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身体说起

1、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

远视和近视一样都是疾病，很难说哪一种更好或者更坏：前者只看得见远方的宏阔风景，比如本质、主义在它那里就是号称清晰的；后者只能看见近处足够大的事物，却无法看到细小的、琐碎的东西。远视和近视都共同以牺牲灰尘、否弃细节和排拒肉体为代价：与高尚的、迂远的本质——有时又叫灵魂——比起来，渺小的肉体的确只能算是尘埃。据雅典的苏格拉底论证，肉体在“本质”上就是尘埃的意思。费希特也曾经咬牙切齿，又不无自豪、神圣和夸张地说：我的使命就是要证明真理和本质，我的命运、生命和肉体都一钱不值。就这样，远视眼和近视眼经常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当成了某种确定不移的事实(以自命真理和灵魂为方式)给全盘接受下来了，甚至屁颠屁颠把它贡献给不幸没有看见的人们，至于那些不幸的人们是否需要，是否高兴，就不是他们准备关心的了。

不断把自命的真实示人，几乎和大量的谎言一样，会影响我们合理、公正地观察与看待问题。出于这样的原因，我们对周边事物的误解，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比如说，在远视眼和近视眼那里，鲁迅不无沉痛的、几乎是白描似的一句话，也被彻底地、坚定地和错误地解释了。鲁迅在引用了裴多菲的《希望之歌》(“希望是什么?是娼妓：她对谁都蛊惑，将一切都献给；待你牺牲了极多的宝贝——，你的青春——她就弃掉你”)和裴多菲的名句“绝望之为虚妄，正和希望相同”之前说：“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野草·希望》)远视眼和近视眼共同把有问题的、几乎是残废了的目光，齐刷刷投向了“空虚中的暗夜”，从中引出了大量议论：象征啦，勇敢啦，意义啦，战士啦，民族魂啦(当然也算不得错，但它们是第二性征的，不是第一性征的)，好大一箩筐；不幸得很，居然忘记了肉薄这个至关重要的谓词。

肉薄表明了一个事实：它是带血的战斗，它的第一基础是肉体。丢掉了肉体，一切搏斗、一切宏大的景物和一切有着升华癖好的东西，毫无疑问，都将成为无稽之谈。鲁迅在这一点上是深刻的，也是诚实的。卡夫卡在他的随笔里写道，甚至连殉难者也并不低估肉体，他们让肉体在十字架上升华，“在这一点上，”卡夫卡感慨万千地说，“他们和他们的敌人是一致的。”难怪有人不惜以“卑鄙无耻”的心思去揣度犹大之所以出卖耶稣，很可能是耶稣本人的主意：牺牲了自己的肉体和门徒的名誉，神之子的身份也就最终确立了。保罗·蒂利希曾经说到过十字架对于基督教至关重要的象征意义：正是牢牢控制了沾染了神之子鲜血和承载过神之子肉身的十字架的解释权，基督教才有了说服徒众的能力和底气(保罗·蒂利希《文化神学》)。要是不以肉体付帐，基督教是难以成立的——连圣奥古斯丁那样正统的神学家对此也不否认；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立，大半取决于无数徒众几乎都是远视眼和近视眼这个基本事实：他们看到了基督的拯救本质，却没有观察到肉体在其中的作用。就这样，肉体经常要么是个无名英雄，要么完全就是个垫背的角色。它通常被认为是无足轻重的，是灵魂卑下的载体。所以，自觉有罪的卡夫卡的恍然大悟才会有效：“谁不喜欢是一个高尚的人呢?可是关上门。”E·毕肖普(E·Bishop)才会说：“啊，天堂，我理解这地方，我知道它!”知道什么呢?肉体的门关上后，天堂也就消失了。

最好把“铲子就叫做铲子”(call a spade a pade)，先不忙将它点化成投枪、匕首和加农炮。喜欢战斗却又对枪炮式革命有着广泛讨厌，鼓励别人当蜜蜂而自己又常常躲进租界当犬儒的鲁迅，很显然，知道肉身的分量和重要性。他诚实地说，自己的所有举止都只是肉薄，都首先是肉薄，这也有肉体方面的原因。

有人说，鲁迅的日记几乎是一部疾病史(吴俊《鲁迅个性心理研究》)，这是相当准确的论断。1936年9月3日，鲁迅在病中给母亲写信说：“男所生之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经生了二三十年。”在鲁迅那个时代，肺结核往往被看作是不治之症——鲁迅的小说里经常出现痨病患者的形象，就是这一潜意识的明确表现(参看《孤独者》、《药》等作品)。完全可以设想，要是一个人在写作之前，就知道自己的身体处于极度无能的状态(鲁迅的真正写作时间通常被认为只有18年，即从1918年写作《狂人日记》算起)，随时都有可能被死亡的子弹命中，他们会不会像鲁迅那样写作?又会不会有鲁迅那样的激愤风格?鲁迅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第一部书命名为不详的《坟》，并将“坟”当作自己身体惟一的终结之处?卡夫卡也说，和身体最相匹配的东西不会是别的什么高贵之物，它只能是棺材。很显然，这些都是鲁迅留给我们的疑难杂症

1913年10月1日，鲁迅在日记里用春秋笔法说起了自己：“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20多年后的1936年6月30日，鲁迅的日记是这样的：近日以来，“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其间一时颇虞奄忽，但竞渐愈，稍能坐立诵读，至今则可略作数十字矣。”这就是鲁迅肉薄了一生的真实写照。身体和将要被身体处理的对象(比如残破的时代和社会)之间的巨大反差，几乎导致了鲁迅的写作中出现的绝大多数特色。“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鲁迅悲哀地说。

病人是没有真正的朋友的，唯一可靠的朋友只有他的疾病。“我只得由我来……”这样对结论不容商讨的句式和语气，就在试图向我们表明，病人是孤单的，尽管他有无数的同志，有一个古往今来堪称庞大的病人集团军。病夫卡夫卡说过，值得我们注意的，不是痛苦的上帝是当初宗教的主要上帝，属于每个病人的是他们家中的上帝，比如说，属于肺结核患者的就是窒息的上帝。在说出这些话后，卡夫卡不无恶意地问：“如果人们还在可怕的联合之前就不对他感兴趣的话，人们怎么可以忍受他的临近呢?”不排除有这样的可能性，但鲁迅是根本就不信上帝的，他顶多只把疾病当作了无法不信仰的上帝。不把疾病当作上帝将意味着什么，鲁迅比每一个健康的人都更加清楚，也比所有的小鲁迅都要诚实。在这里，鲁迅的上帝意味着“不得不”，贝多芬将它称作“非如此不可”。疾病是鲁迅无可奈何的忠实朋友。疾病教会了鲁迅认知世界的几乎所有特殊方式。它是他永恒的发动机。

2、肉薄的伦理学……

鲁迅对自己的现实境况相当清楚。他在一封通信里说：我“还想从以后淡下去的淡淡的血痕中看见一点东西，誊在纸片上”。(《而已集·答有恒先生》)说“誊”而不说“抄”、“写”，对于对词语有着高度敏感和超人修为的鲁迅确实是意味深长的。海德格尔说过，我们完全可以从人的动作上看出一个人的几乎全部讯息。强调人的精神存在、一生都在寻找可供精神栖居的老巢的海德格尔，肯定不得不同意，动作不仅是精神的，而且必定首先是生理(身体)的。“誊”(而不是抄、写)表明了一种身体上的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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