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战犯”

计划在德国学习一年的军事。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父亲应召紧急从柏林起程回国，几经周折回到上海后就直接奔赴前线。几天后，父亲便接任第18军第67师师长职务。当时67师打得非常惨烈，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生生守了一周，打到最后，父亲手下的三个团长，一人战死二人重伤，师部除了一个电报员，连文书、炊事员都拿枪上阵了，战后整编，活着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齐。

1980年，父亲随全国政协组织的考察团到南方考察，路过上海时，他很少有地提了一个要求：派一辆车送他去当年与日军激战过的罗店一带去看一看，就他一个人，不要别人陪同。他的要求让政协很是紧张了一阵，因为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后会发生什么，最后请示了很多人才得到同意。

从罗店回来那天，父亲很不平静，因为罗店当地还有很多从淞沪抗战中幸存下来的老百姓，他们知道父亲的身份后很激动，告诉他说：“当年不怪你们，知道你们已经尽力了。”所以他又激动，又欣慰。

1938年，父亲又参加了武汉会战。不久，因为日军攻占越南，云南一带形势紧张，父亲又被任命为第54军军长。54军驻扎云南文山县，条件非常艰苦。我后来听父亲的部下说过，当年父亲还让连队都去种地、养猪以改善生活，而他和母亲则住在庙里的一个偏殿里。

54军隶属于第9集团军，集团军司令关麟征是何应钦的亲信，而何应钦与陈诚素来不合，相应地，父亲也与关麟征矛盾重重。不久，关麟征指控父亲“吃空饷”，要罢免他。后经调查发现，“吃空饷”是事实，不过父亲并不是为了自己贪污，而是因为看到士兵生活太苦，父亲多列了一些人名来给士兵一点补贴。罢免父亲之事在军中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最终不了了之。

那时候，因为中美联合在滇缅作战，所以云南也是美军活动的一个重要地点。姨妈后来告诉我，那时昆明驻扎着很多美军，他们经常开舞会，活动很多，郑洞国的太太跟我妈妈是好朋友，都属于“美女太太”。她们还经常看到史迪威，他非常喜欢小孩子，我姐姐那时候也经常和他们在一起。

当时，54军曾被执掌中国远征军的陈诚编入了中国远征军序列，所以从理论上讲，父亲也是远征军将领之一，只不过时间很短暂，他很快就被排挤而离开。2004年，我到了云南滇西一带，跟着爸爸的几位老部下一起去腾冲凭吊了国殇墓园，国殇墓园里还有一块是父亲的54军战士的墓地。父亲任54军军长的同时还在昆明任防守司令，所以我到昆明后还四处打听司令部在哪儿，可是当地人告诉我，原址早就拆了。

现在来看，父亲参加的著名战役并不多。我后来想，可能是因为父亲是陈诚的嫡系，而陈诚一般情况下不舍得把自己最好的部队派出去，一定留到最后再用吧。

此后很長一段时间，父亲主要从事军事训练和教育工作。抗战后期，因为大批青年学生从军入伍，国民党政府专门设立了“知识青年从军青年军编练总监部”，罗卓英任总监，父亲任副总监，任政治部主任的是蒋经国。在此期间，父亲先后训练了5000多名青年学生。父亲和蒋经国关系较好，他们有过几次合作，我后来还听外婆说过，有一年他们驻扎在杭州一带，蒋经国还到我们家里来做客。

1947年秋天，国民党刚成立了一所新制军官学校，准备仿照美国西点军校的体制，培养陆海空三军军官，父亲任校长兼陆军训练处处长。从他本人的个性来讲，他也更喜欢军事教育，想好好办这所学校。所以当1948年得知被调往淮海战役前线——国民党方面叫“徐蚌会战”时，他并不想去打这场仗。接受任务时，他还跟蒋介石约定：“等我打过这一仗之后，我还要回去办我的军校，司令官还是胡琏同学来做。”

客观来看，长期脱离军事一线的父亲，对真正的战场已经疏远了;而且，他对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深感厌恶，不过人在其中，身不由己，他也意识到蒋介石此时的任命有临危授命之意，很难推辞。

蒋介石对父亲的信任与赏识不是什么秘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父亲毕业于黄埔军校，是蒋介石最正宗的嫡系。淞沪会战后，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接见了父亲，特地送了父亲一张他自己的照片，照片上，蒋介石亲笔题写：“培我将军惠存。”父亲的号本是“悟我”，但他知道，这是蒋介石有意表达对他的信任和期许，从此对蒋介石更加忠诚。

父亲晚年在接受美国记者访问时曾说：“抗战结束后，没有人想打仗，我也不想打。蒋介石教训我：‘这仗非打不可，你要不把共产党消灭了，我们就死无葬身之地。’我就没话讲了。他是我的老师，我的校长，我多年的长官，我只有听他的。”

不过，父亲一生都没说过蒋介石的一句坏话，即便他在接受了27年的改造之后也没有。晚年接受采访被问及对蒋介石的评价时，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淮海战役

当年如何被俘的细节，父亲后来只字不提，我还是断断续续听家里人提起才略知一二：1948年12月初，第12兵团已被解放军包围在双堆集附近几个村庄里，12月15日晚，父亲下令突围，还希望能侥幸保存一部分残兵败将。父亲与副司令官吴绍周、胡琏各自乘坐一辆战车向外冲，突围前，胡琏把最新的坦克车给父亲，没想到这辆新车却出了故障，父亲弃车而逃最终被俘，吴绍周因为浮桥被前两辆车压断也被俘虏，只有胡琏一人坐着旧坦克逃跑了。

其实从现在看，那时候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尽散。如今广为人知的一个细节是，在淮海战役后期，当蔣介石下令第12兵团火速奔赴徐州救援杜聿明兵团时，在国民党国防部的共产党卧底刘斐将第12兵团进军路线迅速传到了西柏坡。据说当毛泽东手握第12兵团进军图时，蒋介石还没有看到国防部关于第12兵团的任何报告。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双堆集前线，廖运周在第12兵团被包围的关键时刻率第110师反戈一击，成为第12兵团被歼灭的关键转折点。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当时在656团当团长的廖运周，向任18军军长的父亲借炮打日本人。他们俩本来并不认识，后来父亲得知廖运周本人是黄埔五期学生，他的哥哥廖运泽是他黄埔一期的同学时，仗义解囊，借了8门大炮给他。廖运周也确实出色地完成了打击日军的任务，由此赢得了父亲的信任。

到了1948年，廖运周已是国民党部队第110师师长。当父亲决定突围的时候，廖运周主动找父亲表示，110师要当先头部队先突围出去。父亲对廖运周深信不疑并寄予厚望，指示“战车、大炮，一律让110师先挑”，但他并不知道，廖运周早在20年代就秘密加入了中共。结果，廖运周在安徽省宿县起义，先挑的重炮全部对准了第12兵团。

全国解放后，廖运周被任命为解放军炮兵学校校长，1955年成为共和国第一批少将。父亲被特赦后，有一次在黄埔军校校友会上，见到了廖运周，他还梗着脖子不和他说话。

父亲去了战场，妈妈陷入了常人难以承受的煎熬之中。我后来听姨妈说，淮海战役打到后来，父亲生死不明、音信皆无，妈妈急得经常给国民党的国防部打电话，对方总是告诉她要突围。后来情形急转直下，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把我们一家，包括姨妈和姨夫也都接到了台湾。

后来有文章，也有一部电影里有这样的情节：妈妈去找胡琏要抚恤金，结果胡琏一看见她就破口大骂，说第12兵团因为父亲指挥不当才全军覆灭的，还有什么脸来要抚恤金。不过，我从来没有在妈妈那里听过类似的回忆。胡琏在突围中因为坦克被击中也受了伤，姨妈还曾陪着我妈妈一起去医院看望胡琏，姨妈后来告诉我，胡琏对她们很客气，所以我也不知道那个情节从何而来。

我们一家在台湾生活了两年——那时我太小了，所以在台湾的生活几乎没有记忆。后来又到香港生活了一年。我相信那时两岸之间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妈妈到了台湾后曾借道香港，一个人偷偷回过大陆一次，知道父亲并没有死，而且大陆这边对她可能也有一些承诺，于是她便铁了心要回来等他。不久，我妈妈带着哥哥、姐姐和我又一起回到大陆，定居在上海。

我后来才意识到，其实这么多年，我们家一直受到若明若暗的保护。母亲回到上海后，考上了一份上海图书馆的工作，据说当时图书馆对能否招妈妈这样身份的人也挺犹豫的，但后来还是录取了她。周总理和陈毅在找一些民主人士座谈时，还提到过母亲，认为她自食其力，值得肯定。姐姐当年报考复旦大学时，校方起初也不敢收，后来是报到总理那才入了学。姐姐在大学读书时正赶上抗美援朝，她还曾很积极地报名参加，但没人敢批准，又是一级一级地报上去，到了总理那儿，最终还是不允许她去。

最后的战犯

被俘虏那年，父亲只有44岁。他与杜聿明、宋希濂等人一起被关在北京功德林监狱。初到功德林时，父亲的抵触情绪很大，处处与管教人员对立，还吟诵于谦的《石灰吟》“自勉”，不少战犯后来在回忆录里对此都有描述，说他即便到了战犯管理所里也一直挺着腰杆走路，不失“将军”的威风;他甚至还留起了胡子，自称“在国民党时期留的胡须，不能在共产党的监狱里剃掉”。当时监狱规定，每个战犯读被指定的书后，要结合自己的罪行谈读书体会。杜聿明读了《论持久战》后写了万余字的读书笔记，并要求将自己的读后感寄给蒋介石。有的战犯在谈体会时，发言长达2个多小时。但是，父亲不讲话也不表态。与宋希濂、杜聿明这些积极改造的战犯相比，父亲成了“抗拒改造”“最顽固不化”的典型。

有一部描写战犯改造的电影里也有这样一个镜头：在一次学习中，其他战犯都在积极揭露蒋介石的罪行，父亲不仅不揭发，反而发表攻击诽谤我党领袖的言论，学习组组长董益三等便动手打了他，父亲也不肯示弱，结果双方打成一团。特赦出来后，董益三和我们家就住在一个楼，后来在政协工作，父亲和他还经常坐一辆车回来，父亲从来也没有跟我提过这件事，我想即便是真的，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发生的事情，父亲也不会再放在心上。

不过，现在想起来比较有意思的是，一方面，父亲是“顽固不化”的典型代表，另一方面，也正因为如此，政府也煞费苦心、不惜代价要将他改造过来。

刚刚关进去时，父亲的身体很差。他得了5种结核，1953年春结核病发作，腹膜结核发展为腹膜炎，出现了大量腹积水，两腿肿胀，不能下地，病情严重。周总理办公室多次询问他的病情，指示一定要尽全力抢救其生命。为了治好父亲的病，北京著名的医学专家都过来为他会诊。不仅如此，政府还特别申请一笔外汇，到香港买很贵的抗生素给他治病。

父亲生病的4年里，管理所每天都为他提供一斤牛奶、两个鸡蛋和三两猪肉，即使在最最困难的3年自然灾害期间都没断过。父亲的内心受到触动，他后来说，这样重的病，又病得这样久，若在过去，虽然他是国民党的高级将官，也得一命归西。但是，那时的父亲仍然怀着抵触情绪，认为政府是想先把他治好后再让他交代一些事情，所以态度仍然不好。

父亲当年最为著名的，便是他的“永动机”的故事了。被俘后，他们先是在石家庄附近的井陉集训了一段时间。父亲在茅草屋里待着没什么事，看到外面有人来打水，摇那个辘轳，看得久了，便产生了奇想。他认为，重力无处不在，他要设计一种发动机，把重力变成动力，那么这部机器可以永远自动运转，这是一项可以改变世界工业的革命。

父亲向管理方要求提供研究条件，遭到拒绝。后来，张治中奉毛泽东和周恩来之命到管理所看望战犯，父亲乘此机会委托张治中把申请从事永动机研究的报告带给中国科学院。科学院回复说，他设想的机器叫永动机，永动机早已被科学证明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这项工作没有意义。但是父亲不死心，还要坚持设计他的永动机，这也被理解成他抵触改造的一种方式。

“文革”开始后，他们被转到秦城监狱，父亲在秦城监狱里也落下“惹不起”的称号。不久，因为社会上被抓进来的“反革命”“特务”越来越多，监狱人满为患，从1968年4月起，父亲从北京秦城监狱转押到抚顺战犯管理所。

抚顺战犯管理所曾经关押过溥仪和一些日本战犯，比较有经验，管理也更人性化一些，所以在了解了父亲的想法后，他们觉得即便是幻想也可以肯定，所以他们放手让父亲试验，还从管理所电机厂调来4名技术人员，与学理科出身的几名战犯成立科研小组，帮助他研制“永动机”。为了支持他的设计，管理所还花费了一些经费，委托机械厂加工某些技术要求较高的配件，最终按照父亲的设计图纸，制作出了一台“永动机”。

当然，“永动机”只转动几圈便停了下来，但是父亲内心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永动机”于父亲来说，亦祸亦福——如果不是因为他一直坚持研究永动机而被认为是抗拒改造，他可能早在1959年就被放出来了;可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抚顺战犯管理所放手让他研究，他思想上的结才一下子打开。加之他后来参观了许多地方，他发自肺腑地承认，很多国民党没有做到的事情，共产党做成了，所以他后来开始诚心诚意地检讨自己。

就在特赦前的一个月，父亲的心绞痛突然发作，濒临死亡。管理所得到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要治愈父亲的病，他被紧急送到当时东北最好的医院。国务院领导还要求公安部立下军令状，要确保他在特赦前的生命安全，公安部专门派来两位工作人员，代表国务院了解检查治病情况。为此，医院专门成立了一个护理小组24小时看护他，告诉他配合医生，马上要特赦了，一定要活着出去。结果，父亲终于在特赦令下达前转危为安，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

父亲当年被俘后，国民党政府曾宣布黄维阵亡，并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我想这也是中共方面竭力挽救父亲的目的之一，以反驳国民党的宣传。

这些最后的战犯，可以自由选择去处——可以回原籍，政府也可以安排工作，或者享受国家疗养，甚至也可以去香港。政府还表示，被特赦的人员愿意去台湾的，也可以去，给足路费，提供方便，去了以后愿意回来的，照样欢迎。父亲的第一选择是想回江西贵溪的老家，可能想从此和母亲安安静静地度过晚年，但因为他的身份特殊，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一个政策是，家属在哪儿，就回到哪儿，所以父亲特赦那天，上海统战部的人陪妈妈到北京，准备接父亲一起回上海。但可能因为父亲的身份比较特殊，中央最终还是将他留在了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

我后来听说，台湾方面还许诺，补发他当中将27年的工资，让他到第三地去。父亲都拒绝了。他一直说：“共产党对我有恩，一是没有杀我，二是把我的家人也照顾得挺好的，儿女们都受了教育。”

也是因为生命里这一段特殊的经历，父亲也由此和抚顺战犯管理所所长金源结下一段特殊的感情。用他的话说：“金所长是红小鬼出身，却把青春浪费在我们这些没有意义的人身上。”当年金源所长陪同他们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战犯到了北京，等他们安顿好之后，金源所长又回到抚顺。那一天，他们很多人到火车站去送金所长，父亲一生很少掉泪，但那一天，他掉了眼泪。回到家后，他很长时间沉默不语。抚顺战犯管理所对待父亲，的确也花费了很多心思。父亲对此深有体会，他甚至称那里为“第二故乡”。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后，已经82岁的父亲重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没有住宾馆，而是特地要住当年被关押的地方，在2号监室住了一宿。

未竟的心愿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多次去香港会老朋友，参加交流活动。他从心里盼望两岸和解，不顾自己年老体衰，风尘仆仆赴香港为两岸关系和解不懈努力，为和平统一奔走呼喊。

台湾开放探亲后，父亲多次对故旧谈及：“趁我生活尚能自理，神智亦还清明，一定要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献出绵薄之力。如不能达到此目的，我会引为终身遗憾的。”1989年初，台湾方面邀请父親去台湾访问。父亲列出要探访的黄埔同学及好友名单，准备祭扫蒋介石、何应钦、陈诚、顾祝同、周至柔、蒋经国等人的墓。父亲为去台湾准备了很久，就在探访台湾即将成行之时，父亲却在参加两会后感到身体不适。1989年3月20日清晨，我突然接到全国政协的电话通知，父亲去世了。那一年，他85岁。一些朋友一直说，父亲是由于过于兴奋在出发前夜突然心脏病发作去世的。父亲去世后，海峡两岸都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告别仪式。

我想，也许父亲是一个失败者，却不是对国家对民族没有感情的人。我最遗憾的，是没来得及好好地听父亲的故事，这也是我想起来最心痛的地方。

父亲生前的一个心愿，是国民党的抗战能得到承认，这其中包括他参加的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但当时的政治氛围显然还达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国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功绩被第一次深入肯定，作为抗日将领的家属，我还替父亲领了一枚纪念勋章。后来，我特地把它带到了八宝山，对父亲“念叨”了这件事。我想，他如果能知道这一切，一定会非常欣慰的。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

〔原载《三联生活周刊》

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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