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历史博物馆时期的展览研究

总结》，1950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同时，聘请郭沫若、范文澜、尹达、翦伯赞、吕振羽等进行方法上的指导，又聘请史前考古学专家梁思永、贾兰坡、苏东琦、郭宝钧、黄文弼、张政烺、安志敏及人类学专家胡先缙、冯家升、林耀华、吴泽霖、费孝通等进行资料方面的指导，徐悲鸿、王朝闻、胡蛮、高庄、王逊、杨鹤汀、孙昌煌等进行美术上的指导，宋泊进行造型方面的指导，以确保陈列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1950年4月2日上午9时，北京历史博物馆在馆会议室召开座谈会，邀请文物局领导郑振铎、王冶秋、裴文中、王振铎，以及相关领域的专家林耀华、杨鹤汀、安志敏、胡先缙、张政烺、郑天挺、贾兰坡、孙毓棠、吴泽霖、向达、苏秉琦、孙云铸、尹达、冯家升共18人（另有范文澜、梁思永、宋泊、严京耀、郭宝钧、杨钟健、徐悲鸿、胡绳、艾思奇等9人受邀但未出席）与会，与博物馆工作人员韩寿萱、张文勋及编目、教育、总务各组职员共同探讨“中国原始社会陈列”的具体问题。会上，专家们的一些意见实际上已经为历史博物馆的“原始社会陈列”确立了基本原则，正如考古学家尹达所言：“我们办这个博物馆要注意解决这些问题——要使观众知道劳动创造了人，劳动创造了世界；要使人们知道历史是劳动者的历史，是劳动者斗争的历史；我们要表现那时无剥削、无压迫的快乐，但不要忽视生产工具的幼稚及因此而导致生活上的贫困，以免使观众发生今不如古之感。”（引自《“中国原始共产社会陈列室”专家座谈会开会经过及记录摘要》，原文载于《国立北京博物馆工作周报》，1950年3月29—4月5日，第15号。）此外，在陈列内容增添与减少材料方面，郑振铎、张政烺、冯家升等也都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1951年1月20日，“中国原始社会陈列”开始在午门外东朝房举行预展。中央首长及相关领导参观后提出了修改意见，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胡乔木就专门指出：“对于原始社会的生活极端困难，不加说明，而只说共同劳动、共同享用，似乎原始社会反而比后来进步些，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希予纠正。”（引用自《群众对本馆中国通史陈列的意见摘要（1951—1953）》，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学者及相关专家也提出了较好的建议，如光线应该更柔和、民族形式不够、未能表现原始生活、用画不如多用模型等方面。适当修改以后，2月6日，“中国原始社会陈列”正式面向社会开放，这是中国博物馆最早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组织陈列的尝试。

北京历史博物馆陈列部于1951年5月正式成立。根据新的工作计划，博物馆全部的业务力量均投入到“夏商周时代陈列”的筹备与设计工作中（实际上，根据历史博物馆1951年的工作计划，原拟在1951年继续完成“近代史陈列”的“旧民主主义时代”部分，并设计陈列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阶段。考虑到人力、物力的不足，不可能将三个阶段一并完成，因此在计划中拟将旧民主主义时代一阶段尽可能争取于上半年完成，奴隶社会阶段至年末完成，封建社会阶段则定于1952年完成。但在1951年3月间，文物局颁布《1951年改革方案》，历史博物馆为配合这一改革方案，开始重新修改1951年工作计划，决定将“旧民主主义时代陈列”设计工作暂行停止，改为“以人物、事件为主”，从“夏商周时代”起，按朝代布置，并于5月间开始实行。这样，就无形中把将近一年的“近代史陈列”筹备工作完全放弃）。这一陈列原定于是年12月10日布置完成，15日预展，但因陈列偏重于“以实物为主”，不符合文化部“以人物事件为主”的指示，经文物局副局长王冶秋口头通知而予以修改【据《北京历史博物馆1951年工作总结》记载，“夏商周时代陈列”的失败，其原因主要在于：（1）因为有些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尚未完全肯定，又不敢尽行臆测该时代各阶级人物的服饰与建筑，设计与表现两方面都有困难，所以画的人物较少；（2）一遇上述困难，大家遂即转移注意于实物，这个转移，恰合于旧知识份子爱好实物的趣味。总之，一则强调了困难，二则表现了自己个人的喜好，加以工作人员思想没有改造好，群众观点也不健全，结果，造成了违反文化部“以事件、人物为主”的正确指示，使整个陈列计划未能如期完成】。在“夏商周时代陈列”试展开放后，考古研究所、北大史学系部分同志及一些观展群众就提出了很多珍贵意见。随后，博物馆群众工作部和陈列部又分别联络了北京中学科研中心组、文化馆负责人、文联代表、全国总工会、市总工会、劳动人民文化官代表、工人，搜集了数百条观展意见，包括原则上的问题、技术上的失误等诸多方面。在汇总研究了诸多意见之后，历史博物馆对“夏商周时代陈列”不断地加以修改完善。1952年5月，“夏商周时代陈列”正式展出。

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工作不断加以完善，更符合人民大众的期待与需求，因此参观人数也逐步上升。1949年3月至1950年2月，参观人数为37598人，每月平均3133人；1950年3月至12月，每月平均数即激增为12778人；1951年全年为176512人，每月平均为14709人；1952年截至12月7日，即为184391人，每月平均数已超过16000余人，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倍（统计数据源于《北京历史博物馆1952年工作总结》，1952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953年，历史博物馆完成“夏商周陈列”的修改工作，专门组织召开“专家座谈会”，并将征求意见形成报告汇报至文物局；“秦汉时代陈列”的重新布置工作也已完成。这一年各陈列室的参观人数为296153人，较1952年增加92145人（统计数据参考自《北京历史博物馆1953年工作总结》，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同时，经过摸索与实践，历史博物馆在陈列工作上也开始积累一些经验。首先，逐渐认识到陈列工作是博物馆工作的重心，《历史博物馆1953年第一季度工作总结》中便提出：“陈列工作是全馆的中心工作，一切工作，应围绕这一工作进行。各部门应该主动地配合这一工作。”其次，苏联的先进经验对陈列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对每一陈列事先制定图样和陈列计划表，然后施工”已在“夏商周陈列”和“秦汉陈列”的修改设计上运用，这不但使工作变得具体切实，也有利于专家的讨论和领导的检查，具体明确且易于提出意见，在实际工作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此外，还特别注意到陈列设计与技术施工的配合，如在规划“秦汉陈列”时，设计人员为技术组讲解秦汉的历史，解释有关秦始皇的资料，而技术组也能去钻研秦汉时代的文献、色调等，这对“秦汉陈列”的技术施工提高了一步；同时，在布置陈列之前，技术组又主动讨论了布置方法，认识到现场布置的责任，所以在布置场面上亦改进了不少；而“夏商周陈列”修改时，从设计开始，便有技术组人员参加，每一个场面的图样，即由技术人员组织绘制，为陈列的具体施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确保陈列中展品的质量，博物馆也非常重视通过收集新的资料来充实内容。在布置“秦汉陈列”时，能随时注意收集各地新出土的文物资料并加以利用，如四川发现的汉砖，除了拓片之外，还制作了模型，又如洛阳出土的汉代谷物，在陈列中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及时收集有关史迹的照片，如请安徽宿县文化馆代摄“陈胜吴广起义”大泽乡的照片，请河南南阳文化馆代摄张仲景像等，这些都丰富了博物馆的陈列内容，使无法表现的人物事件也能形象化了。争取馆外专家的支持，也是当时做好陈列工作的一个积极的尝试，如1953年，在陈列设计过程中，曾请专家来馆做报告，并召开专家会议讨论陈列计划。另外，还不断地向在京专家请教，如当时来京的刘敦桢等教授也请来馆座谈，解决了陈列中古建筑和甲骨文字等一些问题；对一些不在京的专家，也采用通讯的方式来解决陈列中所遇到的问题。历史博物馆陈列部工作人员绘图工作的质量也随着经验及实践的积累而有所提高，如所摹绘的汉代丝毛织物、战国漆器图案等，都很精细逼真；在模型的制作上，也有新的创造，如以石膏仿制漆器就取得了极好的效果；其他铜器仿制品，在形制色彩等方面也都很精确逼真。

1953年下半年，北京历史博物馆拟定出《“中国通史陈列”的原则》和《计划步骤》，《原则》主要包括7个方面：（1）“中国通史陈列”，自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北京人”开始，断至“五四”运动（“五四”运动以后阶段由革命博物馆陈列）。（2）全部陈列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发展具体特点来割分历史阶段，在阶段内以“朝”为基本单位（因一般人对朝代比较熟悉和容易记忆）。（3）“实物”应以有科学根据的考古发掘出土文物为基本材料。（4）陈列中的“实物”、“人物”、“事件”应使有机联系，说明历史问题，避免名自孤立。（5）无论“实物”、“人物”、“事件”，应选择突出重点，采取“宁缺勿滥”方针，凡可陈列可不陈列的，或尚无把握下结论的，都暂不陈列。（6）应表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时代在经济、政治与文化各方面特点及其相互关联与发展，避免偏重一方面及勉强凑数、生硬表现的偏向。（7）在表现方法上应力求形象化、深入浅出、鲜明易懂，着重政治思想性的提高，反对偏重形式、忽略内容的形式主义。文化部周扬副部长审查完之后，于11月29日组织专题会议，他在会上首先肯定了这一原则，其次谈了自己对于“通史陈列”的几点意见：（1）博物馆的基本特点是通过实物展览，表现技术和教科书不同，实物是有力的——因它是可感觉的、可信的，有实物作证，就是有历史事实的有力依据。（2）至于地方有的实物，我们没有的，可以集中在中央，宝贵的东西拿来后，作一复制品给他们。（3）陈列中所要表现的人物，请专家开个名单，哪些人需要陈列出来的，请中央批准；人物的内容可分政治家（帝王可归入）、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等。（4）关于政治路线的场面，要避免“外人侵略”等字句，如展示成吉思汗时须考虑，对朝鲜、越南等问题要避免，因在民族情感上使别人看了不舒服，最好是免去这种刺激；对内方面注意民族互相团结，凡刺激民族情感的必须避免，也不算失真。但“张骞通西域的场面”是从文化交流方面表现，很好。（5）实物的判断，多请历史、考古家验定，要多用从地下发掘出来的文物。我们可以不断的修改陈列。这样从不断的丰富与修改过程中，把博物馆建立起来。（6）博物馆也须进行研究，集中专家（参见《1953年11月29日周部长会议纪要》，1953年，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为了更好地配合当时全国经济建设和满足观众的要求，也为了进一步提高陈列的质量，1954年，历史博物馆重新修订了《“中国通史陈列”的原则》：（1）通史陈列必须根据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来进行划分历史阶段，每一阶段以“朝”为基本单元。（2）陈列的“实物”，基本上应该是有科学根据的考古发掘文物。（3）陈列中所选择的“实物”、“人物”、“事件”应有机地联系并重点突出，着重表现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每一时代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特点，其表现手法，应力求形象化，深入浅出，鲜明易懂，但要宁缺勿滥，不要勉强求全和硬凑，并避免割裂、孤立、概念化、形式化。1954年参观的人数，总计为362185人，较1953年增多66032人，即增加了2%至3%（自1954年起，由于保管员不足，每星期一停止开放，第三季度长期下雨，因此影响了参观的人数。在这些观众中，以工人为数最多，其次是学生、军人、干部，观众中还包括了25个不同国家的外宾866人）。截至1955年止，历史博物馆先后布置出“原始社会陈列”、“夏商周陈列”、“秦汉陈列”、“魏晋南北朝陈列”、“隋唐五代陈列”。而“中国近代史陈列”也于1956年7月上旬得到批准后正式开放，已经初步把中国历史的发展陈列出来。

1956年，党中央号召全社会“向科学进军”，在此背景之下，“中国通史陈列”的详细计划才最终制定出来。具体而言，其背景是周恩来总理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所强调的博物馆“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1956年5月举办的“全国博物馆工作会议”中明确提出博物馆本身既是“文化教育机关”和“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遗存的收藏室”，同时也是“科学研究机关”，科学研究是博物馆一切活动的基础。博物馆各项业务工作都是科学研究的内容）根据总理的指示也起草出具体的方案。北京历史博物馆通过研究学习相关材料，结合自身实际情况，确定了当时的发展方向，经全馆多次研讨而制订出《远景规划》，并提出“中心任务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进行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使‘中国通史陈列’能正确体现出我国人民在历史上的作用，能反映我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并尽最大努力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资料”（参见《北京历史博物馆的简介》，1956年9月22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中国通史陈列”最终以令人满意的状态呈现在公众面前，在背后做出巨大贡献的两方面专业人员不得不提：其一，历史、考古领域的学术工作者，他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意见和资料；其二，对各种展览专题进行研究的学术团体与个人，他们为展览的具体内容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如“原始社会陈列”借助了我国学者对旧石器时代的研究，周口店中国猿人、河套人和山顶洞人的研究成果均在展览中有所体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室提供了中国猿人、河套人、山顶洞人的石膏化石（模型）以及他们使用的石器，作为用火的证据的烧土烧骨和与他们共生的动物化石。在科学观点的支持下，借助具体而生动的展品，才能确凿地向群众说明我们的祖先由劳动而进化，以勤劳的双手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历史博物馆近代史资料收藏原本是非常缺乏的，又兼研究不甚充分，幸有胡绳先生关于近代分期的论述和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取得的成果，才使“近代史陈列”的分期和重点呈现出合理面貌。

二、专题文物陈列与临时展览

对于当时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中央文化部曾有“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方针指示。落实到博物馆展览方面，就形成了一面整理新旧藏品、举办通史陈列，一面组织并举办专题文物陈列及临时展览的工作格局。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历史博物馆即在文物局的领导下开始考虑各陈列室的分布，专题性文物陈列与临时展览也均在考虑范围之内。

1949年11月16日至12月1日，世界工会联合会执行局组织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在北京召开，来自中国、苏联、日本、蒙古、朝鲜、印度、越南、缅甸、锡兰、巴基斯坦、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伊朗、塞浦路斯、黎巴嫩、叙利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工会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为庆祝亚澳工联召开并招待与会代表，历史博物馆将华北图片供应社提供的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加以整理，于11月26日策划举办“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展”，展览场地在午门楼上第八陈列室，参加开幕式的与会代表有50余人。12月1日，展览正式面向社会开放。“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展”分为“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北京解放后”三个部分，共计展出12寸照片540张，全面展现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光辉历程。此次展览原是为庆祝亚澳工联在北京开幕而办，但面向社会开放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很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样的展览对民众所起的教育作用甚大，“应多延长展期，广事宣传”，历史博物馆也两次邀请各级工会学校和人民团体到馆参观。展览自公开展出至1950年9月11日撤陈，观展人数总计达到157513人（在中国革命博物馆筹备处成立后，此次展览的展品全部由历史博物馆移交）。“中国人民革命照片展”很好地展示出人民新生的力量，大大地提高了观展群众对革命的信心和对国家的热爱。

针对北京历史博物馆的业务发展状况，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于1950年11月17日批复《通知你馆各陈列室布置陈列内容》，规定了历史博物馆的陈列原则：“以东西朝房布置社会发展史过程的陈列，而以楼上作专门的陈列。”此外，经过文物局郑振铎局长、裴文中处长和韩寿萱馆长的讨论，具体规划了历史博物馆楼上陈列室的专题内容为：第一室（东雁翅楼北端），布置陈列雁北及东北西团山发掘之文物；第四室（大殿东之北房），布置陈列钱币发展史；第五室（大殿），布置陈列敦煌古代艺术品；第六室，布置陈列燕下都考古发掘文物；第七室，布置陈列兵器室；第八室（即西雁翅楼北端），布置陈列绍县及景县出土之陶瓷。1951年1月19日，历史博物馆在将楼上大部分陈列室借与“战绩展览会”之后，在原陈列内容基础上重新拟定新的计划：（一）第五室（大殿）陈列敦煌古代艺术品，墙壁刷成浅米色，室内除少数陈列柜外，补充大批活动屏风；（二）第四室（大殿东之北房）陈列绍县出土的铜器、货币、陶瓷等；（三）第一室（东雁翅楼北端）陈列铜器，并以馆藏生产工具、日常用品、造像、货币补充；（四）第八室（即西雁翅楼北端）陈列史前物品，以寄存的大批彩陶器及第三室的石陶等器物加入陈列。

根据规划，历史博物馆在20世纪50年代组织了很多专题文物陈列与临时展览，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河北景县封氏墓出土文物展览”“绍兴出土文物展览”“长沙出土文物展览”“中国历代钱币展览”“中国历代雕塑展览”“中国历代陶瓷器展览”“兵器专题展览”“敦煌文物展览”“1950年殷墟发掘品展览”“吉林西团山文物展览”“义县辽墓展览”“雁北文物勘察团文物展览”“京郊汉墓展览”“燕下都文物展览”“陕西斗鸡台发掘品展览”“新疆文物展览”“河北唐山发掘品展览”“北京西郊明墓发掘品展览”“中国历代建筑展览”“楚文物展览”“曹子建墓出土文物展览”“炳灵寺图片展览”“徐州茅村汉画像石拓片展览”“全国基本建设工程中出土文物展览会”“辉县发掘及望都汉墓壁画展览”等。

（责任编辑：李珍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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