的应用，获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989年11月21日，张光斗先生与陈志恺同志上书中央，说明我国水资源问题日益严重，而在水源建设上又缺乏一个良性运行机制，政府应尽早采取有效对策。他建议：把水利列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重点，与能源、交通等并列相待；调整水利政策。江泽民主席和陈云同志都对他的上书做了重要批示，充分肯定了建议的重要性。1990年9月1日，李鹏总理代表国务院明确指出：“要重视水利的发展，要从战略高度来认识水利的地位和作用，要把水利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并从‘八五’计划安排中加以体现。”这样，在张光斗及众多水利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水利建设终于取得了在国民经济发展建设中应有的战略性地位。
老骥仍伏枥 难舍三峡情
晚年的张光斗先生，更加牵挂水利水电工程的进展。由于先生年事已高，很多高空、高海拔、深水等危险地带大家都不让他去，但他常常不管不顾，拦都拦不住。“工人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你们是不是想捣鬼，不敢让我看啊？”先生就是用这样“巧妙”的借口让大家无法对他说不。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那一年，张光斗80岁，建设三峡工程是他心中一直的梦想。1993年5月，张光斗被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聘为《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初步设计报告》审查中心专家组副组长。项目报告汇集了10个专家组、126位专家意见、总字数达300万，张光斗每天拿着高倍放大镜，从早到晚，逐字逐句反复推敲审核。他在专家组会议上说：“我们有信心、有志气建好三峡工程，我们又要如履薄冰地对待三峡工程。我们一定要抓住关键问题，只要是关键问题，千万不要放手！”
1995年10月18日上午，83岁的张光斗抵达黄河小浪底工地，下午又赶到大坝基坑察看防渗墙，第二天一早又一头钻进导流洞中巡视了一上午。“小浪底工程必须万无一失。你们不要骂我老保守。防渗墙就天衣无缝？我是不相信。”他严肃中带点玩笑地对施工负责人说。第三天，他早早就到石门沟料场去了。雨天路面泥泞，车子无法行进。张光斗不顾大家劝阻，硬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土料旁检验土质。
2001年春，89岁的张光斗先生以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副组长身份到三峡工地检查导流底孔施工质量。他深知高速水流对底孔过水表面平整度的要求极为关键，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他坚持从基坑顺着脚手架爬到55米高程的底孔，检查混凝土表面的平整度，当他用手摸到表面仍有钢筋露头等凹凸不平的麻面时，当即要求施工单位一定要按照设计标准返工修复。对于已近九旬的老人来说，爬40多米高的脚手架，其难度可想而知。就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张光斗先生还是坚持检查了两个底孔。事后他对带队的全国政协副主席、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钱正英说：“我实在是爬不动了，要是还有力气能爬，我一定再去多检查几个底孔。”
先生毕生为祖国水利事业操劳奋斗，功勋卓著。2000年蓝旗营的院士楼建成时，他说什么也不肯搬进去。他说我的住房条件很好，新房还是让给年轻的院士吧。同样，对于身外荣誉，先生看得很淡。他说：“我感到很惭愧，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一点事情，感到受之于人民多，为人民工作得少。”
90岁生日前夕，张光斗先生撰写的《我的人生之路》一书出版，成为留给世人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全书55万余字，每一个字都是由他用电脑敲出来的。
人物简介
张光斗
（1912-2013），江苏常熟人。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兼技术科学部副主任，中国工程院主席团成员，中国科学院、水利电力部北京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水利学会副理事长，《水利学报》主编，《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副主编等职。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委员和第六、第七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九三学社第六、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顾问，政协北京市第五、六、七届委员会副主席。
1949年10月起受邀至清华大学任教，历任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副主任、主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校务委员会名誉副主任。1954年加入九三学社，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同年，任中国科学院水工研究室主任。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清华大学水利水电勘测设计院院长兼总工程师。1960年任清华大学高坝及高速水流研究室主任。1994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1981年被聘为墨西哥国家工程科学院国外院士，同年获美国加州大学哈斯国际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