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艾滋病人的悲情故事

　　他与全家成了众矢之的

李爱生今年28岁，生长在天山脚下一个偏远落后的山村，尽管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但李爱生天性心野，早几年就离家出外“闯江湖”，曾在河南嵩山少林寺学得一身好功夫，先后给几个做生意的老板当保镖，几乎跑遍了大半个中国。“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不知不觉间，李爱生染上了毒瘾，曾一度食宿无着，在河南等地卖过血。

1995年春天，李爱生瘦骨嶙峋地回到家，在父亲母亲的帮助和督促下，几个月后终于彻底戒了毒。“浪子回头金不换”，他还和青梅竹马一块儿长大的小娟谈上了恋爱，并决定等盖好了新房就办喜事。万万没有想到，在一次偶然的血液化验中，李爱生被告知染上了艾滋病毒。而且，据防疫站的人讲，他染病起码有两三年了，很可能是卖血感染的。这是1996年8月，李爱生刚满22岁。

李爱生拖着两条沉重的腿回到了家，几乎没有勇气直视父母和妹妹的眼睛，更不敢对家人讲，他一个人悄悄地躺在自己的小屋里，哭了一夜。

第二天，县防疫站又来了几个人，个个穿着白大褂，在乡邻们惊愕疑惑的目光中，大肆张扬着走进李爱生的家，说要为他再做一次全面检查。也就从这天起，李爱生一家就不可避免地成了村民们歧视和非议的焦点。原来，防疫站的人不但把李爱生感染艾滋病的隐秘，有意无意地泄露了出去，而且，不久后还印发在宣传材料上，指名道姓地将他作为“反面典型”，告诫乡民要“提高警惕，防止艾滋病”。

从此，李爱生一出家门，所有的人都远远地躲开他走，就连他的父亲、母亲和妹妹出门，别人都远远地躲开，连招呼都懒得跟他们打了。更可悲的是，邻村的几家亲戚，也都与他们断绝了往来。原来，村里有个自以为无所不知的小学教员，到处散布说李爱生一家全得了艾滋病，连家里养的羊呀、鸡呀、猫呀、狗呀的，都被传染了，大家得躲远点呀！

李爱生一家顿时成了众矢之的，成了村里可怕的“祸源”。

父亲并没有因为儿子给全家人带来这样的“霉气”而发火。他拿出3000元钱，交给李爱生说：“儿啊，你把这钱拿上，去乌鲁木齐好好检查一下，看到底是不是得了那号病？”

李爱生接过那叠浸透了父亲与家人血汗的3000元钱，泪如雨下。

在乌鲁木齐的检查，结论是一样的：他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他真有点绝望了！然而，自治区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张主任，热情而诚恳地对他说：“不要灰心丧气，小伙子！艾滋病其实并不像有些人传说的那么可怕，连握手说话都会传染。你回家后，只要按我们说的做，生活上多注意，一般是不会传染给他人的。”

李爱生鼓足勇气回到家，他把张主任的话一说，妹妹马上出去给他买毛巾、牙刷、香皂等专用洗漱用具，父亲还专门给他买了个洗手壶……李爱生这才发现在这个世界上，对他最好的还是父母亲人！

绝望中，心爱的人来到了他的身旁

李爱生感染艾滋病的消息，不可避免地也传到了小娟一家耳朵里，使一直深爱着他的小娟痛苦万分。她想去看李爱生，却被父母严令：不准再和李爱生来往！然而，一向脾气倔犟的小娟，还是趁家人不注意，偷偷跑出来和自己的心上人约会。他们两家相距不到200米。

“小娟，我都成这样了，你还来干啥？”李爱生一见小娟，再没有了往日的风趣幽默和热情似火，只蹲在地上，用双手抱着头，有气无力地说。

“起来，瞧你那熊样！”小娟火了，一把将李爱生拉起，毫不留情地骂道:“是男子汉就勇敢地站起来，面对人生！别人嫌弃你，我不嫌弃，也不怕被传染。难道一个人得了病，就无权得到关心和爱情，就只能眼巴巴地等死吗？爱生哥，你放心地好好治病，只要你活一天，我就绝不会变心！”“小娟，我……”李爱生抬起两眼，望着小娟那红苹果似的圆脸，感激地说：“我……我爱你，可是又不想连累你呀……”两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

小娟私见李爱生的事，还是被父母知道了，她遭到了全家人的责骂，并被看管得更严了。李爱生呢？也怕自己真的把病感染给自己的心上人,干脆一跺脚，偷偷地逃离家乡，一个人在外流浪。

转眼到了1999年7月，一直流浪在外靠打零工谋生和治疗的李爱生，太想念家乡了，就在一个黑乎乎的夜里，偷偷地回到了家。回来才知道，小娟因为死都不肯与李爱生退婚，已经被父亲赶出了家门。

李爱生心如刀割，他不顾一切连夜找到了小娟。小娟见失踪近两年的心上人突然从天而降，惊喜交加，扑进他怀里，大声痛哭：“爱生哥，你可回来了，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李爱生也流着泪，问：“小娟，说真心话，你还爱我吗？”“爱！你就是死了我也爱！”小娟抬起汪汪泪眼，坚定不移地说。

“那好，跟我走！现在就走！”李爱生说，“咱们去乌鲁木齐，去找个没人认识的地方住下，靠打工也能活下去！再说，我这病也只有在乌鲁木齐，才能得到有效的治疗。”小娟擦干眼泪，马上就收拾东西。

天亮之前，李爱生带着小娟，避开早起的村人，躲开疯叫的野狗，双双“私奔”了！

第二天，他们的“私奔”就像一磅重型炸弹，几乎炸翻了那个小小的山村。

流浪都市，贫贱夫妻百事哀

李爱生和小娟来到乌鲁木齐，在郊区一个僻静的地方租了一间小平房，暂时安顿下来。

经过这两年的风波和苦苦相思，他们的爱情也该瓜熟蒂落了。李爱生既怕自己一时冲动，害了小娟，但从专家和有关资料上获悉，艾滋病人并非都是“洪水猛兽”，只要采取相应的措施，一般不会传染给自己的配偶。因此，对于敢不敢和小娟结婚，他一直处于矛盾和痛苦之中。当小娟得知这一切后，毫不犹豫地说：“爱生哥，你已经失去了那么多，还能失去爱情吗？我怎能忍心看着你一个人，孤苦伶仃地过完这一生呢？我既然跟定了你，就天不怕地不怕，你还怕啥？”“小娟，”李爱生紧紧地搂住小娟，哽咽着说：“下辈子做牛做马，我也要报答你对我的爱啊！”

在乌鲁木齐郊区那间简陋的出租屋里，这一对苦命鸳鸯，举行了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婚礼。没有鞭炮，没有喜糖，没有大红喜字，没有贺喜的亲友，甚至连床像样的被褥都没有。

常言道：贫贱夫妻百事哀。这对小夫妻漂流在偌大的乌鲁木齐，仅靠打零工度日，也真难呢！李爱生由于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收入也就没有保障。小娟既没手艺和特长，又没上过多少学，她只好在街边摆个小摊卖瓜子，一天赚个10元8元的。

乌鲁木齐对外来人口查得特严，长期“非法同居”也不是个事呀！几个月后，李爱生和小娟决定回到家乡，补办结婚证。谁知，当他们来到乡派出所，刚一开口，派出所所长就将手头一张报纸啪的一声，放在他们面前，冷冷地说：“你们还结什么婚？看看吧！”

李爱生拿起报纸一看，差点没气晕过去！原来，当地一家小报纸把他患艾滋病和“拐”小娟“私奔”的事，添油加醋地做成“新闻”刊登了。小娟看了，也气愤地说：“爱生哥，咱们不能平白无故地让人这么作贱，走，找报社去！”

报社也承认刊登这样的东西，不慎重，诚恳地向他们赔礼道歉。得饶人处且饶人。李爱生也不想追究报社的责任了，他只想尽快地让两人的婚姻“合法化”，因为小娟肚子里已经怀上了他的骨肉！好在乡政府还是有同情他们的人，很快为他们补办了结婚证。据乡政府办理结婚证的人说，目前的《婚姻法》上，既然没有明确禁止“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结婚，他们的婚姻就应该合法化。李爱生和小娟都感到特别幸运。

其实，李爱生一直为小娟担心，更为她肚子里的骨肉担心，如果未来的孩子真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怎么办？自己岂不成了罪魁祸首？成了被人唾骂的混蛋？当小娟怀孕3个月时，李爱生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决定把孩子“打掉”，但遭到了小娟的坚决拒绝！于是，他们来到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对小娟母子进行全面检查。检查的结果是，母子均没感染艾滋病毒。李爱生既激动又惶惑，不断地问医生：“我真的可以做爸爸？我真的可以有自己的孩子？”

2000年7月25日，小娟和所有幸福的母亲一样，怀胎十月，终于顺利地生下了一对“龙凤胎”。李爱生喜出望外，他为自己能在“风烛残年”做爸爸，激动得当场就呜呜地哭出声来。

小两口将女儿叫“凤凤”，将儿子叫“龙龙”。一对小家伙长得胖墩墩，白嫩嫩，虎头虎脑，可爱极了！然而，幸福兴奋之余，李爱生还是一直担心他们母子的身体。2001年春节过后，他们又到医院检查，确认母子三人确实健康，李爱生始终悬在空中的心，才终于踏实了。

（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刘振东主任介绍：艾滋病感染，性传播的几率为1％－2％；若母亲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最好不要生育小孩。如果生育的话，则要采取药物控制或一定的生育措施。）

可以说，小娟母子是幸运的，但他们母子的幸运，多亏了自治区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的专家和大夫们，如果没有他们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关怀和指导，结果会怎么样谁也不敢预料！因此，一提起他们，李爱生夫妇就充满了由衷的感激之情。

他也想好好地活着，可谁又能理解呢

2000年年初，李爱生曾在父亲母亲的支持下，承包了村里的600多亩土地，并说动了一个江苏老板投资30万元，合伙开办一个“爱心家庭农场”，进行一场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李爱生雄心勃勃地计划承包30年，在他死前的3年内还清投资方的本金。

投资合伙人原先只把李爱生当成一个有远见又挺能干的“现代农民”，偶然有一次，他来到村里才被人告知，李爱生是个“艾滋病人”！这个江苏老板一听，大惊失色，当天就借口“家里有急事”，拍屁股走人了。投资的事，自然泡了汤。由于投资人中途变卦，抽走了资金，正值夏季大旱，600多亩庄稼浇不上水，全都旱死了。

这一个旱季，李爱生的“家庭农场梦”不但受到了挫折，还欠了别人几万元的债。

本来，李爱生夫妇俩在乌鲁木齐靠打工谋生，日子就够艰难的了，自从生了龙龙和凤凤，一下子添了两张小嘴，使艰难的日子雪上加霜。就在一家四口度日如年时，严寒开始侵袭乌鲁木齐，冬天到了，他们的出租屋滴水成冰，孩子实在忍受不了寒冷，李爱生夫妇只好将一对小兄妹送去父母家，而自己仍留在乌鲁木齐流浪。

冬天的乌鲁木齐，建筑工地大都停工了，李爱生找不上活干，全靠小娟站在冰天雪地里卖瓜子为生。他们的出租屋还是滴水成冰，可是哪有钱买煤炭呢？房东见他们可怜，就送了一床被褥给他们御寒。每晚睡觉，由于房间太冷，被褥太薄，小两口只能穿着棉衣躺下，相互靠体温取暖。每天早晨醒来，小娟要外出卖瓜子，就关心地叮嘱丈夫多睡一会儿，说他起来了也没事可做，反而容易感冒，感冒了还得吃药打针花钱。她临出门前，总是给丈夫煎好药，嘱咐他按时吃。李爱生每天除了休息，就是喝药。每次喝药，小娟都心疼地问：“苦不苦？”“苦呀！”李爱生说，“苦也得喝。喝一碗药，生命就可以延长一分钟，就可以多爱你一分钟啊！”“是呀，是呀！”小娟上前搂住丈夫，喃喃道，“你能多活一天，我就有一天的盼头。爱生哥，如果这药能治好艾滋病，你永远不死那该有多好！”然而，艾滋病毕竟是当今世界医学界没有攻破的顽固堡垒，李爱生心里明得跟镜儿似的。

2001年12月下旬的一天，李爱生租居的小屋突然来了一群人，其中就有多年来始终像亲人一样关怀他的艾滋病研究专家张远志先生（曾任自治区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主任）。张先生亲切地向李爱生介绍了同来的一行人，原来他们是中央电视台《走近科学》栏目组的记者，还有赫赫有名的艾滋病研究专家邵壹鸣先生（中国发现艾滋病例第一人，现任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副主任），他们是来看望和采访李爱生的。李爱生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一个连村邻、亲戚、朋友都嫌弃厌恶的人，却牵动了这么多“大人物”的心。他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只一个劲地让坐，让小娟招待客人。可是，坐都没地方坐，又能拿什么来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客呢？

邵先生紧紧握住李爱生的手，说：“好好活下去！我回北京后，会给你提供药品的！”

“谢谢！谢谢！”李爱生惟有热泪盈眶了。现在，只要谁敢和他握手，李爱生都会感激涕零，因为那起码表示对方并未嫌弃他。

采访结束后，中央电视台记者悄悄将300元留给李爱生夫妇。事实上如果没有那300元，李爱生夫妇恐怕早在2002年元旦到来之前，就已经断炊了。

2002年元旦前夕，笔者冒着逼人的严寒，踩着厚厚的积雪，费尽周折才在乌鲁木齐市郊一条偏僻的小巷里，找到了李爱生夫妇租居的小屋。笔者进屋后的第一感觉是冷，好在小铁炉正生着火，李爱生不好意思地说：“我们的房子太冷了，今天听说你们要来，才叫媳妇出去买了几斤无烟煤。”笔者听了，不寒而栗！新疆的冬天，房间里不生火，是会冻死人的！

然而，李爱生说他们必须就这么熬着，他们也很想回家，却不敢回去。就在昨天，他和小娟实在太想孩子了，决定回去。谁知他们刚刚到了镇上，尽管他们戴着棉帽子，捂着大口罩，还是被熟人认出来了。他们不管上哪辆车，其他人就赶紧下去。他们伤心，但也理解别人，于是他们到了家门口，又不得不返回乌鲁木齐……

艾滋病人能否结婚

看了这个标题，相信绝大部分读者与记者的想法是一样的：艾滋病人不能结婚！因为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是一种可怕的传染病，是不治之症，在这个谈“艾”色变的年代里，不要说与艾滋病人结婚，就是与他们握一下手，也是需要胆量的！

可是，《悲情故事》一文中李爱生与小娟的婚姻，怎么会被批准呢？这样的批准是否合法？我国婚姻法中是否真的没有“禁止艾滋病人结婚”的条款？这是不是立法中的一个空白？带着一连串的疑问，记者采访了上海律师协会民事法律研究会主任、上海申汇律师事务所高级律师李家麟。

想不到，具有辨析头脑的李律师首先问我：“你认为，‘艾滋病患者’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是不是一个概念？两者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我先要肯定的是，艾滋病患者在传染期间，应禁止结婚。”

我实在是没有想到“艾滋病患者”与“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区别，但我追问李律师：“你说的‘禁止结婚’的法律依据何在？”

“我国《婚姻法》第7条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之情形者，禁止结婚。’什么是‘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呢？我国《母婴保健法》等9条规定：‘对患指定传染病在传染期内应当暂缓结婚。’什么又是‘指定传染病’呢？我国《传染病防治法》把艾滋病、淋病、梅毒、麻风病列入其中，并规定，为保护婚姻当事人及其子女的健康，这些病人在传染期间，应禁止结婚。”熟谙民事法规的李家麟律师展开的“法律网络”令人信服。

“不过我认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是否在‘禁止结婚’的范畴之内，需经医学上的鉴定。”李律师说，“医师应根据医学检查的具体情况，提出相应的医学意见，婚姻登记机关则根据医学意见作出准予登记结婚或暂缓登记结婚的决定。”

看来，“医学意见”是“能否结婚”的关键。根据李家麟律师的提示，记者决定去采访我国著名艾滋病防治专家康来仪教授。

向康教授讲述了《悲情故事》的故事后，我提出了三个问题：

问：李爱生结婚后为什么没有把艾滋病传染给老婆孩子？艾滋病的传染性到底有多大？

答：李爱生对妻子的传染性，第一决定于他精液中艾滋病毒含量的高低，主要看他的疾病正处在哪一个阶段，如在急性发病阶段，传染性就很强；如在潜伏期，传染性就较弱。第二决定于房事时妻子的状态。如果性交时妻子不是在月经来潮期，阴道的黏膜也没有破损，不是肛交，她也不吸毒，其受感染的可能性就很小。这个“可能性”，是在李爱生被确定为“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前提下，一次性交使妻子受感染的几率是0.01%～0.1%。在这么低的感染几率下，如果李爱生在性交时能戴上安全套，其妻子的安全是能够得到保证的。至于胎儿受感染的问题，如果怀孕的母亲没有受到感染，孩子自然没有问题；如果母亲受到了感染，但她血浆中艾滋病毒的含量每毫升在1000以下的，其胎儿受感染的几率也几乎为零。

问：“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在临床上有没有具体的“指标”？

答：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可查到病毒抗体，但无症状，其免疫功能也是好的，T4淋巴细胞每立方毫米在500以上；而艾滋病患者则有了一种或一种以上的机会性感染或继发性肿瘤表示，T4淋巴细胞每立方毫米也下降到了500以下。

问：如此看来，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与艾滋病患者有着不小的差别。最后，您能否对批准李爱生结婚的行为作一个评价？

答：我赞赏新疆那个民政部门的做法。当然，他们如果能够给李爱生与小娟以必要的医学指导，如李律师所说的请专科医生作一个医学上的鉴定并提出相应的医学意见及防范措施就更好了。今天，我们应该呼吁整个社会给艾滋病人以关怀，摒弃对他们的歧视，尽可能地给他们创造一个温馨的社会环境，让他们享受应有的生活权利。在国外，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一般是允许其结婚的，这不但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在医学上也反映了实事求是的态度。比如，一个急性乙肝患者在病情尚未控制之前是不能结婚的，而乙肝病毒携带者却完全可以结婚。（辛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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