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现状及其所承载的社区精神

民间音乐，又称民俗音乐。它是一种经过口传过程发展起来的普罗大众的情感表达形式。潮汕地区的民间音乐由于其丰富性与独特性，一直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建国以来在各类学术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就有数百篇。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针对其律学和乐学，也就是说，集中于文本研究而缺少对文本产生的过程，即音乐行为，尤其是当代人音乐行为的关注。本文将就自己田野考查的第一手资料，分析和探讨潮汕文化意义体系下的民间音乐行为及其价值。

一、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生存现状的调查

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的特点之一，是其社区功能。社区，是社会科学中最广泛和经常运用的一个概念。社区具有如下特点：共同的生态环境和地理位置，小规模的社会范围；人们之间具有共同的观念（但并非像亲属关系那样受到束缚和无法回避的定位）而相互关联，根据这些关联和社会属性与其他社区及其成员相互区别；共同的社会体系和结构，成员思想状态和行动具有同质性。①潮汕地区因历史悠久，所以文化底蕴丰厚，民间艺术造诣精深。在我国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属于国家级、省级的民间音乐舞蹈有：潮州音乐、潮州歌册、潮剧、广东汉乐、笛套音乐、英歌舞、布马舞、蜈蚣舞。该地区音乐文化目前的生存现状如何呢？三年来笔者深入实地考察，现已完成的田野调查（已备录音录像资料）如下：

１．普宁县洪阳镇均天乐社（１９１２—２００９）的现状调查。

２．普宁县马后山村文化室潮乐社的活动情况调查。

３．普宁县洪阳镇０８年农历正月１７－１８游神赛会、潮剧表演的现场采访。

４．汕头市朝阳区谷饶乡０８年民间文化节（清明）大型游艺活动的现场采访。

５．汕头市朝阳区西歧村英歌舞教练洪飞英的采访。

６．潮州市潮州歌册主要传承人林少红的采访。

７．潮汕乡土音乐教材《多采的乡音》使用情况调查。

田野调查的结果，是笔者把目光的焦点从音乐“产品”移至该地区的人以及民风民俗。实际上，音乐行为可以是个人的，也可以是集体性的。潮汕地区的民间音乐行为则很少是个人的。“在这类集体化的行为里，音乐的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比较明确的社会性，行为自身对接受该行为的对象也具有很明确的针对性，也就是音乐表演者与听众的直接或非直接的关系。”②这种关系很自然地形成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往来，不同数目的个体行动者将汇聚在同一个群体里，形成一定的公共集体性。这个集体具有的保持个体多样性的公共凝聚力，即是社区功能。那么，“个体行动者”在社区中将如何参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呢？笔者将其梳理如下：

１．民间乐社——一种自主选择的集体性音乐表演。

实际上，潮汕地区一直有不少活跃在民间的乐社，它是一种自发的音乐组织。乐社的活动时间会选择在农闲或者岁时节日。成员的乐器一般由乐社提供，先学者则为师。乐社经费的主要来源是依靠个人的捐赠，捐赠者一般为当地“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以普宁县洪阳镇马后山村的潮乐社为例，它的赞助者是当地拥有一个运输车队的王敬文先生。乐社的活动场地就在村委会，演奏的曲目是清一色的潮州音乐。

与马后山村的潮乐社不同，普宁县洪阳镇的均天乐社则享受一定数量（大约整个活动经费的三分之一）的政府补贴。均天乐社成立于１９１２年，迄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乐社所坚持的是广东汉乐的传承。马后山村潮乐社的表演者一般为本村村民，音乐的接受对象也是本村村民。均天乐社表演者的成分则要复杂得多，有企业家、教师、公务员、学生等等。其听众则更为广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及省内多家新闻单位曾到当地采访报道或录制节目。美国纽约大学音乐系副教授吕梅丝女士也曾不远万里，专程来到乐社访问交流。也就是说，均天乐社的听众已经扩展到全国，乃至全世界。

２．游神赛会——一种与民间信仰相关的群体性音乐、舞蹈表演。

潮汕地区每年各乡各里的“游神赛会”活动内容极其丰富?熏这种集中展示民间文化竞赛的盛会，其内容有潮州大锣鼓、笛套锣鼓、弦乐（丝竹弦）、笛套古乐、细乐、庙堂乐、汉乐、潮剧、木偶戏、英歌舞、车鼓舞、蜈蚣舞、古字画、剪纸、潮绣、纸影、灯笼、泥塑等等。游神赛会除了展示艺术作品之外，更重要的是村民们对民间信仰的一种深度体验。潮汕地区民间信仰所崇拜的对象主要是祖宗神和人物神，对那些历史上为当地百姓做过好事的清官，或是献身疆场的英雄，他们会格外崇敬。在汕头市朝阳区谷饶镇举办的“２００８年民间文化节”里，笔者看到了该地区大规模的群体性音乐、舞蹈表演。参加文化节的人数逾万，有７个村、１６支文艺游行队伍。在这里，音乐舞蹈的艺术功能随着演出场所的肃穆性而发生了改变，所有的表演都围绕着一个主题，即纪念“宋朝大元帅”文天祥及在小北山麓阵亡的南宋将士。在所有的表演中，最激动人心的是英歌舞。潮汕地区有几十种广场舞蹈，而英歌舞是最具特色的情绪性舞蹈。英歌舞者众多（最多可达１０８人），均为年轻男性。他们个个武士打扮，画着英雄（根据水浒１０８将）脸谱，手持木棒，一路狂舞，磅礴的气势有如万马奔腾，极其壮观！所到之处，万人空巷。

“游神赛会”是潮汕地区过年的重要习俗，各地各村的时间均不相同，目的都是为本地村民祈福迎新。自古以来，游神赛会离不开音乐、舞蹈为其造势。每到正月，村头的醒目之处会贴着一张张的红纸，上面用毛笔端端正正地写着交钱者的名字及明细。村民们全凭自觉，少则一元，多则不限。这种“甘掏腰包”的行为说明，“游神”被看作村民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活动结束后，剩余的钱将用于补贴乐社的开支。

３．歌册传承——社会变迁导致音乐变更的典型个案

“潮州歌册”是潮州地区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一种民间说唱艺术。歌册以叙述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主要内容，用潮州方言吟唱。旧时期的潮州女性最基本的劳动方式是理家和做绣活（主要是抽纱），那些扎堆“绣房”的女人们往往会因为听、唱歌册而忘了吃饭、睡觉。可见，歌册吟唱原本是女人间的自娱自乐活动而不是一种表演。２００８年的９月，笔者到实地采访了潮州歌册的传承人林少红，她已是７５岁高龄。从她的谈话中笔者得知，她的一生都与听、唱歌册相关。旧歌册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向女性灌输三从四德、礼义廉耻。“一女不嫁二夫”，潮州女性很小就从歌册中的故事“懂”得了这个规矩。所以，不少女性明知丈夫已他乡再娶，而她们从窈窕淑女到白发老妪一直与孤灯相伴。宁肯忍受千般苦，也不会“越雷池一步”。

随着社会的变迁，女性的地位和生活方式都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绣房”已不复存在，听歌者的聚会也就自灭了。歌册的生存空间被挤压，若想获得新生，人们只能寻找新思路，而新思路所确定的方向，则造成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产生变更——“自娱自乐”改为“舞台表演”；一个人说唱改为多人“合”唱；无伴奏改为有伴奏，伴奏中还加入了代表西方文化的电声乐。事实上，“音乐的变更不仅是音乐自身的规律和问题，它涉及到许多其他非音乐的因素，包括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心理的和自然环境等。其中社会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动力。”③

二、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的社区精神分析

潮汕地区民间音乐的种类繁多，而且大都保持着原样。有人说，这是因为该地区交通闭塞、方言难懂而缺少对外交流的结果。笔者认为，交通闭塞、方言难懂并非其根本原因。潮人有着神明崇拜的习俗，而这些习俗又与民间音乐以及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么，音乐的成功冷藏是否与该地区的传统文化相关呢？什么是文化，以及文化与音乐具有一种怎样的关系？

１．艺术表达与文化意义

美国当代人类学家霍德华认为：“文化本身是一种约定俗成的方式。通过此方式，人类群体学会了组织自己与环境相关联的行为和思想。在此方式中，文化有行为、观念、物质的三种基本样态。”④我国学者薛艺兵在他《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一文中，以宏观的角度、思辨的方式，从多方面对音乐与文化的关系进行了辨证与阐释。他认为，音乐和文化处于一种相互包含的关系之中；它们是互为表里的同一事物；文化是音乐的属性，音乐是文化的表象。作为属性的文化是抽象的，而作为表象的音乐则是具体的。⑤我们说潮汕文化，实际上是指潮人群体所习惯的、共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文化是一个可以涵盖很多事物和现象的性质的抽象概念。潮汕民间音乐，是该地区文化意义体系下的一种具体的音乐表达形式。以英歌舞为例，英歌舞始自明代，对于它具体的形成过程，研究者有多种说法——水浒说、傩起源说、山东莆田传入说、汉剧传入说、练武说等等，“也许所有说法合起来，则能反映历史的真实。即：英歌舞源于古代中原民间的傩舞与祭祀礼仪，……由于是对英雄的赞歌，便以‘英雄’之名流行，并与乡村的游神赛会密切结合得到传承延续。”⑥由此可见，“祖先崇拜”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刚猛、强悍的英歌舞，则是文化借以表达其意义的艺术形式。一般来说，民族艺术史与民族宗教史是不可分的，艺术作为超自然的信仰，甚至可以追溯到万年以前。我们看不见“文化”，但可以通过观察艺术、礼仪等从形式的规律中和事物的区别中去推论它。

２．社区精神与文化认同

笔者认为，民间音乐所以能在潮汕地区成功“冷藏”，还有另一个关键性因素：潮人群体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有人说，世界上有海水的地方就有潮人，有潮人的地方就一定有潮州音乐。为什么会产生如此稳定的文化认同感？笔者认为，是该文化所承载的社区精神所致。所谓“社区精神”，是指文化中所蕴涵的社区成员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相亲互敬的团结、协作性因素。⑦在这里，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的是“社区精神”在成员现实生活中的意义。

事实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能依靠外力的束缚，人们所以能够相互信任，相互合作，是因为长期的交往中因情感而产生了一种道德的力量。这种力量虽形成于血缘关系，但其范围必然会向地缘关系或更远的关系扩展，其内容也会随其扩展而变得丰富。潮汕地区长年活跃着自发组织的各类乐社，无疑，这种朴实而纯粹的的音乐组织形式，将使每个参与人成为社区精神的体现者。在一年一度的游神赛会中，潮乐演奏和英歌舞者“执行着社区赋予的庄严使命——为自己生活区域的五谷丰登，驱邪降福而献乐祈请。”⑧那些观看游神的社区成员，同样是以参与者的身份出现在本区域共同繁荣的“事项”之中。他们虔诚地表达着自己所归属的那个团体的愿望和祈求——以燃放鞭炮迎接游神队伍的到来；以实诚的人丁钱补贴村里的乐社。从某种意义上说，游神赛会是一种公众参加的“团结礼仪”，它所强调的是成员的认同感和行动的协调性，其目的是为成员之间的合作做好准备。但我们要问，“社区精神”植根于民间信仰？不可否认，信仰是潮人群体生命中不可缺少的精神慰藉，但潮人喜爱音乐并非因为信仰。热爱生活，是这个群体共有的特征。热爱生活者，必然有着对艺术的审美需求。这里有句俗语：“锄头粪箕筐，三弦琵琶筝。”由此可见，对特定生存方式下追求日常生活诗性的潮人来说，“三弦琵琶筝”与“锄头粪箕筐”一样是他们生命中的必需品。“社区精神”，在这里体现为成员的人生理想与审美情趣的趋同。

３．社区精神与文化传递

对于民间音乐行为，我们不能简单地视为农民闲暇时的自娱自乐。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精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音乐精神。“在一部大型的声乐或器乐作品中，独唱、独奏与合唱、合奏的关系，如同一棵树上的枝条，看枝条，它们是独立的，但深处它们是‘一’”。⑨当与他人互助并沉溺于共性时，人们将体验“团结一致，精诚合作”的和谐与快乐。

潮人对本土音乐的喜爱并不只限于成人，参加社团和社区活动的也有不少孩子。在实地考察中，笔者看到了好几支少年英歌队、锣鼓队。１９９６年，汕头市教育局教研室曾组织编写过一套乡土音乐教材《多采的乡音》，这是一套有着丰富人文价值的中小学音乐教材。教材的编写者曾在主管部门大力支持下组织成立了小学生民乐团。民乐团成员平均年龄仅十岁。他们在北京举办的“潮汕乡韵音乐会”，得到了专家和教育部领导的高度评价。从一份保留完好的节目单笔者看到，音乐会曲目几乎都是选自《多采的乡音》，每个曲目所归类的乐种都属于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⑩事实上，人们是在开始参与集体性活动时，才逐渐体会到抽象的“社会”概念。一个参加潮州大锣鼓演奏的孩子通过与别人合奏，能真实地体验到自我的力量在团队“共振”中的意义。毫无疑问，孩子参与民俗活动将有利于文化的传递和社区精神的发扬，通过与他人共同展开与民族民俗相关的音乐活动，他们将与族群形成共同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结 语

综上所述，社区精神是一种植根于本土文化的团结、协作精神，这种精神寓于社区成员所习惯的、共享的生存和生活方式之中：在人们共同的信仰、理想、追求和困难中互敬、互爱、互帮、互助。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凭借艺术的形式将人们集中起来，以此提高每一个国民心怀的文明程度和理想，这将使人们对社会的情感充满活力，而这种活力正是构建和谐社会所需要的精神储备。

①参见奈杰尔－拉波特《社会人类学的关键概念》，鲍雯妍、张亚辉译，华夏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５０—５３页。

②③洛秦《音乐中的文化与文化中的音乐》，上海书画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７、１２３页。

④霍德华《当代文化人类学》，转引自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音乐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３８页。

⑤参见薛艺兵《论音乐与文化的关系》，《音乐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６期，第４２页。

⑥隗芾、际云编著《潮阳英歌舞》，广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２页。

⑦参见张振涛《尊祖敬宗、敦乡睦里——葬丧仪式中的音乐功能（二）》，《星海音乐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３期，第１８页。

⑧张振涛《诸野求乐记——张振涛音乐学研究文集》，山东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７６页。

⑨陆小玲《音乐素养与人的整体发展》，《长江大学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２４页。

⑩参见陆小玲《潮汕乡土音乐教材的人文价值描述》，《中国音乐教育》２００９年第７期，第２７页。

［本文是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潮汕民间音乐文化生存与发展的现状调查》（项目编号为：０９Ｒ－０３）阶段性成果之一。］

陆小玲 广东省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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