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人、猎物、腐食者？

DOI：103969/jissn1674-9391201703008

[摘要]长久以来，透过各类传播媒介的介绍，大多数人似乎已经认定我们的老祖先很早就能运用智慧与勇气在蛮荒世界生存，成为自然界的伟大猎人。但事实似乎没有那么简单。本文从英国普利兹奖得主Roger Lewin和剑桥大学教授Robert A. Foley合著的《人类演化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Evolution）一书的相关研究成果，介绍人类先祖（hominins）究竟是猎人、猎物，或腐食者的争论。此外，也高度评价了该书以科学的视野与优美的文笔，让读者清楚掌握学者应如何解读考古材料，并且以侦探小说的笔调，描绘了人类先祖的生计与社会活动的演化。

[关键词]《人类演化原理》； 人类祖先；食物分享假说；腐食者假说：进步的食腐食者假说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7）03-0053-04

作者简介：赵树冈（1965- ），

安徽大学政治与社会学院教授，台湾清华大学人类学博士，研究方向：历史人类学、中国研究。安徽 合肥230039

几乎所有人都曾经在图片、影像里看见过披着兽皮，拿着简单棍棒与猛兽，甚至与不可能同时存在的恐龙搏斗的“原始人”形象。人类老祖先似乎很早就能运用智慧与勇气在蛮荒世界生存，成为自然界的伟大猎人。事实上，人类的祖先在上新更新世（Plio-Pleistocene）阶段不仅不一定是猎人，或许也是其他肉食动物的猎物，甚至如非洲鬣狗或秃鹰，是以啃食腐烂尸体维生的腐食者。诸如此类人类演化的漫漫长路，在英国普利兹奖得主、自由撰稿人罗杰·列温（Roger Lewin）和剑桥大学教授罗伯特·福列（Robert A. Foley）合著的《人类演化原理》（Principles of Human Evolution）书中，以科学的视野与可读性高，优美的文笔完整呈现。 [1] 让读者清楚掌握相关学者如何解读考古材料，同时透过严谨的学术成果与争议，用侦探小说的笔调，描绘了人类老祖先的生计与社会活动等重要演化过程的故事。

有关人类老祖先究竟是伟大的猎人，还是位居食物链底层的腐食者，最好从1980年代的考古发现与争议谈起。那段时期，考古学家陆续发表上新更新世，非洲欧杜伐（Olduvai）和东土坎纳（East Turkana）遗址中，大型兽骨上的切割痕迹研究，清楚证明早期人类先祖（hominins）的肉食性。但是考古遗址同时发现的石器与动物骸骨化石却在古人类学、考古学界造成相当大的争议与激辩，也形成两种对立的诠释。一是将早期人类先祖形塑成具有人类特质，生计行为类似当代狩猎采集社会，推论考古遗址如同今日狩猎采集社会的营地，人类先祖过着复杂的社会生活，彼此分享食物。另一种诠释则认为石器与动物骨胳同时出现，仅仅是人类先祖随处捡拾肉食动物剩余的食物，遗址单纯是支解肉类的地方，过着类似腐食动物的生活。

罗杰·列温和罗伯特·福列说明了20世纪60至90年代，早期人类先祖生计模式四种假说。首先是60年代的“狩猎假说”，认为人类先祖与当代狩猎采集民族类似，狩猎是原始人类适应的方式，进入复杂的、类似人类的社会经济活动，1966年的“人狩猎者”（Man the Hunter）研讨会，更确认狩猎技术、狩猎组织是人类演化的驱力。70年代的“食物分享假说”认为，人类先祖仅具有基本人类社会的模式，进行简单的社会经济活动。80年代的“腐食者假说”完全将人类先祖视为动物，似动物般的进行生计活动。90年代的“进步的食腐食者假说”综合70及80年代的看法，将人类先祖的生计活动视为具有动物以及简单的、类似人类的特质，也更强调从肉食取得蛋白质在人类演化过程的重要性。“食物分享假说”将形塑人类行为的动因由狩猎转为分享，男性与女性分别进行狩猎与采集活动，强调合作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而分享食物的行为也有利于语言、社会互助的发展。

综合今日狩猎采集社会的生活，以及考古遗址出土的骨骼化石及石器，考古学家能推断出早期人类生活的诸多面向。依萨克（Isaac）曾提出人与猿分别的五项特质：两足行走、语言、分享食物、家庭基地、猎取大型动物，在200万年前，人类社会和环境中的各种基本转变已经开始发生。而人类先祖已经略具狩猎-采集的雏形，男人猎取动物，女人采集植物性食物，营地是社会生活的中心，将猎得的动物带回家庭基地分享。石器与动物骨胳同时存在的场景，暗示家庭基地的存在，令人浮现出狩猎采集社会的特质。李查·波特（Richard Potts）也支持依萨克的假设，认为家庭基地、食物分享假说综合了人类行为和社会生活中的互惠体系、交换、亲属关系、生计、劳动分工和语言诸多面向。

依萨克利用田野发掘的材料进行研究，而路易斯·宾佛（Lewis Binford）则是利用现成考古资料进行相关研究，并提出假设。他和依萨克都提出几个基本问题，首先是石器与动物骨胳集中的过程是什么；其次是，如果石器与这些动物骨胳有因果关系，其中会涵盖什么样的行为？事实上，骨胳与石器在同一个地点出现不必然具有相关性，例如宾佛即认为，水流的作用会将石器及动物骨胳堆积到同一个位置，而肉食動物的进食与人科动物的相关活动或许在也会在同一地点。前者必须经由详细地层学的检验，后者则需要分析石器在骨胳留下的刻痕。

宾佛分析较少受到水流扰动的欧杜伐的生活地层（Zinjanthropus living-floor），以现代肉食动物的栖息地与这个遗址上的骨胳分布类型比较，进行剩余物质分析（residual analysis）。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这些人科动物已经开始社会生活，以及他们是将食物带回家庭营地。宾佛还认为，没有一个早期的考古遗址可以被断定为古代营地，或社会生活的遗存，他根据欧杜伐一些考古遗址的骨胳化石推论，这些遗址不过是狮子或鬣狗之类食肉动物猎食的地点。在这些食肉动物离开后，人类先祖才来到这里捡食肉食性动物食用剩余的少许尸肉。

与依萨克同一阵营的多位学者抨击宾佛的结论，他们认为这个遗址是人科动物的活动所形成，其他的肉食动物不过偶尔到这个遗址，需要评估的是人科动物在狩猎或食腐食所占的比率有多少。波特指出，宾佛的剩余物质分析与解释是一个先验的假设，也就是说，他先认定人科动物没有一个类似肉食性动物的活动。对于遗址上骨胳堆积的多样型态，或许是狩猎与食腐食活动混杂的结果，区别这两种活动有一定的困难。

将欧杜伐遗址类比于狩猎采集社会的营地或许是不适当的，狩猎采集社会的家庭基地是一个有密集社会活动的地方，一般而言一个家庭基地在几个星期内就会被遗弃，但欧杜伐遗址的活动时间大约可达5-10年，同时也明显看到肉食动物到访的迹象。动物骨胳化石的切割痕迹显示，某些骨胳是石器先造成的割痕，然后才是肉食性动物的齿痕，也有些恰好相反，显示出人类先祖偶尔也会捡拾肉食性动物食用后的腐肉。

波特根据电脑的模拟统计资料，认为欧杜伐遗址是一个石料堆积场，以及人类先祖进食的地方，却不是家庭基地。但例外的情形发生在50号遗址，这个遗址发现的石器都是取材自当地。经由显微镜检测石器，可以发现植物组织的痕迹，显示出石片不仅用来切割肉类，也被用来切削树木或较软的植物，这个分析结果为150万年前50号遗址的活动情景增添了新内容。依萨克认为是食物分享假说被食物供应中心假说取代，并认为欧杜伐人类先祖的这些行为体系比他过去想象的更不像人类，但这些行为却隐含食物运输、分享与供给的事实。

罗杰·列温和罗伯特·福列认为，依萨克碰触到一个艰难的方法论议题，也就是尝试以非人类生物想象人类生物的生活。即使当代游猎采集民族的狩猎技术仍有相当的局限性，无论在技术或生态条件，人类先祖食腐食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要解决以上的争议，动物骨胳化石的切割痕或凿痕或许是最直接的证据，但是学者对于这些证据也有不同的解释。当动物被肢解或剔去骨头上的肉时，都不可避免在骨头上留下长沟或切割痕，可惜的是，发现到骨胳化石刻痕的时间比发现遗址的时间晚了许多。亨利·邦（Hey Bunn）研究50号遗址的一些碎骨时，发现显微镜下横断面呈V字形的切割痕，证明了这个遗址留存的骨胳化石与石器之间的因果关系，第一次以实物直接证实了骨胳化石、石器与行为的关联性。

谢普曼（Shipman）研究土坎纳一带和欧杜伐的考古遗址发现的兽骨化石，也发现了切割痕迹。他的研究方法与亨利·邦的稍有不同，但都肯定200万年前的人类以石片肢解尸体或剔下肉块。谢普曼认为，欧杜伐人类先祖几乎没有支解动物关节，遗址上堆积的动物骨胳应该不是狩猎成果的残余，而是他们捡拾其他肉食动物的猎物残骸。从切割痕的分布分析，只有一半是肢解尸体的结果，许多切痕分布在带肉甚少的骨头上。更重要的是，食肉类动物的齿痕占较高的比例，意味着在人类开始接触这些骨头以前，食肉类动物已经啃咬过这些骨头。波特及亨利·邦认为，骨胳关节的支解显示出狩猎或捡食腐食的证据。亨利·邦倾向于狩猎是欧杜伐人类先祖的重要活动。波特指出几乎没有纯粹的狩猎或捡拾腐肉活动，狩猎者或捡拾腐食问题本身，或许就不是一个适当的问题。

罗伯特·布鲁门斯钦（Robert Blumenschine）根据动物骨胳化石进行实验，结果似乎介于依萨克和宾佛之间，他认为欧杜伐人类先祖虽然并非如宾佛所描述的捡拾腐食，也不是以猎食为主要谋生手段。布鲁门斯钦强调的是拾取骨髓假说（marrow-scavenging hypothesis），也就是说欧杜伐人类先祖捡拾动物骨骸的主要目的是食用内部的骨髓。

古人类学或考古学者对于人类先祖的生计活动方式还有相当的争议，但肉食性在人类演化过程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动物骨胳化石及其表面石器刻痕的因果关系都是不争的事实。关键的问题应该是欧杜伐或库比佛拉（Koobi Fora）等遗址究竟是类似人类的家庭基地或是动物栖地，这是一个方法论的问题，但在某些程度来说，也取决于古人类学者的個人想象。例如，罗丝和马休（Rose & Marshall）根据现生灵长类动物行为模式的类比，提出资源防御模式（resource-defence model），对依萨克家庭基地假说（home base hypothesis）提出修正。罗丝和马休认为，早期人类先祖与现生灵长类动物都同样面对掠食者的危机，现生灵长类动物所采取的共同防御机制也同样会被人类先祖采用。到了智人（Homo）阶段，肉食需求与面对掠食者的危机同时增加，更需要一套有效的防御体系保障生命及食物的安全。然而，资源防御模式虽然可以说明人类先祖合作行为的基础，但却无法说明这种合作仅仅为灵长类动物的行为模式，还是人类先祖已经具备人类社会的雏形。

罗杰·列温和罗伯特·福列的描绘显示出，“伟大的猎人”祖先，似乎只是人类共同的想象，或保守的说，狩猎仅仅是早期人类生计活动中的一小部分，从生态及技术而言，人类先祖捡拾腐食的可能性较高。然而，多明尼克罗立哥（Domínguez-Rodrigo）却认为，一直到目前为止还缺乏人类食腐食的证据，而肉类是早期人类相当重要的食物来源，如果仅仅依赖捡食的机会主义策略，人类完全无法得到充分的肉食供应。多明尼克罗立哥的研究是采取民族考古学的方法，将非洲坦桑尼亚哈札（Tanzanian Hadza）的资料运用在解释早期人类生计活动上。哈札的资料显示出，在移动、堆积或肢解动物尸体有不同模式，必须考虑到动物的物种及大小，当分析动物骨胳化石刻痕的时候，也必须要考虑这些因素。FLK Zinj有相当多完整的肢体骨胳，也显示出罗伯特布鲁门斯钦的”拾取骨髓假说”需要再思考。更重要的是，欧杜伐地层2以及FxJj50的化石可以发现，似乎是人类先接触到这些动物的尸体。因此，狩猎的假说也没有被推翻。

然而，罗杰·列温和罗伯特·福列也提出，在缺乏有效率，可以在远距离猎杀动物武器的情况下，早期人类的狩猎活动将极为有限，但多明尼克罗立哥似乎并未考虑到这个因素。此外，当代狩猎采集民族是否可以推论150万到200万年前的人类生活似乎有待进一步的思考。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似乎忽略了非洲百万年来自然生态的变迁。从另一方面来说，罗杰·列温和罗伯特·福列的论点虽然很有力，却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目前考古遗址仅仅发现可以保存的石器工具，但却无法据此推论早期人类先祖没有使用石器以外，更有效率的狩猎武器，如50号遗址石片的显微镜分析，证实这些石片曾用来切割树木等植物，至少说明了石器工具与其他自然资源的关联性。

人类的祖先在上新更新世究竟是过着类人的生活，还是类猿的生活，似乎还有相当大的争议。如果没有考古发现的动物骨胳化石刻痕，类似的争议势必一直延续，或许将是永远无法回答的问题。更令人关心的是，华文世界何时才能接续如此扣人心弦、又具教育意义的作品？除了童书或青少年读物，两岸三地华文作者自创的科普读物有如一片荒原，似乎科学家们永远缺乏那么点文采，而文学家们更难以培养些得以书写科普读物的科学素养，因而难以出现类似罗杰·列温和罗伯特·福列结合科学之眼与文学之笔的著作。罗杰·列温不仅与罗伯特·福列合作，更曾与著名考古学者李查理基（Richard Leakey）等人合作，出版科普与学术性质兼具的作品。普利兹奖得主、自由撰稿人罗杰·列温取得的成就不仅仅依赖文采，更有赖于对科学知识终身追求，积累的专业知识甚至不亚于学院人士。华人社会究竟何时会出现类似人才，值得我们翘首以盼。

参考文献：

[1]Roger Lewin and Robert A. Foley. Principles of Human EvolutionMalden， Mass. ： Blackwell Science，2003.

收稿日期：2017-03-10责任编辑：许瑶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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