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国际嗓音研讨会：生理、语言和文化
北京大学2013年“国际嗓音研讨会：生理、语言和文化”于10月9日至12日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召开。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语言学实验室和教育部重点文科基地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联合主办，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和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联合资助。出席本次会议的专家分别来自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瑞典皇家理工学院、天津大学、香港大学、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音乐学院、同仁医院、解放军301医院、上海师范大学、西北民族大学、延边大学等单位，共76人。会议由林幼菁博士主持，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陈保亚教授和语言学实验室主任、本次会议组织委员会主席孔江平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跃红教授代表中文系致辞。陈教授在讲话中提到，本次研讨会围绕生理、语言和文化不同的视角来探讨语言的产生，并应用国际前沿研究方法来探讨嗓音的生理、声学特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对语言学的深入和跨学科的研究、交流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对于嗓音的临床病理研究、言语工程研究以及言语合成等方面研究都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主任陈保亚教授代表中心致辞。他说，嗓音研究是对人类言语产生的最根本的研究，更是多学科理论渗透和方法应用的专业高端研究。希望在这次跨学科的国际嗓音研讨会上，各位与会专家探讨和碰撞出更多的前沿思想和研究方法。
本次研讨会围绕嗓音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包括：嗓音生理、嗓音声学、嗓音合成和建模以及嗓音病理等多个视角，涉及嗓音在西方歌剧歌唱、中国戏曲歌唱、言语产生、临床病理、嗓音临床评估以及艺术嗓音训练等各方面的具体研究，还特别关注了多个少数民族不同口传文化中多样化的嗓音发声类型和演唱方式的研究。
嗓音是人类语言和口传文化的基础，本次会议以嗓音和人类复杂行为系统为主题，以多学科的视角，从嗓音生理学、嗓音病理学、言语科学、言语工程、声乐学、语言学等不同领域讨论了嗓音科学的学科前沿、各学科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中国嗓音科学的发展前景。研讨会邀请了六位著名学者作了主题报告：
嗓音是由三种主要机制的协同作用产生的。第一个机制是呼吸器，用于压缩空气，在声带下方形成超压气流。第二个机制是声门，即两片声带中间的缝隙。嗓音产生的第三个机制是声道。它的作用是同这些以波峰波谷为特征的谐波产生共鸣。
在西方古典歌剧演唱中，声音是按照基频范围分类的。女高音演唱的范围最高，大致在220～1047赫兹之间，低音在80～350赫兹之间。音高的幅度与声带的长度有关，高音的声音同低音的声音相比声带更长。嗓音的响度是由声门下的气流压力控制的，可以在一个宽的范围内变化。在0.3米的距离时，它通常会达到100分贝左右的声压级（SPL），但实质上，基频和最低共振峰的频率都会影响声压级。第一共振峰的正常数值取决于元音，大致在250～800赫兹之间变化。
女性通常以高于第一共振峰正常数值的基频歌唱。然而，她们避免基频超过第一共振峰。因此，在音高高时，她们以第一共振峰稍高于基频的方式发那些元音。通过这种方式她们可以不用增加声门下的压力而是利用声道共鸣增加声压级。西方歌剧男演唱者会使第三、四、五共振峰聚集起来，导致频谱包络的峰值接近2800赫兹。在这个频率范围里西方管弦乐队有许多相对低的泛音，这就造成了歌唱家的声音甚至穿透了管弦乐队的高声伴奏。在这种情况下，演唱者利用共鸣提高声压级而不是增加声门下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西方歌剧的男女演唱家都应用了声带省力原则。
声源频谱中最低的泛音，即基频，在西方歌剧演唱中典型性很强。它是应用了适度的声门紧收产生的，而这与西方流行音乐的演唱方式有所不同。歌剧演唱中经常提高声门紧收程度，产生了一个弱化声带音。描写一种声带类型的特征需要详述基频的典型变化范围、声门下压和声门紧收程度，这些描写可以用三维视图来表示，并凭借嗓音合成技术来证明嗓音音质的相关效应。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纽约医学院Ron Baken教授做了题为《国际视角下的嗓音生理学》的主题报告。人们一直被人类语音的本质和功能所吸引，然而人类对认识这个精妙的交际工具的结构、功能和潜能所作的努力远不及对古文物的研究。受制于不成熟的科学方法，极其有限的调查技术以及对自然界不充分甚至错误的认识，关于嗓音产生的早期理论从现代常识的角度来看普遍缺乏准确性和预测性。当然，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真正的科学上的突破。例如，大约公元150年，希腊解剖学家盖伦（Galen）使用实验方法正确地识别了喉返神经的功能。与之相反，公元1500年左右，达芬奇（DaVinci）——西方科学史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经过对人体和动物样本的认真解剖后，错误地认为嗓音是喉心室中旋风的产物。观察喉部功能的更好的方法——尤其是1850年前后西班牙人加西亚（Garcia）发明的间接喉镜检查方法，以及相关科学领域的进步对于理解嗓音发声的机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1843年德国人缪勒（Müller）就提出了现代嗓音发声原理的基础理论。
20世纪中叶荷兰人van den Berg提出了嗓音生理学的气动理论（myoelastic aerodynamic）。该理论假定声带是自振的，声门周期性地开合将肺部呼出的气流切分成湍流脉冲。这些脉冲是由声带刺激产生的。他认为声带自振的频率，以及由此产生的气流脉冲频率主要取决于声带的自然生理属性，尤其是声带的长度和张力。而嗓音的强度则同气流压力的大小直接相关。总的来说，声带的这些特征是可变化的，可调控的。频率、强度和音质都可以自主地调节。过去的半个世纪，人们对这些可调节机制做了细致的研究，并取得了巨大进步。这源于调查方法的改进以及复杂数学模型的详尽阐述。这些模型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理解，反过来又促成了更先进的观察技术和更完善的数学模型的发展。科学上的成就很显然是国际性的，它对许多领域和学科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外科手术、言语合成、教育学和语言康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