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问题的理论误区与认识论、方法论原因

摘要：国有企业在性质、目的、生产方式等方面与私有企业的差异性决定二者在效率效益上没有简单可比性。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论是西方经济学封闭系统方法论的一般性产物。而在中国，它的产生与形成还具有近因效应、光环效应、代表性启发式思维等唯心主义认识论影响，也是在事物（效率效益）分析上逻辑简单化、极端化、矫枉过正、用事物现象代替事物本质等方法论作用的结果。这些方法论的运用在企业效率效益衡量上形成了带有资本主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双重标准范式，其逻辑关系就是试图证明私有化才是唯一提高效率效益的手段。而整体主义、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分析则揭示出这种论点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伪科学性。

关键词：国有企业效率效益；认识论；方法论；中国经济学建设；近因效应；光环效应；改革

中图分类号：F2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4）06-0035-10

一、引言

笔者系列研究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下的企业效率效益决定及差异性衡量 —— 一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以下简称《一评》）①、《逻辑和历史反证法的企业效率效益比较分析与衡量——二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以下简称《二评》）②的逻辑、实证与反证分析表明，无论从事物（效率效益）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还是从中国事物的特殊性看，1949—1980年，中国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无论中西方）因社会与经济目的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管理方式不同，操作模式不同，分配与交换关系不同，其市场结构、功能与目的不同，“资本”结构、功能与运作方式不同，在效率效益问题上不存在简单可比性。任何使用西方理论、方法和要素来简单、孤立、割裂地对它们进行效率效益比较、鉴定、衡量，都会出现合理性、可靠性问题；具体方法越是复杂、高深，逻辑性问题就越严重，片面性就越大，科学性就越低。而“国有企业效率效益必然低下”（下称“低下论”）正是在这样条件下产生的一个理论误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它在中国形成并在理论界、学术界、思想界、教育界、宣传界产生普遍性影响呢？它又为什么对中国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性质的改革的一些政策、方法产生普遍性影响呢？这里既有方法论问题，又有与方法论相关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问题。无论是这种封闭系统方法论下产生的“低下论”理论误区，还是其具有代表性的“三驾马车”③，无论是西方要素框架下的“增长率”比较研究，还是带有价值观、意识形态性质的“私有化”潮流，都与中国经济学理论建设上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不无关系。鉴于此，笔者从唯物主义认识论、方法论角度剖析“低下论”形成并产生影响的原因与根源，运用交叉科学和整体主义方法证伪“私有化等于高效率高效益”的逻辑方法，并从方法论角度揭示“低下论”带有价值观与意识形态色彩的双重标准范式。毕竟，要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坚持改革的“科学社会主义”性质，就不能不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自身的理论体系，而发展、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又不可能不研究国有企业，研究国有企业又不能不运用整体主义和历史、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而不从认识论、方法论角度证伪“低下论”，并揭示其根源从而加强社会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科学性，这一切皆免谈。

二、“低下论”的认识论问题

（一）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的认识论影响

近因效应指一个社会刚刚发生的重大经历或事件使随后对事物的认识、判断及其指导下的政策、决策和行为产生偏见性（如对事物整体认识的忽略）、极端性、非科学的权重性影响。④文革十年里，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受阻，企业正常生产停滞，原有规章制度被废除，诸如管理机制、激励机制、质量提高、级别评审、技术改进等一整套制度受到破坏，效率效益自然受到严重影响，“大锅饭”现象自然产生，供求差异性自然扩大。这种供求缺口并非公有制下国有企业不能生产足够商品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文革10年里这种“需求”本身都受到批判），而是特殊时期里政治运动直接、全面冲击经济生产而与此同时实际需求不断扩大（人口从1966年的6.5亿增加到1976年的10亿）从而造成的“短缺”后果。显然，这既不是科尔奈的“社会主义短缺”，也不是西方1929—1933年大危机期间的“短缺”。然而，当“文革”结束时，一方面这种特殊时期的现象受到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一种带有情绪的、简单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缺乏客观、整体主义分析的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低下的观点也就应运而生了（这里暂且不谈那些本来就对社会主义公有制一直持否定态度的观点）。

（二）光环效应（Hallo Effect）的认识论影响

光环效应指因受某一事物表象的“耀眼”部分影响而丧失对其客观、全面的认识，丧失对其条件/环境/时空差异性的唯物主义认识，从而导致对该事物认识的片面性、简单化甚至极端化。首先，中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改革以“向市场经济转型”为主要特征，而西方资本主义是市场经济的“鼻祖”。尤其是，文革10年中国经济发展受阻，西方经济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使原来就有巨大差异的生活水平、科技水平、生产力水平更加拉大了，加上近因效应，就使西方市场经济、西方经济理论、西方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产生了从未有过的耀眼光环。其次，20世纪80年代，“冷战”结束，西方经济学界一方面把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发展称为市场经济的“奇迹”，另一方面把苏联、东欧、中国发展引证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失败。这些因素，加上意识形态作用，与西方国际经济一体化中的极端自由化、市场化、利润化思潮一起，使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光环效应被更加放大了。最后，这一时期，西方一些经济学流派因其技术手段的计量化、数理化而被称为“主流经济学”，⑤其普适/世性、“科学真理”的光环也被放大了，而它所蕴含的极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非科学性成分则被遮掩了。结果，它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实际影响就顺理成章了，中国自身在衡量中国国有企业效率效益（以及其他社会主义经济功能、运行领域）上用它们代替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的历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也就在所难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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