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历史人类学
摘 要:历史人类学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所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有人认为它是人类学学科体系下的分支,更甚者将它视之为人类学与历史学的结合。林林总总的观点很多,我更倾向于它是一门关于历史的人类学研究,历史人类学的背后是将“历史”本身当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本文从历史人类学的学术史出发,将中西历史人类学的代表性观点梳理一番,给出“人类学本身就是歷史人类学”的论题,并在最后作出个人思考。
关键词:历史人类学 人类学 历史学
20世纪70年代,勒高夫在《新史学》中认为:“或许是史学、人类学和社会学这三门最接近的社会科学合并成一个新学科。关于这一学科,保罗·韦纳称其为‘社会学史学’,而我则更倾向于用‘历史人类学’这一名称”。21世纪初,清华大学的张小军教授认为似乎是勒高夫“抢注”了“历史人类学”这个名词,并且提出了提出“历史的人类学化”和“人类学的历史化”,他更倾向于在历史学的框架下探讨人类学和历史学的相生相融,似乎缺少了以一种人类学的视角去看待历史的情怀。
1 历史人类学的发展
在梳理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关键时期之前,我想谈谈如何看待历史人类学的定位问题。前面谈到有人将历史人类学看成是人类学的分支或者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结合,我想这无疑是以偏概全,或者更进一步说,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至少从整体的人类学角度来看,也很难得出历史人类学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这一观点。张佩国教授认为“历史人类学并不否认对人类学学科传统的知识传承,但在开放的跨学科甚或“去学科化”合作中,这样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建立起整体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模式”。这种整体性的社会科学(人类学)的观点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并推崇的,因为对人类学自身进行分科这一做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问题,我们所熟知的经济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宗教人类学等等,这样的分科无疑有点“偏工具化”的嫌疑,更严重的甚至会对人类学和社会科学造成危害。
谈及早期较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不得不提到马歇尔·萨林斯。我们所熟知的萨林斯是一位结构人类学大师,但他早年是新进化论的倡导者,认为应该将怀特的普遍进化论和斯图尔德的多线进化论结合到一起。并且提出“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的观点,他与塞维斯(Elman Rogers Service)指出“文化进化一方面是文化作为一个整体由阶段到阶段的一般发展,另一方面是各种类型的文化的特殊进化”但自从20世纪80年代《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一书出版后,萨林斯被认为是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先行者。黄应贵认为“就人类学的发展脉络来看,历史人类学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从萨林斯建立文化如何界定历史的研究课题开始”。《历史的隐喻与神话的现实》一书其实从头到尾叙述了库克船长是怎么被夏威夷土著人所杀害的,在整本书中,萨林斯将结构与历史结合起来看,认为应该强调结构和实践两者的重要性。历史是如何发展和变化?这种变化本身又存在怎样的结构?因为尽管历史千变万化,但终究可以从中看到不变的“规律”存在,库克船长的例子表明历史的发展既来自结构同时又影响着结构。当然,另外一位结构人类学大师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他的研究中也是十分关注历史的。有一些对他的批评认为他只是一位“摇椅上的人类学家”,只注重关于结构的分析,却忽视了历史的重要性。但列维—斯特劳斯在其著作《结构人类学》第一卷的开篇就谈论到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的关联,并且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很有力的回击了那些不了解他的批评者:“民族学的目标是超越人们就自身的变异过程所制造的那些有意识的和每次都不一样的影像,列出一张罗列所有无意识的可能性的清单;这张清单以及每一种可能性跟所有其他可能性之间或相容或不相容的关系能够为历史发展提供一个逻辑架构;历史发展也许难以预见,但从来都不是任意发生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名言‘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知道自己正在创造历史’。”
不可否认,萨林斯的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在学术史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但如果再往前追溯,20世纪四十年代,埃文斯·普理查德已经开始关注历史,并且把历史当做人类学关注的对象。在其《论社会人类学》中,有这样一段话值得我们思考:“我认为社会人类学属于人文科学而不属于自然科学……在我看来社会人类学更像是历史学研究的某一个分支——社会历史,以及史学与叙事史、政治史相对应的思想史和制度史,并且史学和社会人类学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相似性”。他生活的大背景是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主导下的英国,功能主义或者是结构功能主义已经为学者奠定了一个范式,他们力图寻找人类生活的共通点。但是普理查德认为人类学不在于“发现”,而在于如何“理解”。前面提到以一种整体科学看待人类学,这边就不得不提到法国的年鉴派史学,他们对待历史一直倡导以一种“整体史观”,这种方法对人类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无论是萨林斯、列维·斯特劳斯还是普理查德等人,他们的研究都表明,在人类学的研究中将历史作为关注对象是必不可少的。在回顾了国外历史人类学发展的几个代表性观点后,那么,在中国本土的历史人类学又有怎么样的发展呢?中国本土对于历史人类学的重视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我们所熟知的华南学派为代表。美国耶鲁大学的萧凤霞、香港科技大学的科大卫、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陈春声等一批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通力合作,对中国的珠三角、广东等地区进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并且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观点,通常这也被成为中国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开始。但是在此过程中,也有一些历史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出现一些偏颇。他们平常的历史研究主要在于翻史料、读文献、整理等书斋工作,而在人类学的田野技术被他们接受后,仿佛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可以利用人类学的田野技术到田野中去,找一些现实存在的史料(如碑文、家谱等实际性材料),然后回到书房整理书写,他们认为这样就是历史人类学的研究,这其实是对历史人类学的一个误解。而萧凤霞的总体方向是正确的:历史人类学应该关注“历史”本身的发展过程,利用田野资料来弥补历史文字记录的不足,通过了解当地人的社会生活去看待这个地方的历史是如何被建构的,甚至是如何影响到国家层面上的发展的。拿王铭铭的《逝去的繁荣》为例,其副标题为“一座老城的历史人类学考察”,足以窥见其历史人类学的足迹。书中通过对泉州城的描写,引发读者的思考:繁荣从何而来,又是如何逝去的?泉州城的“逝去”是否能够反映地区的发展,甚至是国家的历史变迁问题?
二、人类学本身也可以称为历史人类学?
对于历史人类学来说,如果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可以把眼光放长远一点,而并不仅仅局限于前文提到的中外发展史。我们始终推崇“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研究”这样的说法,但现实中人类学似乎总逃离不了关于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子。这种人类学存在着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一个是以古典进化论、传播论为代表的古典人类学阶段,另外一个是存在不同理论流派的现代人类学时期。那么如果说人类学是关于他者的研究,那么可能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早就存在人类学。也就是说在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语境之前,存在着古人类学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思考:他者的研究是不是意味着从人类出现开始就有?如果从文字记载来看(以中国为例),无论是较早的《山海经》、《穆天子传》还是历朝历代史书的编纂者,都存在着对他者的认知与理解,从这一点上来看,他们也可以称作早期的“人类学家”。现在我们把历史学和人类学相区分开,是否应该回顾历史的起点,看到两者本就是相生相融的一体?历史可能并不是纯粹的自身描述,还应该看到对于他者的认知与理解,穆天子巡游寻找西王母,史书中对非我族群的叙述等等都体现了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痕迹。从这些重视描述历史与现实生活,同时又对外族群体给予了一定的关注的历史中,我们是不是可以说这也是一种历史人类学的形式?再看这种经验主义时期之后,西方教皇统治时期,宗教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个时期的“他者”是围绕神论展开的,他们以宗教为界,宗教体系之外的就被认为是不同于自身的他者,并且形成一种文明中心论的时代。在这之后就是为我们熟知的文艺复兴的出现,追求一种自由的状态,要求摆脱教皇的封建统治,并且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这样的人类学历程中的“他者观”都带有历史分析的倾向,或者说传播论、进化论也是存在历史的取向。从以上的观点来看,人类学本身就是一种历史人类学。
三、个人思考
历史人类学并不是简单的在人类学研究中加入史学的视角,也不是在史学的学习中融入人类学的知识,而是要把历史本身当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用人类学的视角去研究历史,这样的方法是区别于历史学的。我们所熟知的历史学可能更多的是在重构一种历史,而重构的历史还不全面,就是所谓的历史表象,王朝更迭式的叙述。而人类学的研究恰恰是想还原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这是一种不一样的视角。就拿王朝更迭的例子来说,我们所熟知的“黄袍加身,陈桥兵变”,公元960年,赵匡胤在河南陈桥发动兵变取代后周建立北宋。就这一事件,历史可能关注的是时间、地点、人物、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人类学关注的,可能就要问为什么是在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发生这样的事件,为什么会有赵匡胤这样的人物的出现等问题。这也许就是历史人类学所追求的,历史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历史变化发展的背后又是怎么样的。王铭铭认为“与其他学问一样,历史人类学须寻找趋近现实的路径。而同时考察被研究者生活方式、观念形态及其遭到的挑战(既可能来自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是趋近现实的好路径。其实历史人类学家要做的,不是处理学术争论,而是为历史的理解提供独到的洞见”这样的观点也同样强调了应该将“历史”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这才是我们所说的历史人类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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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张佩国.作为整体社会科学的历史人类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
作者简介
刘张磊(1992—),男,汉族,江苏南通市人,研究生,法学硕士,单位: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 研究方向: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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