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看当代图像学与视觉文化研究
一、美国学派
在西方英语国家学术界，对视觉文化的研究，大致有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两种。尽管二者间的交流既多且频，甚至主要人物也跨越大西洋而在英美两国从事教学和研究，如英国学者诺曼· 布莱逊（Norman Bryson），但二者却有一些区别。就方法论而言，二者大同小异，基本上都借用了20世纪的欧美哲学理论、文化研究理论、美术史研究方法和美术批评方法，并采纳了当代影视理论、传播学理论和大众传媒的方法。但在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方面，二者却同中有异。其异在于，英国学者的视觉文化研究，包括了视觉艺术，例如绘画。相对而言，美国学者的视觉文化研究，则跨出了视觉艺术的界线，主要研究美术之外的图像及其功用，例如新闻媒体和商业广告所使用的图像。
美国学派的代表学者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米歇尔（W.J. Thomas Mitchell，1942 - ），他任教于该校英文系和美术史系，并任著名学术期刊《批评探索》的主编。米歇尔的学术专长在于比较文学和美术史论，他对20世纪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比较了解，并站在当代学术前沿，引领美国视觉文化研究的方向。米歇尔在中国的影响也比较大，其“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的概念，甚至成为国内文化商业界一些从业人员鼓吹文盲式“读图时代”的理论根据。米歇尔著述甚丰，涉及视觉文化之图像理论的主要有三部，《图像学：图像、文本、意识形态》（Iconology: image, text, ideology,1986）、《图像理论》（Picture Theory,1994）和《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从美国九一一到伊拉克虐囚》（Cloning Terror: the War of Images, 9-11 to Abu Ghraib），其中《图像理论》已有中文译本出版。
在涉及视觉文化的研究领域和对象等有关问题，如视觉文化研究是否包括视觉艺术，米歇尔明确地表示不包括。作为视觉文化研究之美国学派的领军人物，米歇尔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就对潘诺夫斯基的传统图像学进行了挑战，并以“图像转向”为号召，主张超越绘画和视觉艺术，使图像研究成为后现代以来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弃用潘诺夫斯基图像学的专业术语iconology，转而使用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常词汇picture（图画），以示自己的大众文化研究与前者的精英文化研究的区别。
要之，视觉文化研究中的美国学派，是指以米歇尔为代表的学者，他们主张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去研究非艺术的图像，而不再局限于美术的角度和作为艺术作品的图像。笔者赞同超越美术领域去探讨美术，也认为美术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大师及经典作品。但同时，笔者也并不认可美术研究同视觉文化研究相对立的观点。相反，美术研究应是视觉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术研究与视觉文化研究的关系是，视觉文化研究包括了美术研究，并为美术研究提供了一个超越美术的视角，这使研究者有可能从其它视角去发掘美术的更广、更深的意义，及其可能被美术研究所忽略的潜在价值。
二、三种图像
在米歇尔看来，美术研究和美术史研究，是将美术作为一种艺术现象来看待，即研究“艺术的图像”（artistic image），正如文学研究之于语言，是探讨怎样艺术地使用语言。相反，视觉文化研究关注的是“非艺术的图像”（non-artistic image），也即世俗的图像（vernacular image），犹如语言研究中对日常用语及其使用方法的关注。
在这样的意义上讲，所谓“图像转向”就不符合我们国内一些学者为“读图时代”的视觉狂欢而寻找舶来理论的初衷。事实上，今天所谓的图像转向，是指图像研究超越了美术研究的疆界，而进入了摄影、电视等新的大众传播领域。这个观点，正是米歇尔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的理论前提。
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涉及三个“图像”术语，颇能说明“图像转向”及美国学派之视觉文化研究所关注的新对象。第一个是潘诺夫斯基采用的图像学术语iconology，源出古希腊语和拉丁语中的“肖似”一词，后来指基督教的图像，自19世纪初则被东正教用来指称圣像。潘诺夫斯基将这个词发展为专业术语，用于他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之宗教艺术的阐释。第二个术语picture以其通俗化和大众化而具有后现代主义之平民文化色彩，不仅是对潘诺夫斯基之专业术语的颠覆，也是对其图像学基本概念的颠覆。然而，在米歇尔新著《恐怖的克隆：图像战争》中，他又使用了一个比较中性的术语image。那么，在当代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中，image与picture这两个概念之间究竟存有怎样的异同？
米歇尔用形象的语言来解释这个问题：一个picture就像一张画片，你可以用电脑软件来修改它，也可以把它撕毁，但画片上的原初图像却无法被改变或毁掉，这原初图像就是image，它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不同的地方，例如，它以数码方式存在和传播。这也就是说，picture指图像的物理（physical）存在，而image则是原初图像本身，超越了物理的存在，而隐身于变形的picture中。作为原初图像的image不能被人为地任意扭曲，而被扭曲的只能是picture。经过人为扭曲后的图像，已经不再是最早那个未被扭曲的原初图像，而是一个具有实际用途的picture，例如商业或宣传用途。然而，在这被扭曲的picture中，却以基因密码的方式保存着原初image的信息。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和视觉文化研究，关注image怎样变成了picture，关注image所携带的信息，以及image经过了加工或人为的扭曲而成为picture后，这picture所具有的信息传播和宣传功能。
三、生物图像
在涉及image转化为picture的过程和方式时，米歇尔提出了一个关于当代图像学的关键词“生物图像”(biopictures)。
米歇尔对“生物图像”这一概念的阐释，是从人工智能、遗传基因、生物工程、数码复制等角度进行的。他的基本看法是，当作为image的图像借助大众传播工具而被广泛复制和传输时，不会出现失真的情况，因为这是一个数码复制和传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数码信息保留了image原初的DNA编码。与此相对，失真的图像是人为操作时出现的有意扭曲，是操作者出于某种目的而特意为之。他认为，当代大众传媒对于图像的使用，有意利用了人为失真的picture，但我们透过这图像的表象，却能把握其原初图像的真实信息。
照我的理解，任何图像一旦经过传播，无论是image还是picture，都会失真。传播是一个大规模复制并散发的过程，处于传播之另一端的图像，与原初图像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这使复制和传播的图像，失去了它原初的语境。图像携带的原初信息，在相当程度上由其语境所确定，一个失去了自身时空语境的图像，只能是一个失真的图像，这就像本雅明所言，失去了该图像产生时的特定“光晕”（aura）。因此，无论以何种方式传播图像，都是无根漂浮，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原初的本真。
米歇尔认为，本雅明所说的图像复制，是机器复制，与今日数码复制完全不同。数码复制所传输的是图像的生物信息DNA，而不是机器复制所传输的图像外观。生物信息虽然脱离了原初的“光晕”，但所携遗传密码并未改变，因此不存在失真问题，这是今日数码传输的要义。在此，米歇尔绕过了图像文本与其语境的关系问题，而只进行了形而下的解说。虽然笔者坚持认为，图像的信息受制于原初的语境，但“生物图像”之说，却仍然具有启发意义。
这启发就在于“仿生学”（bionics）和仿生艺术。仿生学是20世纪兴起的一门工程技术科学，它研究生物功能，并转而将其应用于工程设计。例如在潜艇的设计中，为了降低航行的噪音，设计师们研究鲨鱼皮肤的内部构造，并模仿其构造而设计出具有静音功能的人工鲨鱼皮，用以制成消音瓦，将其覆盖于潜艇外壳，从而降低潜航噪音。这种生物仿制，是一种仿生学复制，尽管不必复制生物的外在表象，但却把握了生物遗传的信息编码，这使工程技术中的复制得以实现高保真。仿生艺术在西方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环境保护主义的产物，多是以装置为外在形态的观念艺术，旨在传播环保意识。
由于米歇尔强调图像所携带的信息是以生物编码的方式来复制和传输，当有人问他为何不用现成的术语“仿生图像”（bionic pictures）,而要生造一个新术语“生物图像”，并问及二者有何种关系。米歇尔回答说，“生物图像”是一种用类似于克隆技术复制的图像，与机器复制的图像不同，不仅没有失真，反而因基因改造而优化了图像，而机器复制却因“光晕”不再而失去了原初的本真，因此，“生物图像”与“仿生图像”并无本质区别。
笔者由此想到，借助仿生学技术来复制图像，涉及的不仅仅是图像的外形，更重要的是涉及了特定外形所携带的内部基因密码。正是由于这生命遗传的密码，才使生物的外形与其功能密不可分，而生物外形与其生命功能的关系，又是达尔文进化论的要义，在今天不仅涉及到科学技术的进步，也涉及到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在此，“生物图像”关注的是生物外形与生命信息的编码，关注二者间的功能关系，并与当代艺术的方式发生了某种关联。
四、恶搞图像
对于这种关联，在我看来，米歇尔的上述理论虽然不是关于美术的，但这理论的意义，却在于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代艺术。例如，生物图像的复制，可以帮助我们从理论渊源上认识今日艺术中的“恶搞”方式。恶搞是视觉艺术的一种修辞方式，然而西方当代艺术中的恶搞与今日中国时髦的恶搞却有本质的区别。尽管两者都以幽默为基调，但前者带有相对强烈的政治信息，而后者则大多出于赢利的商业目的和庸俗趣味。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无条件地赞同西式恶搞或一概否定中式恶搞，我说的只是今日艺术中的一种倾向。
西式恶搞的政治内含，与米歇尔所说的“图像战争”（war of images）密切相关。米歇尔在他的学术讲座中多次公开表达了他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指责，他在讲座中使用的图像，也大多是伊拉克战争的新闻图片。照他的说法，发动战争和反对战争的双方，都利用了战地新闻图像。发动战争一方的视觉依据之一，是九一一恐怖袭击中纽约世贸中心浓烟滚滚的图像，而后来人们反对伊拉克战争，其视觉依据之一，则是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照片和视像资料。
在虐囚图像中有一张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一个囚徒从头披着一身破麻布，双手接通两条电线。这个图像经过新闻媒介和网络而迅速传向世界各个角落，成为战争罪行的一大证据。由于这一图像广为流传而且极具感召力，美国苹果公司便将其借用来作商业推销，把原初图像中受电刑的囚徒，修改为一个听ipod的人正载歌载舞。这个被修改被扭曲了的图像作为广告推出后，招来社会各界的一片质疑和指责，苹果公司只好收回了这一不道德的广告，并灵机一动，又改头换面地赶制了嘲讽伊拉克战争的广告，继续推销自己的产品。
苹果公司对虐囚图像的两次修改利用，其实就是一种恶搞，先是商业恶搞，然后涂上了政治色彩。的确，除了这种商业恶搞，在西方有更多人对虐囚图像作了政治恶搞。米歇尔展示的一幅政治恶搞图像，是利用图中人的外形相关性，而将受电刑的伊拉克囚徒与西方文化传统中经典的耶稣受难图重叠起来，由此赋予这一虐囚图像以强烈的政治性，表达了恶搞者对布什发动战争的不满。从米歇尔之当代图像学的角度看，原初的虐囚图像image和被修改的虐囚图像picture之间，虽然经过了复制和传播，外貌发生了变化和失真，但其生命遗传的编码却得到了保存。换言之，原初图像中的生命密码,通过数码复制和传播而被转移到扭曲的图像中。这生命密码所携带的信息就是有关人类蒙难的信息。正因为人类蒙难的基因密码以数字方式保存了下来，所以虐囚图才与耶稣受难图有了内在的同构，这类似于仿生学的同构，于是进一步唤起了读图者对这二者之视觉外形的认同，从而使政治恶搞的目的得以实现。
虽然米歇尔的视觉文化研究不涉及美术，但在虐囚图像的话题上，他却言及了旅居纽约的著名哥伦比亚画家费南多·博特罗（Fernando Botero），因为这位以描绘傻笨肥俗的浅薄形象而闻名于世的当代大师，近年绘制了一系列关于美军在伊拉克监狱虐待囚徒的作品，以幽默的恶搞，来表达艺术家明确的反战立场。博特罗的作品在纽约和欧美各地展出后，引起了广泛的反响，应和了西方世界的反战呼声。
在博特罗的绘画中，作为一种寓言的政治恶搞，发挥了图像的修辞功能，显示了图像的威力。米歇尔的当代图像学是一种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视觉文化理论，他超越了美术的领域，将视觉文化研究引入了传媒政治中，使我们可以从大众传媒的角度来阐释博特罗绘画的政治性和批评价值。然而非常有趣的是，米歇尔却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死心塌地的形式主义者”（I am a die-hard formalist）。我猜测，米歇尔的视觉文化研究，关注图像的构成、存在、复制、扭曲和传播方式，因此他是形式主义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切的背后，以生命密码的方式潜藏着米歇尔的政治态度和批判精神，这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批判性的文化政治学者。
如果借用他自己的术语，我想这样说：米歇尔之视觉文化研究的政治性，以生命遗传的密码方式而成为其当代图像学内在的原初图像image，而他从形式角度对图像构成和传播方式的研究，则是其外在的picture。反过来说，在这个image中，以生命密码的方式，潜藏着他的政治信息。惟其如此，我们才明白他为什么会批评战争，而不是去进行浅薄的商业恶搞。
特约策划:杨卫
责任编辑: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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