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中演化分析和均衡分析的历史争论与现实反心思

[摘要]在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上，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种解释思路：一是基于异质性个体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动态演化分析，这是以有机的、动态的和开放的世界观为基础的结构主义思路，它把行为主体看成是异质的；二是基于同质性个体假设基础上的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这是以机械的、静态的和封闭的世界观为基础的新古典主义传统，它强调行为主体的同质化。显然，现代经济学的基石就是一般均衡理论，因而静态均衡分析也就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在均衡框架下，现代经济学研究理性经济人如何按照效用最大化原则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但是，这种均衡分析用于分析现实时却遇到非常严峻的问题：一者，它所依赖的假设条件是非现实；二者，无法考察人类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动态演化。因此，现代主流经济学也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关键词]均衡分析；演化分析；一般均衡；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36X(2009)11—020—07

一、前言

在经济现象的产生和发展上，经济学界长期存在两种解释思路：一是基于异质性个体互动的基础之上的动态演化分析，一是基于同质性个体假设基础上的静态(或比较静态)均衡分析；实际上，前者主要来自生物学的分析思路，而后者则根植于牛顿经典力学。一般地，演化分析强调个人、社会和经济制度之间的动态互动，不但需要考虑较长时段的变动过程，而且需要打破学科界限。为此，它倾向于用统一的方法来理解社会现象背后的人类行为，从而往往和历史归纳法以及个体主义分析联系在一起。相反，均衡分析则着重分析某一时点的总体特征，不但要撇开其他扰动因素，而且要将人类行为同质化。为此，它倾向于将人的偏好看成是外生的，也不存在规模递增的情况，从而更多地带有演绎分析和整体主义的色彩。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里分别把个体主义和动态演化、整体主义和静态均衡联系在一起，主要是基于对社会现象和群体行为形成途径的基本视角而言的。强调静态均衡的分析尽管把孤立的个人视为行为的主体，但其着眼点却在于行为的总体效应，或者说，关注的是平均行为而不是特定个人的具体行为。相反，强调动态演化的分析则强调，社会现象和群体行为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加总，每个人的行为都会影响到他人的偏好和行为，也会受他人偏好和行为的影响。因此，当我们把动态演化与个体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时的个体主义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其他因素共生在一起；同样，当我们把静态均衡与整体主义联系在一起，这时的整体主义仅仅是原子主义个体的加总，甚至仅仅是一个符号，而没有考虑整体内部结构的影响。那么，在经济学说的演变过程中，这两种分析路径的关系如何?静态均衡的研究路径在经济学是如何形成的?目前的研究取向又有何种变化?本文就此作一分析。

二、两种分析路径的历史演变及其争论

一般来说，静态均衡分析是新古典经济学或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它强调行为主体的同质化。当然，主流经济学强调行为的基础是原子主义个体，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而不是这里强调的异质性的个体。相反，动态演化分析思路则为古典经济学以及目前兴起的演化经济学所贯彻，它们基本上把行为主体看成是异质性的。同样，非主流的经济学以社群主义人为分析基石，强调人不能脱离整体，这是方法论意义上的整体主义，而不是这里强调的同质化的整体。同时，有两点值得说明。(1)均衡分析往往以同质化行为为基础，而均衡的结果往往又是建立在演绎分析的基础之上；但是，这并不足说，演绎分析就一定是以同质化为基础，这不是数学上一个简单的传递性问题。(2)演绎分析并不一定都会导致静态均衡的结果，关键在于对行为的假设；事实上，奥地利学派在主张抽象演绎法分析的同时，又认为社会个体是异质性的，因而充分拓展了演化分析的路径。当然，总的来说，演化分析确实体现了明显的历史主义倾向；而且，越往早期，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色彩越明显，从而也越倾向于采用演化的分析思路。

尽管目前描述群体行为的演化分析主要源于人类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且现代演化分析方法也主要是借鉴在变异、遗传和自然选择综合影响下的描述生物学系统的演化理论；但是，演化的基本思想却可以更早地追溯到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中，古典经济学家率先采用了动态演化的分析思维。究其原因，一者，古典经济学家们大多是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思想大师，他们的经济思想也与其他学科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古典经济学家深受启蒙运动的影响，从而把人类社会视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为此，古典经济学家不仅采用演化分析思维对现实社会制度进行批判和改革，而且动态地探究人性可塑性和行为历史性。例如，熊彼特就认为，演化是马克思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它企图揭示这样一种机制：仅仅由于这种机制的作用，不借外部因素的助力，就会把任何一定的社会状态转变为另一种社会状态。

关于古典经济学的演化特征，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加以说明。一方面，古典经济学强调了社会制度是演化的，这点在斯密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斯密提出的“棋子”原理就反映了人类社会的经济制度是人类行动的结果，而不是人类理性构建或设计的产物，这也正是斯密制度演化思想的精髓所在。正如F.Jeffery所说的，斯密的理论“解决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被人们认为是极其有作用的种种实在制度，乃是某些显而易见的原则经由自生自发且不可抗拒的发展而形成的结果——并且表明，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乎出于人为设计的政府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和政治智慧的结果”。另一方面，古典经济学也强调了分工组织的演进，这也是古典经济学家的基本共识。例如，斯密强调分工是演化的：分工不是人类理性、计划或政府干涉的结果，而是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相互交易的自然产物；同时，交换又促进了进一步的分工，而分工产生于人的交换本性。而马克思则比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把资本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动态的不均衡过程，而不仅以分工概念为基础来深入分析技术变迁，同时还提出了一个由报酬递增导致资本主义内在演进的宏大理论。

不幸的是，基于西方社会根深蒂固的自然主义思维，物理学总是被推崇为最符合科学标准的学科，无论是逻辑实证主义还是证伪主义，或者是库恩的范式学说，都是以物理学作为蓝本的。因此，自然科学的科学特征也成为其他学科发展的目标，从而追求物理学般的抽象和精确也是传统主流经济学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这种取向发源于李嘉图、萨伊、西尼尔的抽象分析思维，并在边际革命将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从公共领域转向私人领域而成为主流。罗森伯格写道：“从19世纪以来，他们(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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