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考古学的一般性和特殊性研究

引 言

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的《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2012年新出炉第六版的中文翻译终于在2013年底脱稿。这本厚达656页的教材能在国家社科重大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五本著作中首先完成，还要归功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原总编助理童立军先生。正是他的鼓励和努力，本书新版的版权购买和翻译在2012年底就完成和启动，之后便成为申报《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课题的首选。作为译著，还是需要写一篇译后记，以表达译者的体会和心得。本书第三版的翻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承担，陈星灿牵头，组织了十一位同行合力翻译，并撰写了译者序。我很赞同他在序言里的一些坦言，并感同身受。这就是：翻译这两位考古学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一种荣幸，也有许多风险，主要还是“本书浩卷繁佚，涉及问题多、领域广、课题新、许多概念没有现成的翻译……”①。第六版是修订最大的一版，做了一番最彻底的更新和重组，增加了许多新内容，特别是框式专栏。所以，翻译这本巨著的最新版本对我来说也是新的挑战。

为了本书新版的中译本，我在2013年8月上海举办的世界考古学论坛上特地拜访了伦福儒教授，请他为新版中译本写一篇新序。伦福儒教授谈吐儒雅并和蔼可亲，不但欣然应允，而且与我及复旦学生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受益匪浅。作为译后记，我想借伦福儒中文版自序中表述的一些看法，谈谈考古学研究中的一般性与特殊性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学界似乎仍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研究生课程上谈到这个问题时，有学生特地问我有没有针对性专论可供参阅。也许是我孤陋寡闻，至少迄今我尚未找到专门讨论这个问题的专著。对于国外学者这可能是无需介绍或不言而喻的常识，而在中国学界可能认为社会演化规律问题在马恩著作中已有定论，无需挂怀。但是，对于国内同行与在校学子，这个问题还是值得一提。

第一，伦福儒说，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国际性的：它们超越一切疆界。这意味着尽管各国的历史发展和考古材料不同，各国的考古学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和研究目标上是相通的。第二，他提到，在上海考古论坛上，虽然各国考古学家介绍的是各自的研究成果，但是它们为增进中国文明起源原创性和独特性的了解提供了世界背景。第一点，伦福儒强调了考古学研究的一般性或普遍性问题，此地的一般性是指方法，与下面讨论的规律性问题略有不同。但是，方法的相通源自问题的相同。第二点，伦福儒强调了独特性与一般性的关系问题。国际考古学研究有两种视角，一种是一般性研究，还有一种即特殊性研究。一般性研究是指探索普遍性和规律性的问题，如跨文化的社会变迁或农业与国家起源的动力等。而特殊性研究是指某特定个案的研究或具体的某个事件或遗址，如历史学重建、中国和埃及文明起源的具体轨迹等。这个两分和互补的问题可能还未完全为我国同行所充分理解，讨论中时会将不同概念混为一谈，难免造成误解，产生争议。我们不时可以听到这样的议论，国外那套东西不一定适用于中国，我们要创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这种论点显然是强调特殊性的重要而漠视一般性的意义。下面我想以此为题，讨论一下两者的关系和作用，这对于我们阅读本书，学习国际考古学先进理论和方法是必要的前提。

一般性研究

一般性研究又称通则（generalization）研究，常见于自然科学领域，意在探究那些重复发生现象背后的潜因和规律。而特殊性探究多见于历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主要侧重于那些偶然、孤立和非重复发生的独特事件。虽然一般性研究与特殊性研究是自然科学和历史学及人文科学的区别所在，但是自18世纪以来，西方的社会人文学科也产生了探究社会规律的一般性视角。其早期代表为亨利·摩尔根、爱德华·泰勒、马克思和恩格斯，20世纪上半叶和中叶为戈登·柴尔德、莱斯利·怀特和朱利安·斯图尔特，下半叶为马歇尔·萨林斯、埃尔曼·塞维斯和以及路易斯·宾福德等欧美诸多过程考古学家。这些学者都采用进化论模式，设法构建人类社会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一般性发展轨迹。由于通则或规律性研究是高层次的理论阐释，在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是相通的，因此彼此采用的术语、概念和阐释方式都基本相同。而这正是为何美国过程考古学将通则性研究看作是最具成就感的目标，因为它能为整个社会学科作贡献。

摩尔根是早期进化论的代表，他从直线进化的视角来探究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和普遍规律，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文化进化模式，这就是蒙昧、野蛮和文明。他还强调，没有一种文化可以不经过所有的低级阶段而达到高级阶段②。摩尔根的社会进化研究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赞赏，并试图加以完善，对社会发展的一般性趋势做出整体解释。泰勒被誉为人类学之父，他主要关注人类知识与信仰系统的进化。摩尔根和泰勒都将社会文化的进化看作是自然界万物进化规则的组成部分。

柴尔德是文化历史考古学的鼻祖，20世纪上半叶他为构建考古学文化概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考古学方法论带来了一场变革。他同时还被誉为考古学一般性解释的先驱。柴尔德充分利用当时欧洲与近东考古材料的积累，采用摩尔根的三阶段进化模式来构建和解释这些地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性趋势。这种社会进化论阐释见于他两本通俗性著作《人类创造了自身》和《历史发生了什么》之中。比如，他用蒙昧、野蛮和文明概念分别指称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并提出了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的概念。起初，他求助于技术因素来解释文化变迁的动因，后来他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来解释美索不达米亚城邦国家与古埃及神权君主国家之间的区别③。柴尔德以其出色的材料整合能力和敏锐的抽象理论思维，被誉为罕见的伟大综述者。

20世纪中叶，美国人类学家莱斯利·怀特以摩尔根的继任者自许，以一般性视角来解释社会文化的变迁。他将文化定义为热动力系统，而该系统的发展受制于技术与能量，如果所有条件均等，那么文化会以能力投入的增加而发展。怀特用文化=能量 × 技术这一公式来表述这一模型④。朱利安·斯图尔特则以多线演进的模型来构建不同社会文化的一般性发展趋势，并提出了文化生态学作为解释文化变迁的理论。受功能论的影响，他视文化为环境适应的手段，因此文化演变的原因可以从生态环境找到答案⑤。在怀特和斯图尔特的影响下，萨林斯和塞维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新进化论的概念，用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这四阶段进化类型，建立起一套与摩尔根文化进化论有别的新进化论模型⑥。斯图尔特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和萨林斯及塞维斯的新进化论为美国新考古学所继承和发扬光大，宾福德将构建社会发展规律或文化进程看作是考古学研究最主要的目标。虽然其纲领过于偏执，但是考古学研究社会发展规律的努力在过程考古学阶段达到了鼎盛时期。

特殊性研究

特殊性研究一般关注具体、偶发事件和独特的事件和问题，最典型的就是文化历史考古学范式的历史重建，它是在19世纪进化考古学的式微之后发展起来的。在人类学领域，19世纪摩尔根和泰勒的早期进化论后来饱受诟病，被认为过于演绎推理，太过于一般化和理论化，对历史事实和民族志材料不够重视⑦。于是，20世纪上半叶，在美国社会人类学界占据主导地位是博厄斯学派的历史特殊论。而当时柴尔德、怀特和斯图尔特等人的一般性探究几乎是逆流而行，孤军作战。弗朗兹·博厄斯反对进化概念，反对摩尔根的文化进化论，强调每一种文化都是一种独特的实体，必须将它们从其本身来了解和评估。博厄斯将社会文化演变看作是一种偶然的过程，由传播、传统行事方式出错、以及对既有思想的偶然重组所引发⑧。当博厄斯学派处于鼎盛阶段时，其研究导向趋于忽视理论概括，强调事实比理论更重要。当时博厄斯派学者流行一种看法，认为资料收集工作可以脱离理论指导来进行，一旦有了足够的资料，就可能得出清楚的理论解释。总的来说，博厄斯学派否认人类社会的发展存在普遍规律，反对社会进化学说⑨。而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学领域里，则由兰克学派主导着国际的史学潮流。里奥波德·冯·兰克的史学观也很接近特殊论，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提倡秉笔直书，用材料说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通过史料来重现历史。

20世纪上半叶，由于考古学与人类学和历史学关系密切（旧石器时代考古仍与地质学和古生物学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这两门学科对考古学研究的视野和方法影响很大。比如，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明显受到傅斯年治学方法的影响。傅斯年留学英德七年，深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他以中国的兰克学派自许，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⑩。这种治学方法在我国考古学中至今仍明显可见，这就是重材料而轻理论，提倡充分公布考古材料，让材料自己说话。

概念与路径

考古学的特殊性与一般性研究在诸多方面有所不同，了解这些差异对于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有所帮助。特殊性研究关注具体、偶然和独特的问题，可以用谁（who）、何时（when）、何地（where）、何物（what）来概述，而一般性研究主要关注重复或平行发生事件（如农业和国家起源）背后的因果关系和潜在规律，可以归结为为何（why）和怎样（how）等问题。在研究方法上，特殊性研究采用归纳法，就是充分收集材料和事实，在材料充分积累的基础上取得对具体问题的认识并做出解释。而一般性研究探讨的是现象背后的潜因，所以无法用归纳法做到，必须采用演绎法的逻辑推理和实证研究，就是先对可能的原因提出假设或构建解释的模型，然后寻找材料来予以证实。在解释的层次，特殊性研究大体是从具体现象追溯其直接的原因，并不探究长时段的规律。文化历史考古学普遍流行传播论解释，偏好从考古学文化的器物类型比较来说明它们的关系，将它们说成是文化交流、融合、人群迁徙的结果。至于对文化变迁的深层原因则往往无能为力，或只能用“碰撞”、“断裂”等词汇来做些不着边际的说明。而对于历史阶段的考古学解释，很大程度要直接依赖文献记载。一般性研究探讨社会文化的动因和发展规律，往往以决定论方式提出一些文化变迁的所谓“主动力”，并构建和提出因果关系的解释模型，如怀特的技术决定论、斯图尔特的环境决定论、博塞洛普的人口决定论等等，都是一般性研究的解释方式。由于这种研究在人类学和考古学上是相通的，所以欧美考古学的阐释理论大都来自文化人类学的进展。

由于特殊性和一般性研究的视角和解释方式不同，因此采用的术语也彼此有别。特殊性研究因为是针对特定现象和偶发事件，所以常常被说成是“常识性”或“历史的”说明，比如指认某些遗存属于某人群、某种工具或某个时代等等。一般性研究则因其探究平行和重复发生事件的规律而被过程考古学视为“科学的”研究。科学阐释有别于常识说明在于它是组织化的知识体系，是条理化的知识。这种知识要确定事实和现象的前因后果，揭示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为了进行系统解释，科学必须重塑日常语言，或减少它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提高专业性。科学陈述语言的主要特点就是采用高度抽象的概念，这些概念与经验性事物性质的关系并不明显。而表述的抽象性是科学知识的显著特点11。

不清楚历史解释与科学解释之间的区别，往往会造成误会。这在我国一些学者对“酋邦”概念的认识和讨论中表现非常明显。酋邦是萨林斯和塞维斯社会进化四阶段模式中的一种社会类型，该概念引入中国后引起了不小争论，有人认为它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它无法与我国的考古发现对号入座，有人则认为中国史前不存在酋邦社会。还有人觉得，虽然酋邦概念可以概括中国前国家的复杂社会，但是用传统文献中名称如“古国”或“五帝时代”来描述中国文化的发展更加合适。根据上面对特殊性与一般性研究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其中的问题所在。这就是我国学者将国外一般性研究的概念与我国历史用语混为一谈，没有意识到酋邦是代表社会某发展阶段类型的抽象术语，而我国文献中的“古国”、“方国”或“邦国”是史籍中的名称，两者不能相提并论。出现这样的误解，显然是因为中国的文明探源工作完全是在历史学领域进行的，对人类学的解释模式和抽象术语十分陌生。夏鼐曾对考古学的最终目标有清楚的陈述：“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考古学的研究不应限于对古代遗存、遗物的描述和分类，也不应限于鉴定遗迹、遗物的年代和判明它们的用途与制造方法。考古学研究的最终目标在于阐明存在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12。有鉴于此，我国学者应当熟悉规律性研究的概念和方法，不应再局限和满足于将摩尔根和马恩进化论经典术语当作社会标签来使用。值得称道的例外是，苏秉琦采用古文化—古城—古国以及古国—方国—帝国所谓三类型和三部曲的累进模式来解释中华文明的起源和社会进化13。然而，这些术语缺乏明确的科学定义，古文化、古城、古国也不具备类型学内在性质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也没有可供考古学横向比较和参照的历史学和民族志实例，其初衷也并非意在建立一种可以与西方社会进化论比肩的模型，所以这还不是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通则性构建。

斯图尔特曾对构建社会进化模型有如下说明：1. 必须建立一种文化、形态和机构的类型学，诸类型代表了抽象化的概念，它们并不考虑独特性，而是将共性分离出来进行比较； 2.诸类型的前后关联必须以纵向或横向或以两者兼有的方式加以确定； 3.将文化现象纵向和横向关系平行的重复发生予以公式化，便是对因果、法则和规律的科学陈述14。由此可见，摩尔根所谓蒙昧、野蛮和文明的文化进化论、马克思主义所谓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进化论、萨林斯和塞维斯的游群、部落、酋邦和国家的新进化论以及弗里德的平等社会、等级社会、阶层社会和阶级社会的政治进化论15，都属于这种社会直线进化模型的构建。

现在大家已明白，过分强调特殊性或规律性研究都有失偏颇，理想的是兼顾两者并予以整合。20世纪60年代，布鲁斯·特里格曾对新考古学大力提倡考古学的通则研究并贬低其历史价值的倾向提出批评，认为考古学的历史和通则研究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互补而非对立的。考古学从其学科性质而言，最好还是尽量收集物质材料来详尽重建历史，让可以直接研究人类行为的学科来制定通则。而通则研究可以帮助考古学家更好地了解和解释历史为何这样变迁的原因。特里格还用古生物学来做比方：古生物学详尽的化石收集和分析可以充分了解一个物种的具体特点和演化过程，而达尔文进化理论则能对这种特点和过程做出令人信服的科学解释16。前者堪比历史学的特殊性探究，后者则是通则性的科学研究。

小 结

科学的发展充满了轮回的变数，过程考古学的规律性研究在20世纪60和70年代红火了一阵之后便再次受到批评。在后现代思潮的攻击下，这种规律性解释被说成是主观的，不足以被现有的证据所证实。况且，社会科学领域的大部分解释都是暂时的，并存在激烈的争论。而高层次理论的通则一般都无法用具体事实予以验证。因此，没有可靠的证据表明，一种唯物论解释要比唯心论解释更客观。面对这种诘难，特里格提倡并身体力行一种比较方法来研究社会文化变迁和早期文明。这种方法在一般性上注重分析基于人类本性的普遍因素，而在特殊性上研究差异极大、由文化所决定因而是独特且不会重复的思维模式17。这应该是当下国际考古学研究的合理视角与趋势。

本书最大的特点就是兼顾和整合考古学研究的这两种视角与方法，以问题来编排各个章节。一方面详细讲授如何重建文化的独特性和具体细节，包括传统视角所关注的各个方面，如何物（第二章）、何地（第三章）、何时（第四章）、谁（第十一章）、接触与传播（第九章）。还包括过程考古学的特长：生态环境（第六章）、技术（第八章）、食谱与生计（第七章）；以及后过程考古学的认知研究（第十章）。而一般性问题的怎样（第五章）和为何及阐释（第十二章）也以显著位置进行了详述，可谓十分周全，值得称道。

我们今天处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期，考古学也不例外，它表现为理论和学术流派层出不穷，分析技术日新月异，科学成果信息激增。面对这样的发展势头，进入高校的莘莘学子在接受考古学专业的启蒙训练时就必须及时了解和掌握当今国际学科前沿的理论、方法和实践，而伦福儒和巴恩的这本第六版《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无疑是最好的教材。在学术全球化的洪流中，我们不要再以师承的方式和过时的知识来培养学生，过分强调中国特色和中外有别未必是这门学科的康庄大道，否则21世纪培养出来的学子将仍是以上世纪思维方式行事的接班人。

本书第六版虽然做了重大修订，但是第三版的中译还是帮我减去了不少力气和时间。故在此特地对参与第三版中译的诸位同仁表示诚挚的谢意，他们是陈星灿、彭善国、吴小红、赵志军、张玉洁、沈辰、杨建华、焦天龙、方辉、乔晓勤。特别感谢刘庆柱先生在百忙及身体恢复调养过程中，拔冗为包括本书在内的这套丛书写了总序。还要感谢帮助本书第六版翻译的以下诸位：日文翻译得到了宋宁尔、宋雪君、高宫宏人、加里·克劳福德（Gary Crawford）和安西一叶的帮助，潘艳帮助校对了植物学的术语和名称。陈力子帮助将第三版中译本的作者自序翻回英文供伦福儒参考，并将他的中文第二版自序翻译成中文。

最后感谢国家社科基金对本书作为国家重大社科项目《外国考古学研究译丛》的宝贵资助！

注释：

① 陈星灿，译者序。科林·伦福儒、保罗·巴恩著：《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②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下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

③ 布鲁斯·特里格（陈淳译）：《柴尔德，一位马克思主义考古学家》。收录于《考古学导论》，戈登·柴尔德著，安志敏、安家瑗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④ 莱斯利·怀特：《文化的科学——人类与文明研究》，沈原、黄克克、黄玲伊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

⑤ Julian H. Steward， Cultural ecology. In Still， D.L. ed.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1968， 337-344.

⑥ Marshall D. Sahlins and Elman R. Service （eds） Evolution and Culture.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60.

⑦ 塞维斯，序言。《文化进化论》，黄宝玮、温世伟、李业甫、金雪鸣译，华夏出版社，1991年。

⑧ Trigger， B.G.， Sociocultural Evolution——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8.

⑨ 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⑩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 欧内斯特·内格尔：《科学的结构》，徐向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

12 夏鼐、王仲殊：《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13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14 Julian H. Steward， Cultural causality and law： A trial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ivilization.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949， 51（1）：2-28.

15 Fried， M.H.， The Evolution of Political Societ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ndon House， 1967.

16 布鲁斯·特里格：《史前考古学的目的》。《时间与传统》陈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

17 Bruce G.Trigger， Understanding Early Civiliz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附：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中文第二版自序

《考古学：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经过修订和更新后，能够在中国再次出版，我们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最近，我们与阅读和使用过中文第一版的中国考古专业学生有一次交流机会是弥足珍贵的体验；他们对本书的评价令人十分鼓舞，我们衷心感谢这些积极的反馈。

考古学研究方法是国际性的：它们超越一切疆界。例如，关注农业起源的考古学家可以通过比较美洲玉米、中国水稻以及西亚小麦和大麦的驯化过程来进行探讨。而在各自研究中，从许多案例中用放射性碳断代获取可靠的年表是最基本的。放射性碳断代技术处于持续发展之中，结合优化的放射性碳时间校正尺度和贝叶斯统计的应用来阐释所获得的材料。这正是技术不断发展、精确研究已成为可能的诸多领域之一。

另一个不断发展的研究领域是分子遗传学。通过DNA分析，我们已经了解到人类发展的许多信息。但在此项研究中，所做的大部分工作是采用来自现代人群的DNA样本，然后利用系统发生模型从重建的祖先形态来推断后裔的轨迹。但是近来，利用从史前人类个体骨骼中提取的DNA来进行分析日益现实可行，而这一新领域使得我们可以根据新材料验证甚至修改先前的假设。所有的这些均表明，考古学仍是一门能带给我们大量知识、并仍在不断发展的领域。

考古学理论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领域。究竟何种因素有利于文化复杂化的增强，并有时会导致国家社会的形成，仍有待于阐明。正像其他领域一样，中国考古学能为此作出大量的贡献。因为日益清楚的是，随着考古研究和调查的进展，由安阳墓葬发掘而长期为学界所知的商代之前有一个更早的阶段，被二里头遗址所证实。在此之前，新石器时代晚期有其他可被称为“复杂”社会的存在，伴有精致玉器的富墓明确表明高等级人物的存在。中国的这些案例将为方兴未艾的社会等级制度和等级化发展的一般性辩论作出重要贡献。

中国考古学能为世界考古学正在探讨和争论的各类问题作出贡献的程度，已很好地被2013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考古论坛所证明。这是一次重要的国际会议，来自各大洲的许多顶尖考古学家报告了他们的成果；所有这些报告与更好了解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并无直接关联。但这种比较却是有助于从世界背景来增进对中华文明原创性和独有特征了解的最佳途径。

在本书的第三编《考古的世界》中，我们设法回顾了公共考古学以及理解以下事实的重要性，即广大公众有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和物质文化的理解。让公众理解丰富的考古材料以及这些材料对构建世界各地古史和史前叙述的重要性是一个重大课题。首先，它能增进个人对自身起源和文化的一般性了解；进而，它能激发人们对过去物质遗存的尊重。而这些遗存正由于工业发展、新建大楼项目、当然还有为非法文物市场提供可出售文物而盗掘古墓及考古遗址而面临劫难。而公众对过去及其物质遗存价值的理解，即是对抗这种破坏的最佳保护措施，而这些正是考古学试图寻找和研究的对象。

所以，我们希望本书的新版能够进一步推动考古学研究，并加深对人类过去历史的了解。

科林·伦福儒

保罗·巴恩

2013年9月13日

（责任编辑：周广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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