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台湾大学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我二姐许婉清和她丈夫李模都学法律,李模在南京起家,二十三岁就成为大律师。他们知道不能留在大陆,因此请调到台湾做法官。1948年底,二姐和二姐夫从上海带我和许凌云到台湾。我们坐海船过来,走了一天一夜。我父母跟老六、老八来得很晚,1949年几乎最后一班船才到台湾。我大姐许留芬和她丈夫王纯一已经在台湾了。我姐夫王纯一在糖厂工作,我们就住在糖厂宿舍。王纯一的孙子就是今天的歌星王力宏。

我们作为流亡学生征选去插班,我插到台南二中,读高三下,三个月就毕业了。那个学校程度跟辅仁中学差太远了。

1949年考台湾大学时,方东美的太太替我报了名,因为她的儿子跟许翼云是中央大学附中的同学。我弟弟在南京上高中,他正常上学,比我高一班。读外文系不是我志趣所在,方伯母的想法是:“许倬云手脚不好,读外文,将来在家里翻译也可以过日子。”她出自好意。

我上过方东美先生的课。方先生是桐城方家人,非常严峻,没有亲和力,讲课是不大管学生听不听得懂,一辈子没有教过什么真正成材的学生。他的学问自成体系,是杰出的哲学家。我跟他家里来往不多,因为我们不大敢去他家,他的孩子跟我们很熟,他的孩子也怕他,方伯母也怕他。方伯母是非常善良的母亲,对学生很慈爱。

因为我知道辅仁中学是好学校,当时在江南地区,辅仁中学的学生没有考差的学校,都是北方的北大、清华,南方的交大、中大,所以我相信我会考上大学。但是没有料到,我的数学考了一百分。考前,我拿了一本蓝皮的数学题解,躺在草地上像看小说一样看。我的文科成绩,也引起老师、校长的注意。

台湾大学成立之时,台北帝国大学留下的教室和设备都在。此前台北帝国大学规模不大,是日本人在台湾的孩子上的学校,台湾子弟能上的要算“皇民”家庭的子孙,是日本殖民社会的精英。台北帝大在当时日本大学当中,只能算二三流。台北帝大的特点是:医学院小而好;还有一个研究室,后来成为文学院的基础,就是南洋研究,那批材料真好。其他方面,台北帝大只能算是不错的小型大学。等到日本人撤退,学生送回日本,教授除了五六个留下来以外,其他全回去了。我们到今天还纪念这五六个留下来的人,有植物学的教授,有医学的教授,都是好教授。

当时台湾大学文学院除了空房子以外,什么都没有,要重新建设,幸而有大陆来台湾的学者填了空缺。台大外文系的教授是杂凑班,既非北大,也非清华,英千里是辅仁大学的,钱歌川是中央大学的,梁实秋后来到师大去了。中文系有台静农和两三位老教授,1946年就到台湾了。哲学系有名的是方东美。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的教授,则是北大、清华、中大的教授们。

台湾大学的学风好。第一,学生的基础好。第二,学生少,老师多,所以很多时间可以跟老师交往。老师也没有外务,住在学校附近,师生关系很密切,我们晃悠晃悠就到老师家里去,和老师聊天,这在现在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时候图书馆跟现在不一样,是封架式,要到阅览台上写我们想要的书名,在卡片抽屉里找出书名、编号,馆员到库里拿了书交给我们,就在书桌上看。我们除了上课,就在图书馆。我们可以在图书馆坐到晚上11点。

在台湾读大学,我们那个时代基本上不用花钱。除了不缴学费以外,一张公费条子就过四年。不过,伙食的量不够,菜也只有一样,没有油水。大家吃的饭很差,一直是半饥饿状态。

我第一年在外文系读书,老师中英千里最高明,英文不错,几个修女和女传教士教我们会话,我得她们益处很多。英千里教的是英国文学史,讲得非常有意思,大陆有一个话剧演员英若诚,就是英千里的儿子。英千里的爸爸是英华,这是满族名字,不是汉名,辛亥革命之后,“英”变成他们的姓了。当时英若诚没有跟英千里去台湾,也是时代的风气所然。许多人的孩子都留在大陆,欢迎新中国,胡适、李济的儿子都留在大陆。胡思杜后来批判爸爸胡适,当然不是自己的意愿。

中文系台静农先生跟刘崇先生一样,是无为而治。台先生是北京辅仁大学的底子,发展中文系的基本路线是朴学,他自己不做朴学,而研究文学史,书法写得好。他是鲁迅的学生,一直胆怯,怕政府搞他,他对政府也一直不喜欢。董同龢先生教语言学,一直做得不错,出了不少好学生。文学方面是戴君仁先生和郑骞先生,在台湾古典诗词教育方面的功劳很大。叶嘉莹是辅仁大学出来的,跟他们做同事,受二老的影响很多。叶嘉莹在台湾被关起来是因为丈夫的关系,这就是白色恐怖。另外一位张清徽,跟叶嘉莹教授是同时代的才女。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入历史系。因为我入校的国文、历史成绩引起阅卷教授的注意,拿我的卷子给傅斯年校长看,傅校长说:“应该去读历史系。”当然别的老师也知道了。那时候我的院长、系主任兼教务长、校长三个人都让我转系,我还有什么话说呢?转到历史系以后,我照旧上外文系主要的课,像散文、英国文学史。

名师云集

“中央研究院”带去的人马都在台湾大学中文系、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兼课。我从大二开始,基本上就和“中央研究院”结缘了。我到二年级以后,就到历史系和考古人类学系。我在本科的时候是历史系为主,考古系为副,到研究生的时候就跨足两系了。我是文科研究所的第一个文科研究生。在台大,我兴趣广泛,选课加旁听,跨了四个系:历史系、外文系、考古人类学系和中文系。

从大二开始,我上李宗侗、董彦堂、李济之、凌纯声、劳贞一等老师的课,常常一个人一班,他们都是一流的老师。说是特别照顾,其实也相当累,因为上一人班连打瞌睡的机会都没有,进度比较快,要念的书就比较多。我跟这几位老师,受他们的提拔、训练,至今感激师恩。

李济之先生是第一等聪明人。上课细密精致,纯学者的风度,做事和研究一样,一板一眼,行政能力强,井然有序,做得非常好。

沈刚伯先生也是第一等聪明人。沈先生是道家,看事情清楚;淡泊宁静,看上去好像是不在乎,但是有自己的原则。沈先生在学术上没有做研究,他教书真好,演讲口才真好,做行政是无为而治,但是大节绝不含糊,任了二十几年文学院院长,稳定而进步,这就了不起了。当时行政上的事情也不少,对教授的聘用,对学生衣食住行的安排,对教员宿舍的安顿,都是麻烦事。他和国民党若即若离,使国民党没有办法。他不耐烦做细致的工作,述而不作,一辈子就写了三两篇文章。跟他一起开会,要言不烦,你满堂议论,他两句话就摆平了。

董作宾先生是另外一套的学者,我没有跟他学甲骨文,是学年历。他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纯粹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整出十个卜辞断代规则,使得我们对甲骨文的研究有迹可寻,而又从时间轴上,整理成年历,这是了不起的功夫。董先生的甲骨文研究当然不错,书法秀丽。甲骨以外的事情,他是不管的。他是“四堂”之一。“四堂”各有所长:罗雪堂是收集东西,认若干字,了不起;王观堂了不起,一点小线索能写一大篇文章来;郭鼎堂是在日本拿马克思主义来套出一个架构,这个架构在今天看来是不对的;董彦堂是真正掌握实际发掘出来的东西,而且从中间理出一个线索,可以驾驭这批材料,重建古史的功劳很大。傅斯年先生走了以后,是董先生做史语所所长。不久,李济之先生接掌所长。

李宗侗先生是法国训练出来的,学早期的文化人类学,他对比较文化研究很有独到之处,选他课的学生不多。他不想在学校上课,就派三轮车把我接到他家去,我常常一个人去他家,李卉有时和我同去,一部三轮车就坐两个人。李宗侗先生出身世家,是高阳李家后人。他从法国留学回来后,一面在中法大学教书,一面做故宫博物院的秘书长,后来就发生了故宫盗宝案,冤屈了他。这本来跟他不相干,纯粹是国民党里的权力斗争。他是一个温厚的长者,学问很好,当然后来他就钻到中国古籍里面,把在法国学的东西摆在一边了。但是法国受的教育对他有影响,法国那时候是社会演化论,他的想法是每一个文化现象代表人类文化进展的一个阶段。这个单线演化论,我有些保留,不很同意。最近,我介绍中华书局出李宗侗先生文集,最有趣的是他的家传,还有李鸿章跟俄国签密约的文件,这是他家族的资料。他不太谈家事,但是我因为跟他的关系很深,所以知道一些。他有一个儿子在东北,当时也没有到台湾。

劳幹先生很聪明,世俗事务是不懂的。他记忆力强,悟性高,可读书以外的事务他没有机会学,也没有机会管,他觉得没有得到机会,所以遗憾。他的《居延汉简考释》是破空之举,编成一套套可用的材料。他研究汉朝典章制度,既宏大又细密,对小物件的考证是了不起的。他的古诗写得多极了,文章写得好。

刘崇先生是谦谦君子,温和善良,在美国读了硕士,没有读到博士,后来一直做行政工作。他是一个长者,人也公正,所以在清华时代就做系主任,在台大做系主任、教务长,后来东海大学创立,请他做教务长。他们家是林则徐的亲戚。

凌纯声先生是搞地理学的,做出中国第一部民族学的调查,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这部书是典范著作。后来他在西南领导史语所的民族组,做西南民族调查。但他自己最大的贡献是到台湾以后,对环太平洋文化的整体观察,张光直的东亚文化的连续性,是受他的影响,环太平洋从中国到美洲,有若干共同之处,源头在中国的荆楚地区。可惜后来没有发扬光大,我一次次地催我们考古的同仁做这个工作,现在有点眉目。

芮逸夫先生没有受到正规的教育,跟凌纯声先生做助手,慢慢学出来,十分用功。在西南地区民族研究里,苗区的研究是他的功劳。后来他就做民族学的研究,可是跟凌先生不一样,他做“民族志”,不做“民族学”,他的记载很细,不是传播论,是多线演化论,所以后来跟凌先生两个人有想法不一样的地方。后来,凌先生带了一批人去成立民族学研究所,可是芮先生留在史语所,这是很可惜的事。

凌纯声先生是中央大学地理系出身,李宗侗先生是演化论,李济之先生是实证主义,所以摆在一块,我可以受到平衡,不拘受哪一派的牵扯。这就和大陆后来一个人跟一个老师不一样,我们一个人跟很多老师。我的幸运就是在读大学时碰到这些第一等的老师,那时候学生少,老师多,他们几个人可以一起训练我。我到芝加哥大学也是非常有运气,有很多老师教我,所以我杂凑的东西很多,不是中国研究。杂学无章,却受益良多。

我一辈子感激的是不同风格、途径的老师,每个人都给我一些东西,每个人都给一个楷模让我去仰慕,我也没有走任何老师的路,我走我自己的路,但每个人对我都有相当大的影响。

傅斯年

我的老师们都是聪明人,傅斯年先生也是聪明人,但是傅先生比所有的聪明人还要高一截。他人都是分门别类去做一件事情,提纲挈领是他老人家自己来。他总是想摆脱行政以后,自己做综合的工作,对西周历史、商周的国城研究有个交代,对中国文化有一个综合的研究。他能作研究,能讲演,能办行政,能跟人来往处理各种事件,真是全才。他办行政,权术也会玩一点,不是那么单纯的人。可惜天不假年,未尽其才。如果他在,会有另外一番面目。

我在重庆就知道傅斯年是攻下宋子文、孔祥熙的人。一般学者很少像他这样,胡适先生不如他,胡先生不会行政。蔡元培先生是大菩萨,胡适先生是场面上的人物,傅先生却是组织健将,才能结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为一体。

傅斯年主持台湾大学,没有明确提出教学思想,但是他透过的方针我们看得出,是在办另外一个北京大学,尽他的力量抵抗政府力量的进入。可是当时国民党的力量控制很强,所以他抵抗得很辛苦。当时台湾也有白色恐怖,国民党的活动在学校里相当多,我们这些人不理他们,我们对跟国民党走的同学是看不起的。那时,我自己没有亲历白色恐怖,但我看见有学校的训导人员接到法院的通知单,跟警察一起来抓人。因为傅校长不准他们随便乱抓人,也有在校门外面被特务抓走的。我同班就有人被抓到火烧岛关了两年——火烧岛就是绿岛。

我在台大外文系读了一年后转到历史系,其中一个原因是听了傅斯年的意见。我进台大两三个礼拜,傅斯年就见我了,因为他觉得我的考卷不错。看历史考卷的老师推荐给他,看中文考卷的老师也推荐给他,他就印象很深了。有一次我参加全校作文比赛,得了第一名,他单独找了我一次。另外,他经常巡视学校各处,有时候在校园碰见,他到我们宿舍看我们吃什么饭,叹口气。他和司机在门口下棋,我们围着看。今天没有这种校长了。

傅斯年矮矮胖胖,他胖并不是因为吃得好,当时他太穷了,难得吃到一片肉,他的体型,天生如此。他的夫人俞大彩,是俞家的八小姐,俞大纲、俞大维的妹妹。他们先辈俞明震是清朝的清流,跟林则徐和湘军都多少有关系。这一个圈子,门生故吏,亲戚朋友,拉得很大,对清末和民国的文化学术有极大影响力。傅师母脾气不小,她教过我们半年英文,学生很辛苦。

傅先生脾气不好,但是爱才,对有才的教授非常器重。傅先生跟陈寅恪先生交情非常好,在德国留学是朋友,寅恪先生后来很长时间没有归队,在香港跑来跑去,他说钱不够了,问傅先生要,得遂所愿。但是傅先生对庸才非常不在乎,脾气跋扈,不怕褒贬。他自己做事辛苦,替同仁做事情不遗余力,借钱来给同仁过年节,了不起!

太可惜了,傅斯年去世那么早。当时医药不好,他在台湾的省议会里昏倒,现代医疗条件是救得活的。1950年,他被质讯,因为台大的经费是台湾省的,一个议员非常不讲理,问他:“你要这么多经费干什么?”他说:“我要盖房子给学生住。”又问他:“为什么一个房间里只能住六个人?为什么课堂不能白天晚上分两班教?”傅先生回答:“你们能不能把学生当人看?”说完,就倒下了。

张光直在自传中,有一段说到傅先生。我觉得要为傅先生说一句公道话。

张光直是李济之最得意的学生。在台大时,我和张光直很熟。他父亲张我军是台湾人,在北大教书,在沦陷时期是华北伪政府的教育总裁,所以就列为汉奸。他后来申辩,他是台湾人,所以是日本国民,这不能叫汉奸,后来没有治他的罪,但是他在台湾,终究起不来了。光直因此对国民政府很不满意。后来白色恐怖时期,搜到他手边有共产党的书籍,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因此下了两个月牢。他那时考上台大了,还没有注册进学校,当局对他也没有怎么虐待,问问话,放出来已经耽搁时间,不能入学了,第二年才入学,所以他比我低一班。因为我们老师多,学生少,我们都读古代史,同班上课。

当时已经知道的考古收获,最重要的是龙山和仰韶,两大文化系统,一东一西。但是1957年左右,大陆上的考古晓得龙山坐在源头上面,是延续的关系,不是对立的关系。他就写信告诉李济之先生,李先生觉得多少年来的知识,竟有了大变,两人在这方面有相当的争辩,争辩之后就有点意见。后来李先生到美国来的时候,光直常常成心躲开,两人感情就有疙瘩,但是光直始终是李先生最得意的学生。

在白色恐怖时代,傅斯年先生不准军警进学校抓人。他的规矩是:官方必须将学生的罪状告诉学校,学校派人和军警一起,找到当事人,依法交法院。张光直的回忆录里面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他以为傅先生是帮助政府抓人,实际上是挡住政府进来自己抓人。光直判断错误,是因为他自己在牢里,不晓得外面的情况。光直对内地很向往的,在“文革”期间,他还相信官方的报道,以为年成丰收。一个学者的政治警觉性,往往并不是那么敏锐的。

终生受用

在1950年代初,台湾人相当怀念日本人,因为日本人的确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不错的地方,但是日本人把台湾人当二等公民,台湾人也知道,不在乎。当时在台大,日本教授留下日式的房子,榻榻米后来改成地板。日本人住的话,六个榻榻米就可以住一个人,八个榻榻米住两个人。一个榻榻米三尺宽,六尺长,所以改成地板,放上床,就很挤了。台湾大学的教授们,分配的宿舍,大多在温州街、青田街一带,旧时日本教员的宿舍。

当时师生关系比较密切,我们常去老师家请教。学生少,老师的房子离学校很近,我有什么问题,老师就说:“你有空到我家来问话。”这种作风后来没有了,在大陆也不多。同时代的大陆正是乌烟瘴气,就是台大一块安静土,那七八年里,培养了一批台湾人文学科的学者。

我1949年进台大,1953年本科毕业,1956年研究所毕业,一毕业就进史语所。第一年在台大外文系时,我也选了很多历史系的课,后来我读历史系,外文系的课照旧听,所以外文系的同班同学开同学会一直都没有丢掉我,最近我们同系同班的学生聚会,还特别凑我在台湾的日子。

台大曾经有过研究生,是“教育部”派来借读的,当时是有研究生而没有研究所,后来办了研究所,我是第一班,学生也就几个人。老师还是原班人马,想选什么课的话,老师可以特别开一门课。

我那时候的兴趣是上古史。当时最好的老师都是在古代史,而且我本来就对古代史有兴趣,小时候是从读《史记》开始的。我在研究所已经定下一些读书的方向,比如我拿《左传》几千人中一个人一个人的谱系、经历,等等,通通做了图表。用民族学的眼光去读《礼记》等书,这到今天还是蛮受用的。除此以外,我就往下走,读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那几年工夫,认认真真地读古书:《春秋》是以《左传》为主,《公羊传》、《榖梁传》稍为差一点,也看看,因为我对经文学不怎么赞成,读《公羊传》、《榖梁传》是为对照《左传》而言的;《诗经》我是认真看的;“三礼”以《礼记》为主,《周礼》和《仪礼》辅之;四史是以《史记》为主,其他三史辅之。

(选自《许倬云谈话录》/许倬云 口述 李怀宇 撰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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