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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技推广中试验站的功能及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模式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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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X大学猕猴桃试验站在与政府农技推广部门、示范村、示范户、企业和合作社的配合中通过多种路径实现现代农业科技和广大小农的有效对接,凸显了试验站的实地研究、试验示范、基层推广和人才培养的主要功能。作为科技推广工作的平台和依托,试验站是将大学的科技成果推广到农村农民的“中转站”,其在与其他参与主体的互动中充分考虑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现实性和独特性,利用自身技术资源优势,结合政府统筹协调能力,提升了民间社会自组织能力。

关键词:试验示范站;农业技术推广;功能;互动模式

中图分类号:F320.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0439-8114(2017)11-2171-05

DOI:10.14088/j.cnki.issn0439-8114.2017.11.044

Abstract: Kiwi fruit experiment station of X university achieved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moder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nd the majority of small farmers by cooperation with the governmental departments of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sion, demonstration villages, demonstration households,enterprises and cooperatives,which highlighted the experiment’s functions such as field research, test and demonstration,grassroots promotion and talent training. As a platform and backing of sci-tech extension work, the experiment station was the “transfer station” by which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could be extended from university to rural villagers,during the interaction with other participants, by fully considering the reality and unique character of rural social structure in China,and making use of own technology and resource advantages, as well as combining with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bility,the experiment station enhanced self-organizing capability of civil society.

Key words: experiment and demonstration station;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extention; function; interaction patterns

世界经济市场优胜劣汰的竞争法则对中国以分散小农、各自经营、经验种植为特点的传统农业提出了挑战,要在世界市场中保有一席之地,必须改造传统农业,发展现代农业,即必须依靠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1],相应的需要更加富有活力的农技推广体系。中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建立起来的,为当时的农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原有农技推广体系运行吃力、效率低下,亟需改革。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经过调查指出,中国目前的农业推广体系存在人员多且素质差、经费不足、管理体制不顺、职能不均衡、非政府机构参与有局限性等问题,提出要从政府的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经费管理制度以及鼓励非政府机构的参与等方面进行改革[2]。

目前,大学参与农技推广的模式主要有以下四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和宝鸡市政府合作探索出的“农业专家大院”模式,后发展为以大学为依托,以建设服务于产业的试验站为核心,以基层农技人员为骨干,以推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民增收为目的,通过在产业主导中心地带建立永久性农业示范基地,为现代产业的发展提供全产业链的技术服务的“西农模式”[3];河北农业大学“生产为科研出题,科研为生产解难”的“农业综合开发”模式,以“太行山道路”为典型;东北农业大学探索出利用现代网络技术的“农业信息咨询”模式[4];南京农业大学探索出的“农业科技大篷车”模式,近年来,此种模式由“游击战”转向“阵地战”,推动专家工作站建设,同时创新出“M+1+N”和“O2O”等以网络为载体的新型农技推广模式[5]。从以上几种模式可以看出,目前农业技术的推广趋势主要有两个,一是建立试验站或基地,通过与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合作进行;二是以网络为载体,通过线上线下的合作进行。虽然网络的发展为农技推广带来了契机,但是不同区域网络的覆盖程度、农民利用网络能力等方面差别较大,目前来说,以网络为载体的农技推广模式只适合于中东部及沿海發达地区。试验站作为大学在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中的实体嵌入部门,集研究、示范、推广、培训等功能于一身,构建了一条从科技源头到产业一线的有效通道。郭占锋[6]在总结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试验站的特点时指出,试验站利用农业大学科技资源,结合区域产业的特点,让专家驻守农村,强调农户在农业技术发展中的参与作用,对农民进行科技培训,形成了多方协作的科技推广组织体系。何得桂[7]对以围绕产业建设产学研三位一体的永久性农业试验站的“农林科大模式”进行经验总结,认为此模式开辟了科技快速进村入户的渠道,有效增强了技术辐射力;促进了大学技术创新和农业生产需求的直接对接,促进了最新技术的推广应用;创新了校地合作机制;实现了实地培训和网络指导的结合;催生和培育了一批农业农村专业合作组织;推动了区域主导产业升级。也有学者提出了以大学试验站为平台的农技推广模式的问题和困境,如推广队伍后继乏人,经费不足,获得政府支持困难等[8]。

虽然对以试验站为平台的大学农技推广模式的经验已经有了诸多总结,对其优势和不足也有了较多分析,但是对于建于产业一线的试验站如何与当地其他推广主体配合互动,如何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等方面分析较少。因此,以对X大学在M县的猕猴桃试验站以及M县政府部门、农户、企业、合作社等参与主体进行的调研资料为基础,对试验站与其他主体在农机推广中的互动模式以及试验站在农技推广中的功能作进一步分析。

1 X大学猕猴桃试验站的主要功能

1.1 实地科学研究

猕猴桃试验站建立在秦岭以北渭河以南的猕猴桃产业带中心地区,在自然条件方面有着城市科研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试验站仿佛一个天然的实验室,更能培育和研发出符合当地自然条件的品种和技术,更加符合农村的实际需要。在多年的艰苦研究中,试验站总结出了猕猴桃种植八大关键技术,分别是培育新优品种、优质壮苗、标准架型、充分授粉、生态栽培、科学施肥、适时采收以及合理负载技术,这八大关键技术涵盖猕猴桃管理的整个过程,在与其他农技推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应用广泛,是试验站在互动中的主要优势。试验站的L教授介绍,试验站研究出猕猴桃树的标准架型,其树型规范,树干、树蔓、结果层次清晰,所以经过推广M县的猕猴桃果园整齐,標准化程度高,便于人工操作,并且具有观赏价值,这也是M县部分猕猴桃园区被授予国家级观光农业示范园区的主要原因。

除了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接地气”外,由于试验站建在生产一线,深入农民整个生产过程,因此能够快速了解农民的技术要求,对症下药,解决问题。同时也使试验站自身的科研和农民的生产实际联系起来,为研究指明了方向,研发的技术符合实际,能迅速转化为生产力,从而提高农民收入。

1.2 场站试验示范

M县种植的猕猴桃有“海沃德”、“徐香”等品种,近几年“海沃德”和“徐香”两个品种成为主流。种植面积最大的“徐香”是试验站由徐州引进,通过与本地猕猴桃杂交使其成为最适合这一地区种植的品种,借助政府、合作社、乡土专家在全县进行推广;“海沃德”品种是从新西兰引进并在试验站进行品种改进后,借助试验站专家和乡土专家进行推广。试验站的建立帮助M县猕猴桃产业在选种上少走弯路,借助与不同参与主体的互动,形成了引进—试验改进—推广的发展模式,有效降低了农业风险,实现了当地经济效益的快速回报。

试验站的示范作用还体现在其拥有一定面积的展示田。试验站现有猕猴桃试验示范基地7.3 hm2,分为4个区,分别是种子资源圃、杂交选育区、新技术展示区和苗木繁育区。新技术展示区是将研发的新品种新技术集中展示出来,吸引果农和合作社、企业前来参观学习。在调研中了解到,许多示范村的村级农技推广员经常去站里参观学习,将适宜本村的技术传授给村里的果农。同时这也是一个对外交流的窗口,来自其他省份和地区的研究和种植猕猴桃的专家、果农、政府部门在这里参观学习新的技术和经验,同时也将他们的经验和技术带来进行双向交流。

1.3 专家基层推广

X大学职称晋升中单列“推广系列”,设立推广研究员岗位,考评注重推广成绩,并进行专项资助和补贴[9]。试验站的专家教授提供的技术涵盖猕猴桃种植的全部过程,部分专家和教授常年驻站,与政府部门联合包村进社推广农业技术,一方面设立示范村进行长期技术推广和示范,充分利用村中示范户和村民中善于学习新技术的乡村精英的潜在带动能力,将技术推广示范到分散的果农中,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另一方面为涉农企业与合作社长期提供技术指导和支持,企业与农民进行合作,合作社对社员进行引导,这种途径使农业技术与小农的对接更加有效率。

1.4 人才教育培养

首先,作为学校的一个直属部门,试验站承担X大学作物学、林学、园艺学、植物保护、农业资源利用、畜牧学、兽医学、水利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农经、食品等学科本科生及研究生教学实习任务。试验站年平均接待科研人员1 000余人次,接待实习学生500余人次。部分农业技术推广专业的学生长年在试验站实习,为试验站的推广工作储备后续师资力量。

其次,试验站在技术推广中借助与不同参与主体的互动过程,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专家,即受众中的领先者。他们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对待新技术乐于尝试,信息来源广,社会关系理性而开放,见识较广并享有威望,可以扮演多个角色[10]。试验站通过对这个群体进行技术培养,使其成为技术推广的中转站,产生技术推广的裂变效应。

最后,试验站在农技推广的过程中为政府部门培养和提高了一批农技干部。对于一项新的面临推广的农业技术,农技干部自身不能很好地理解便很难进行逐级推广,在与试验站的合作中农技干部不断学习从而提升了自己的业务水平。

2 试验站与其他主体的互动模式

X大学猕猴桃试验站是农业技术推广的一个源头,整个M县的猕猴桃产业是数以万计有技术需要的小农组成的一个面,试验站作为其中的一个点,需要嵌入并影响整个农技推广体系。将试验站的技术传播到每个农户中,对新农业技术推广工作意义重大。在多年不断地探索和实践中,该试验站与其他推广主体积极互动,通过不同渠道将技术推广到基层农村,由此形成了点—线—面全方位覆盖的技术推广体系,如图1所示。

2.1 试验站专家+农技推广员+乡土专家(示范户、种植)

仅凭试验站的力量将农业技术推广到每一个猕猴桃果农中难度极大,必须和政府部门联合行动。试验站与M县果业局签订合作协议,由试验站提供技术、果业局负责组织。在实际中,该推广方式没有乡村本土力量“引路”不能有效地让科技进村入户,难以解决科技推广“最后一公里”问题。因而,M县逐渐探索出试验站、政府农技推广员以及以示范户为代表的乡土人才共同行动的推广模式,即“1+2+2”推广模式。该模式是指1名试验站教授加上2名县农技干部再加上2名本村乡土专家,通过协调与配合,使得技术可以传播到农村的最终端[11]。这种农业技术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尊重农户的主体性,遵循乡村社会的社会结构特征,发挥农村精英的关键作用,实现了社会各种力量的协同参与[12]。

通过这种模式,试验站激活了政府五级农技推广体制。高校和政府进行对接之后提高了政府农技推广体制的行动能力和整合能力。首先,政府的农技推广人员在与专家的合作中知识得到更新,业务能力得到提升;其次,通过与专家一起进村入社拉近了农技推广人员和农民的社会距离,便于其未来工作的开展;最后,推广的次数和水平可作为对其考核的标准,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以示范户为代表的乡土人才在技术推广中发挥的作用经常被忽视,乡村社会并非一个由相互孤立的个体组成的生活共同体,而是具有一定社会网络和结构的有机系统,恰当利用乡村网络和结构是发挥乡村社会自组织能力的关键所在。试验站在推广中培养了一大批乡土人才,通过这一群体建构了农村技术传播的内环境。首先,乡土人才是新技术从理论走向实践的“转换器”,善于学习科学知识而同时又生活在农村之中,新的技术在他们的钻研和解剖下融会贯通。当一般农户向他们学习的时候,他们可以将学术语言转换为“农民语言”,从而使得技术更加接地气更加容易被接受。其次,乡土人才是新技术的“过滤器”,从选种到采摘和贮藏,猕猴桃管理过程中涉及的技术种类和数量不在少数,但是否每一项都适合分散的农户使用有待商榷,很多技术因为成本高而适合企业、种植大户等大规模生产者采用。乡土人才将成本低廉但效果显著的技术保留并使用,将成本高昂不符合村庄实际情况的技术过滤,通过其示范带动作用,适宜本土的技术便能够快速在村庄中传播。乡土人才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新技术的传播,但同时降低了新技术带来的风险,通过他们的转换和过滤,新技术以更加可靠和安全的方式进入小而分散的果农之中。

2.2 试验站+政府科技部门+企业→农户

M县科技局以科技项目的方式大力支持猕猴桃产业发展,搭建科技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如该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驻园企业享有科技项目支撑,以及猕猴桃深加工研发平台、猕猴桃安全检查检验平台、猕猴桃电子交易平台等扶持,将科技服务落实到猕猴桃产业的方方面面。

对于以猕猴桃销售为主的企业来说,为了在市场上形成优势,必须在猕猴桃的品质、产量上严把关、高要求,寻求更稳定更优质的果源。如M县某果业公司为了在高端市场上占据份额,每年要收购一定数量的有机猕猴桃,与示范村签订合同建立生产合作基地,邀请试验站的专家对基地的果农进行技术培训,为其提供花粉、肥料、袋子等,要求在猕猴桃种植过程中不得私自使用膨大剂和农药、化肥等,最后以高出市场价格一定比例的价格收购。通过这种方式,技术逐渐传播到果农之中,也通过示范作用鼓励更多村庄和果农与企业建立合作关系。

当价格能够有效地反映产品和要素供需变化以及农民、公共研究机构和私人要素供应商之间存在有效的相互影响的条件下,市场价格将引导技术变革沿着一条有效途径进行,即产品需求增长—资源禀赋变化—对相对昂贵要素的替代需求—公共機构开发新技术—供应商提供现代技术投入品—引导农民用相对丰裕的要素替代日益稀缺的要素—实现技术变迁[13]。企业受市场巨大利益的诱导与农民签订契约,并聘请试验站专家作为技术顾问,向农民提供种植技术和物资,在获益的同时使技术得到传播。试验站在与企业的合作中也能掌握市场的技术需求,使技术的研发不再是“空中楼阁”,理论能联系上实际,帮助当地猕猴桃技术及时更新。

2.3 试验站+政府科技部门+合作社→社员(农户)

M县的合作社规模不一、主要的发展方向也有差异,大规模的合作社有成员上千户,也有几十户组成的小规模合作社,大都是由乡村能人牵头成立,他们在种植管理猕猴桃方面的优势吸引其他农户从而形成合作社。政府通过科技部门为合作社提供政策和资金、技术的支持,陕西省有“千人进千社,千技惠千村”的项目,简称“千人千社”项目。在全县选出了50个合作社由农经站审批和管理,政府部门为合作社联系专家,1个合作社配套1个专家,专家为合作社的社员提供技术指导,而政府部门对专家进行补贴和考核,规定指导次数并要求提交调研报告。部分专家是来自试验站,通过这样的方式将技术推广到合作社中,由合作社实现技术有组织有效率的传播。如M县S合作社在技术方面与试验站和果品推广中心等机构合作,向社员提供技术指导、肥料配方等,S合作社坚持标准化生产,在猕猴桃修剪、授粉、施肥、采摘等各个环节坚持手把手指导,并设立定点服务站向社员发放和出售农资,同时与农民签订订单,并提供信息。

合作社与企业相比更加注重整体性和服务性,谋求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强调农民的主体地位,参与的农民对于技术的学习更加主动,技术的推广也更加有效率。虽然目前中国合作社总体效率较低[14],且严格符合要求的合作社数量较少,合作社对农民的带动能力有限[15],但是无论合作社以何种形式出现,对于技术的需求是刚性的,技术是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必要因素,所以合作社仍然是提高农技推广效率的重要渠道。同时,试验站在政府的组织下对合作社进行技术指导,不仅使合作社的作物水平得到提高,也使自身深入产业一线,贴近农民生产过程,了解农民生产中的技术需要,真正实现了研究、推广、培训等功能于一身的使命。

3 小结与讨论

试验站在农技推广中集科研、培训、示范、推广等职能于一身,在充分考虑农村社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与政府部门、企业、合作社、示范村和示范户的多方互动,实现技术与小农的有效对接。专家和政府农技推广员以及乡土人才合作,通过示范引领的作用使得农业技术进村入户,乡土人才是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关键,发挥了农业技术推广“转换器”和“过滤器”的作用,通过乡土人才的“引路”发挥农村社会自组织能力,加强了农民的主体性。政府向企业提供项目、平台,试验站提供技术支持,通过诱导创新的方式通过企业向农民传播技术,企业在利益的诱导下对新技术带来的产品提出需求,农民在利益的诱导下与企业签订订单,同时接受新技术和方法。政府向合作社提供政策、资金支持,试验站向合作社提供技术指导,参加合作社的农民更具有主体地位则更有学习技术的主动性,合作社成为技术推广的有效渠道。在这个过程中,也使试验站深入产业一线,在与各个主体的配合中,有效把握产业技术需求,既能帮助农民及时解决实际问题,也能洞悉市场的技术发展方向,使科研和现实联系起来,理论联系实际,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虽然试验站在农技推广中优势显著,但也逐渐暴露出部分问题,如各参与主体的目标面向差异大,造成主体之间存在张力,影响技术推广效率和水平;中国农民缺乏契约精神造成与企业合作缺乏规范;市场的巨大反作用对技术推广体系带来制约等。除此之外,技术的推广不可能是同时无差别地推进,村庄自然地理环境、村组力量的强弱、农民分化等因素都会带来影响,这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但是通过试验站与农技推广中其他主体的积极互动确实在原农业推广体系的基础上实现了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对高校力量、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的有效整合,实现了农业技术点—线—面式的传播,使现代农业技术和数以万计的广大农户有效对接,最终实现农业发展、农民致富。

参考文献:

[1] 西奥多·W·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M].梁小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2] 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我国农业技术推广体系调查与改革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2005(2):46-54.

[3] 陈四长.一种创新型的农业技术推广模式——西农模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1):1-5.

[4] 黄国清,宋心果,邱 波.中国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典型模式分析[J].南方农村,2010,26(1):90-94.

[5] 李玉清,田素研,雷 颖,等.大学农村科技服务模式探索与实践——以南京农业大学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5(10):28-31.

[6] 郭占锋.“试验站”:西部地区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探索——基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实践[J].农村经济,2012(6):101-104.

[7] 何得桂.“农林科大模式”:大学农业科技推广的典型经验[J].农业经济,2013(9):111-113.

[8] 杨宏博,夏显力.以试验站为平台的大学农业技术推广模式探索与创新——以西农白水苹果试验站为例[J].农业开发与装备,2014(6):47-48.

[9] 何得桂.科技兴农中的基层农业科技推广服务模式创新[J].生态经济(中文版),2013(2):141-144.

[10] 张 红.农业技术在乡村社会中的运作机制[J].农村经济,2013(7):91-96.

[11] 安成立,刘占德,刘漫道,等.以大学为依托的农技推广模式的探索与实践——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J].安徽农学通报,2014,20(20):1-6.

[12] 陳 辉,赵晓峰,张正新.农业技术推广的“嵌入性”发展模式[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76-80.

[13] 王朝全,郑建华.论农业技术推广新机制[J].农村经济,2005(6):6-9.

[14] 黄祖辉,扶玉枝,徐旭初.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农村经济,2011(7):4-13.

[15] 潘 劲.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背后的解读[J].中国农村观察,2011(6):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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