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摘 要: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到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节约问题始终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概括起来,西方经济学关于节约的理论有三个方面的特征:普遍性、抽象性、定量性。西方经济学开宗明义的一个概念当属“稀缺”,认为经济就是稀缺的表现;当没有稀缺,一切都成为供给充足的自由物品时,就没有经济可言了。可见,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地位和意义非同一般。
关键词:西方经济学 节约理论 普遍性 抽象性 定量性
中图分类号: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9)10-033-03
西方经济学是指流行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它于15世纪西方经济学产生,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直到目前为止,被认为是能够说明当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和国家调控的重要理论、概念、政策主张和分析方法进行了综合和系统化形成的。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保罗·A·萨缪尔森在他享誉全球的《经济学》中所指出:“经济学被称之为社会科学之王——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1}
人们知道,西方经济学主要研究流行于西方市场经济国家的现代经济理论与经济政策。它既探讨古老而又现代的家政管理,又研究多姿多彩的企业经营,还大胆解说政府日益加码的经济调控;它既赞美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效率优势,也无情地剖析市场机制在不少领域资源配置上的诸多缺陷。它主要包括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以单个经济单位的经济行为为对象、以资源的合理配置为解决的主要问题、以价格理论为中心理论、以个量分析为方法,研究家庭、厂商和市场合理配置经济资源。宏观经济学研究以国民经济整体的运行为对象、以资源的充分利用为解决的主要问题、以收入理论为中心理论、以总量分析为方法,国民经济的整体运行中充分利用经济资源。
但人们很少知道、也很少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先行一步,对于工业化中出现的资源短缺与浪费现象,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和做法,并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大量事实表明,成功的实践依赖于正确的理论作为指导。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就是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要素之一。
当前,我国的客观实际迫切需要节约理论指导节约实践。而人们对西方经济学的关注更多的是停留在阶级性层面,对它的节约理论却鲜有人关注。理论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实践的理论对实践会有十分重要的指导作用。“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客观地分析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借鉴其有益成分,对推进我国节约型社会建设无疑大有裨益。
一、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主要内容
西方经济学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已有300多年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从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到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节约问题始终是其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由亚当·斯密于1776年开创,是凯恩斯理论出现以前的西方经济思想主流学派。其主要代表包括大卫·李嘉图、托马斯·马尔萨斯和约翰·穆勒等。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自创立伊始,便以提高经济效率(或者说“节约”)为己任。下面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的为主,介绍古典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1.亚当·斯密的節约理论。亚当·斯密(1723—1790)将节约作为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主要经验进行总结,在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中,对节约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论述。斯密分析节约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的主要内容是:(1)认为分工能节约劳动时间、增加国民财富。斯密认为增加国民财富的主要手段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要提高劳动生产率,首先就要靠分工的发展。他在《国富论》第一章《论分工》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2}斯密关于分工能节省时间、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对论证劳动分工理论,以及促进当时资本主义分工和协作,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有过重要作用。(2)认识到节约对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的作用。资本主义再生产的特征是扩大再生产,而扩大再生产一般都是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的。所谓资本积累就是指资本家把获得的利润不是全部用于个人消费,而是把其中的一部分积累起来,用于追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使生产在扩大的规模上重复进行。资本总量增大的重要途径是节约。斯密认为,一国的财富应该更多地投向生产领域,以扩大生产、增加利润。他认为,奢侈是蚕食资本,夺取劳动者的面包来养活游惰;而妄为的结果,和奢侈相同。所以,斯密说:“奢侈都是公众的敌人,节俭都是社会的恩人。”{3}可见,斯密认识到节省收入并转化为资本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触及到了外延扩大再生产的问题。这在当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3)强调政府节约的重要性。斯密认为国家的职能主要是满足公共安全、公共机构和公共工程等公共需要。由财政保障的国家费用也称为国家运行成本,主要包括国防费、司法经费、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费用。政府作为上层建筑,不仅不生产社会财富,而且需要消耗大量社会财富。因而斯密强调政府节约的重要性。他说:“地大物博的国家,固然不会因私人奢侈妄为而贫穷,但政府的奢侈妄为,却有时可把它弄得穷困。”{4}因而,斯密特别注重政府的节约。
在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的经费方面,斯密认为,“君主或国家的第三种义务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5}公共工程和公共机关费用包括:除上述国防及司法行政两方面所必需的公共设施和公共工程外,主要为便利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至于公路、桥梁、运河等等,如由利用他们的商业来建造和维持,那么,这种工程,就只能在商业需要它们的地方兴建,因而只能在宜于兴建的地方兴建。此外,建造的费用,建造的堂皇与华丽规模,也必须与该商业的负担能力相称,就是说,必须适度。{6}
总之,斯密设计的国家运行成本中只有国防费用和维护君主尊严需要社会收入的开支,其余各项均可由司法和公共工程的受益人分摊,以减轻国家的开支。而且斯密要求政府严格控制公债,因为他认为:“在举债制度下,社会一般资本时时由政府滥费所惹起的损失,是更容易由人民的节约与勤劳得到弥补的。”{7}这样就确保了政府职能运作成本的最小化,从而使政府成为廉价政府。
2.大卫·李嘉图的节约理论。大卫·李嘉图(1772—1823)是继亚当·斯密之后的又一位著名的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对节约问题也有深刻的见解,他的节约观集中体现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从节约社会劳动的角度提出比较成本学说。李嘉图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指出,比较成本是指两国生产同一商品所消耗的劳动量(劳动成本)的比率。劳动生产率越高,商品的劳动成本越低。两国生产不同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差别程度很不相同,由此决定两国间不同商品的比较成本存在差异。即使一国在生产所有商品上的劳动生产率都高于他国,仍然有可能存在着一国在某种商品上具有较低的比较成本,而在另一种商品上具有较高的比较成本。比较成本较低的商品是该国的比较优势的商品,而比较成本高的商品,则是该国的比较劣势的商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将分别集中生产本国相对优势的产品,并在此基础上实行国际分工,就能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果,节约劳动和增加使用价值数量。他认为,每个国家都要对自己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分析,做到“两优相权取其重,两劣相权取其轻”,以便在现有的自然、技术和经济条件下更合理地分配劳动和利用资源,形成合理的、最有利于本国的生产要素配置和生产力布局,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8}(2)强调税收比借债更能节约。在筹措政府经费上,李嘉图更倾向于征税而反对举债。他认为借债“这种制度会使我们不知节俭——使我们看不清真实环境。”{9}他举例说,如果国家需要战争经费4000万英镑,假设征税的话,要求40万民众每人每年承担100英镑,在要求他立即缴纳的情况下,他会设法从收入中迅速节省下100英镑。战争结束,课税就结束。但在借债制度中,他只要支付这100英镑的利息(按5%的年利率计算),即每年5英镑,就会认为从其收入中节省这5英镑就足够了,因而会错误地认为他和以前一样地富裕。如果全国人民都这样想和这样做,仅能节省4000万英镑的利息,即200万英镑。这样做不仅损失了4000万英镑资本用于生产所应得到的全部利息或利润,也损失了储蓄和支出之间的3800万英镑的差额。在借债的情况下,还会导致资本外流——“把自己和其资本转移到能免除这种负担的国家的诱惑最终会变得难以抗拒”,因为“每个纳税人都想逃避责任,把纳税负担从自己身上转嫁给他人”{10}。(3)认为政府和私人的节约可以减轻国家的贫困。李嘉图认为:“一国为战争之目的或为政府一般开支所征收的税,还有主要用于维持非生产性劳动者生活的税,都取自于该国的生产性行业。这种开支每有节省,即使不增加到纳税人的资本中,一般也会增加到他们的收入当中。”{11}李嘉图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国家的贫穷是由于政府和个人的浪费和借贷造成的,只有通过积攒收入和节省开支才能增加国家资本。因此,任何可能促进国家和私人节约的措施都可以减轻国家的贫困。但如果认为把国家的实际困难从社会上一个应当承当责任的阶层身上转移到根据任何公平原则都不应担负额外责任的另一阶层身上,就能消除这种困难,这是一个错误和幻想。”{12}
除此以外,李嘉图所提出的“级差地租”也成为现在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理论基础。由此可见,他对节约理论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
3.其他古典经济学家有关节约重要性的认识。除亚当·斯密和李嘉图之外,其他古典经济学家对节约都有许多论述,如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法国重农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杜尔哥从资本积累的角度主张节约。他认为节约是资本积累的一个条件,曾屡次指出,无论个人还是民族,节约致富,浪费致贫。{13}瑞士政治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通过分析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不论是穷人或富人都不应该使自己的开支超过实际收入,任何社会开支都取决于社会收入。”{14}法国庸俗政治经济学创始人萨伊则通过分析个人消费的动机与结果,认为:“节约列为美德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它像其他美德那样,意味着克己自制,并产生最愉快的结果。子女得到良好的体育与德育,老年人得到周到的照顾,中年人具有他们持身处己所最需要的冷静头脑,不受周围情况的影响因而不受图利动机的支配,这一切都产生自节约美德。”{15}
(二)现代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
现代西方经济学是指20世纪30年代至今所出现的西方经济学。这阶段的代表人物有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米尔顿·弗里德曼(1912—2006)、保罗·萨缪尔森(1915—)等。除凯恩斯等人之外,现代西方经济学在各个方面体现着节约的思想,可以说,现代西方经济学主要是研究节约的一门学科。
1.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立论依据是资源短缺。西方经济学认为,人类有无限的需要希望得到满足,但是现有的资源不足以实现这些愿望。因此,相对于人类的需要来说,社会资源是稀缺的。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中指出:“‘经济稀缺性’指的是经济生活中这一基本事实: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的数量都是有限的;使用这些资源,最好的技术知识所能生产出的每一种物品也都有个有限的最大数量。”{16}正因为社会资源是稀缺的,所以人们才需要从节约的原则出发,考虑如何充分利用现有资源,才需要考虑生产什么、怎样生产和为谁生产,从而才产生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这门学科。如果社会资源不是稀缺的,任何商品都可以无限地生产出来,那么一切商品都不是经济物品而变为和空气一样可以自由取用的物品,这样就不会有经济理论研究和经济学这门科学了。劳埃德·雷诺兹说:“稀缺性是经济学的根本。如果所有物品,都像空气一样,自由免费取用,那就没有必要节省资源,也就没有经济问题。”{17}由此可见,实现节约是西方经济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论依据。
2.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中心内容是节约。关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这一问题,从古典经济学开始就有阐述,例如亚当·斯密认为经济学是研究财富的性质和增长的科学,萨伊认为经济学是分析财富怎样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科学,马歇尔认为经济学是说明人类一般事物的学问。而现代西方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萨缪尔森则认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做出科学选择,使稀缺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并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当代西方经济学家总结了前人的看法,进一步提出经济学主要是分析研究如何在资源稀缺的条件下,通过有效的选择,使资源得到合理的利用,从而使耗费最小,收益最大。美国经济学家劳埃德·雷诺兹则在其所著《宏观经济学》中,一开始就指出:“经济学是研究节省的,这是我们每天都要干的事。我们不得不节省,因为我们缺乏。”{18}美国经济学家、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勒说:“经济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分析经济制度、激励系统对资源使用效率的作用。无论经济学家研究的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经濟制度,这应当是他们最关注的问题。”{19}尽管他们表述的方式不同,但都说明了节约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萨缪尔森在他的《经济学》一书中明确指出:“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的中心问题)。效率意味着不存在浪费。”{20}萨缪尔森的这一认识,可谓揭示了经济学的真谛。任何一门经济学都要研究效率问题,其实质是研究如何克服浪费,实现节约。
3.现代西方经济学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是为了实现节约。西方经济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创立了许多对经济活动进行分析的方法,如实证分析法、规范分析法、静态分析法、动态分析法、个量分析法、总量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存量—流量分析法、边际分析法、制度分析法、均衡分析法等。西方经济学家利用这些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各项经济活动进行评价和分析,从而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经济效益最大化。例如,西方经济学在分析产品成本时采用了边际分析法,即通过计算边际成本,反映生产经济效益。所谓边际成本是指随产量的变动总成本的变动量,或者说增加一单位产品所带来的成本增加量。如果边际成本增加,说明产量的增加导致了成本更大幅度的增加,经济效益下降,其中必然存在浪费;如果边际成本下降,说明由于增加产量提高了经济效益,实现了节约。在成本分析中还使用了经济模型分析法以反映各因素对产品成本和经济效益的影响,使用动态分析法反映产品成本的变化情况,说明节约或浪费的程度。
4.现代西方经济学重视技术进步是为了实现节约。众所周知,西方经济学十分重视技术进步的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社会进步,而是为了劳动时间的节约,以获取更多的利润。例如:英国经济学家J·希克斯把技术进步分为三种类型,即节约资本的、节约劳动的和中性的。如果技术进步提高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函数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低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就是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的相对份额上升,而工资的相对份额降低。英国经济学家R·哈罗德的解释是,如果在技术进步前后两个生产函数利润率相等的点上,技术进步以后的生产函数有较高的资本—产量比率(k/y),即为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简而言之,节约劳动的技术进步就是在技术进步中更多地使用了资本,更少地使用了劳动,从而使资本—产量比率提高。如果技术进步降低了资本边际生产力对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比率,换言之,如果技术进步以后生产函数的劳动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大于资本边际生产力的提高,就是节约资本的技术进步。这种技术进步使国民收入分配中利润的相对份额下降,而工资的相对份额提高。{21}
二、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特征
(一)普遍性
如前所述,西方经济学要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性与人类需求无限性之间的矛盾。正如劳埃德·雷诺兹所说:“印度、美国和苏联的经济,表面上看来,很不相同。然而,所有的经济,都面临共同的问题和起某种共同的作用,基本的经济问题就是稀缺性。”{22}随着世界人口的急速增加,资源越来越紧缺,在这种现实面前,所有的经济学科都必然研究这一问题。以资源稀缺作为立论前提的西方经济学更加是这样。因此,从学科发展来看,西方经济学及其分支都是直接或者间接研究节约问题的,如新制度经济学、会计学等。毋庸讳言,新制度经济学的诞生使西方经济学实现了对诸如寻租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契约理论等的研究的深入,在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制度革命”,20世纪西方经济学的许多理论是无法形成的。产权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最关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兴趣的一个领域。“科斯定理”认为,只要产权关系明晰,不管它属于谁,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就不能产生背离。虽然权利属于谁的问题会影响财富的分配结果,但是,如果交易费用为零,无论权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过市场的交易活动和权利买卖者互定合约或“自愿协商”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23}另外,发展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技术经济学等学科均以不同角度研究了节约与效率的问题,在此不拟展开论述。
从西方经济学发展史来看,自亚当·斯密开始的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节约问题,研究实现节约的方法和政策。多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几乎无不与减少经济运行中的损失、提高经济效率有关。如,瑞典皇家科學院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的地域等方面所作的贡献。作为他获奖的理由之一,他所开创的经济地理学主要研究一些地区(如硅谷)怎样和如何实现专业化,以及产业集群如何为公司和经济带来好处。可见,西方经济学对节约问题的研究具有普遍性,节约理论已经成为西方经济学中重要的理论。
(二)抽象性
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比较接近于实际,特别是善于将实际经济问题抽象化,对节约问题的研究也不例外。西方经济学家运用边际分析法、动态分析法、经济模型分析法、制度分析法等方法研究节约问题,具有很强的抽象性。如,西方经济学对现实生活中的购物消费、商品生产问题,抽象为需求—供给模型,并运用边际效用来研究消费问题、运用边际成本来研究生产问题;以及发展到后来的将如何达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抽象为IS-LM模型、总需求与总供给模型、计量经济学模型等,并运用边际消费倾向、乘数效应等来研究国民经济运行问题,等等。经济数学模型通过将经济事物抽象化为数学方程式陈述和推导的数量关系,可以起到“经济政策实验室”的作用。尤其是计量经济学模型,揭示了经济系统中变量之间的相互联系,将经济目标作为被解释变量,经济政策作为解释变量,可以很方便的评价各种不同的政策对目标的影响。也正是由于它的抽象性,西方经济学从产生到发展都是围绕着经济发展这个主题,基本上回避了意识形态问题的争论,以研究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创造最大财富为目标。
当然,西方经济学并不只是具有抽象性,否则它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因为,一门学科的存在,除了要有明确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之外,还应当有它自己特有的使命,并紧密围绕这一使命开展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要具有实践性。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理论研究成果被运用到生产管理中后,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三)定量性
注重运用数学模型对经济问题进行定量分析是西方经济学的一大特点。数学是研究现实世界的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的科学。任何事物都具有质的方面和量的方面,都是质和量的统一。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同样是质和量的统一。在对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进行质的分析的前提下,对反映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经济范畴和经济过程进行量的分析,将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也将有助于理论的应用。{24}马克思指出:“一种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25}西方经济学重视定量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判别其科学性的根据之一。事实证明,定量分析方法(如边际分析法)在研究资金使用、资源利用等方面具有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能够使人一目了然地看清问题。后来兴起的计量方法是定量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发展,计量方法就是将统计学、经济理论和数学结合起来研究经济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已被普遍认可,在实际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计量经济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经济学科,萨缪尔森(P.Samuelson)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学是计量经济学的时代。{26}
不论是早期的边际分析法,还是现在的计量分析法,其目的都是在于通过定量化分析,以提供一个最优的决策。而西方经济学中的“最优”,无非就是消费者的效用最大化、生产者的利润最大化、全社会的福利最大化,也就是,消费者以最小的支出得到最大的效用、企业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全社会处于“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不可能再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从这些“最优”来看,也就是要解决日常生活及生产中的浪费问题,实现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合理使用。
三、西方经济学节约理论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不同的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经济问题往往作出不同的解释,得出不同的结论,提出不同的政策主张。除了认识方面的原因之外,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具有特殊性,它直接涉及不同社会群体、集团、阶层和阶级的利益。不管愿意不愿意,也不管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经济学的阶级性总是客观存在。{27}但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避开了意识形态之争,从人类面临资源短缺的实际出发,明确了自身的研究对象,即有效配置稀缺性资源,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简而言之,就是如何实现节约。不论是探讨个人的消费购物、就业抉择,还是研究企业的生产管理,等等,其理论研究成果都具有普遍的借鉴价值。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丰富了经济学的研究内容,使一些实际问题被纳入到经济学研究的范畴之中,用以指导经济管理的实践。另一方面,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使经济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就是如何提高有限资源的使用效率;同时,它使东西方的经济研究逐步形成了共识,这就是研究节约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经济学对节约缺乏必要的关注,经济学教科书没有对浪费现实的分析,甚至连“节约”的字眼都难找到。在党中央提出建设节约型社会之前,很少有人从理论的高度探讨节约问题。大量事实表明,浪费这一社会病菌早已严重地侵害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体,而一些理论工作者却视而不见。要改变这种理论研究状况,加强自身的“修养”是必不可少的。但按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撇开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特有阶级性,“兼收并蓄”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对于发展我们的节约理论、丰富我们的经济理论是一条可循之路。
(二)实践意义
理论的生命力决定于实践对它的需要。马克思曾经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28}西方国家依据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制定并实施的政策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发展,缓解了资源有限和需求无限之间的矛盾,避免和减少了一些因通货膨胀等问题造成的浪费损失。新时期,全球市场化改革的趋势加速了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传播,很多后起国家都在积极学习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制定改革政策的依据,这样一来就在更广、更大的范围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对我国来说,自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市场经济理念被引入以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与此同时,各种资源紧缺的警钟也逐渐敲响。资源供不应求的矛盾日益突出,正在成为影响人们生产与生活正常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中,在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今天,吸取西方经济学中的“营养成分”,尤其是节约理论,做到洋为中用,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但在应用西方经济学的节约理论时,应充分考虑我国国情的特殊性,毕竟我国目前尚不具备足够的市场机制赖以顺利运行的硬件和软件。
注释:
{1}[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高鸿业等译.经济学(第12版)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2}{3}{4}{5}{6}{7}[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8}赵羽翔.经济学说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9}{10}{11}{12}[英]大卫·李嘉图著,周洁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
{13}[法]杜尔哥著,唐日松译.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14}[瑞士]西斯蒙第著,何钦译.政治经济学新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5}[法]萨伊著,陈福生、陈振骅译.政治经济学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6}{20}[美]保罗·A·萨缪尔森、威廉·D·诺德豪斯著,高鸿业等译.经济学(第12版)上[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
{17}{18}{22}[美]劳埃德·雷诺兹著,马宾译.宏观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9}[美]乔治·J·斯蒂格勒著,潘振民译.产业组织与政府管制[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1}梁小民等主编.经济学大辞典[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4
{23}[美]罗纳德·哈里·科斯著,盛洪等译.企业、市场与法律[M].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0
{24}{27}吴易风.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问题(下)[J].经济学动态,1999
{25}保尔·法拉格等著,马集译.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26}李子奈,潘文卿.计量经济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 广东广州 510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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