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学术期刊转企改制中三个问题的再认识
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作为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中的“特例”，学术期刊办刊因面广点多，情况十分复杂，故而改制需审慎而行，特别需要处理好出版事业与出版产业、体制改革与政府财政补贴、期刊发展壮大与编辑队伍稳定这3组关系，切忌为改革而改革，切忌图简单省事一刀切，牢记“欲速则不达”古训，因地制宜，因刊制宜，因学科制宜，因单位制宜，目标明确而措施办法多样，这样才能保证改革稳步推进。
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出版产业出版事业政府财政补贴
张治国，西安财经学院《统计与信息论坛》编辑部，编审。
“千呼万唤终出台”！这是笔者对2012年7月30日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报刊编辑部体制改革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出台后的第一直觉反应。2011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深化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的意见》，经过一年的运作，各地各部门积极稳妥推进改革。作为非时政类报刊中的“特例”，学术期刊（人文社会科学通常称为“社科期刊”，自然科学与工程领域通常称为“科技期刊”，下文统称为“学术期刊”）因面广点多，情况十分复杂，故而在上述文件中被列入“特例”暂缓实施。经过一年时间的反复调研，多方听取意见，这个“特例”被纳入非时政类报刊出版单位体制改革，一起经受改制洗礼。本实施办法从指导思想和原则要求、实施办法、政策保障、组织领导几个方面对报刊编辑部（重点是学术期刊编辑部）的改制进行了宏观部署。从实施办法出台一段时间的社会反响来看，有总体肯定具体否定的、有提出各种疑问的等等，总之一切都在预料之中。笔者长期从事学术期刊编辑工作，深感此次改制“兹事体大”，不可不谨慎而行。学术期刊相关管理部门，切忌为改革而改革，切忌图省事实行一刀切办法，要牢记“欲速则不达”古训，具体实施中应因地制宜、因刊制宜、因学科制宜、因单位制宜，要目标明确而措施、办法多样化。
实施办法出台后，学术界、期刊界的讨论异常热烈。宋彦霞着重围绕转企改制后的期刊经营问题进行了探讨。[1]刘辉对学术期刊的公共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2]王兴全对学术期刊的主力军高校学报的改革问题展开了更为深入的讨论。[3]笔者也对学术期刊转企改制的难点及出路设计进行了论证。[4]此类文献很多，这里不再详述。为了稳妥推进此次改制工作，防止走错路走弯路，在学界对此问题讨论的基础上，从以下从3个侧面来探讨学术期刊改制问题，希望与同仁切磋。
一、对出版产业与出版事业关系的再认识
出版是人类进入文明阶段的重要标志，同时它又大大地推进了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人类文明的加速器。按照《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前言》中的说法，出版“是通过一定的物质载体，将著作物制成各种形式的出版物，以传播科学文化、信息和进行思想交流的一种社会活动”。[5]我国是世界出版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墨子》中所说的“镂于金石，书之竹帛，传遗后世子孙”，即可看做早期的出版活动。通过俯瞰几千年的人类出版史，我们发现，出版既有产业属性，又有事业属性。按《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产业”的含义之一是“构成国民经济的行业和部门”。从古至今，人们从事某一产业活动的目的是为了“获利”，像农民种地是为了获得农产品，工人制造产品是为了挣工资，商人经商是为了挣“差价”。说出版有产业属性，是说从事出版活动的人，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产品（出版物），将出版物发行销售以获得劳动报酬。这在我国古代的出版活动中即可得到印证，如古代的“官刻”“私刻”和“坊刻”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出版的产业属性。出版活动的产业属性也大约等同于今天我们所说的经济效益。“事业”的含义有二：一是“人所从事的具有一定目标、规模和系统而对社会发展有影响的经常活动”，二是“特指没有生产收入，由国家经费开支，不进行经济核算的事业（区别于‘企业’）”。本文所说的“出版事业”，更主要侧重于后一释义。在这一意义上，出版活动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传播科学文化信息，进行思想交流，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强盛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事业属性在我国古代出版活动中也显而易见，像“官刻”活动，统治者为了传播一定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积累文化成果，常常不计成本，刻印发行许多大部头的出版物，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等。出版活动的事业属性约略可以看成今天所谓出版的社会效益。
出版的产业属性与事业属性，或者说出版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在今天的出版活动中也明显存在着，只不过在各种出版活动及其成果——出版物中的表现不同而已。大部分的出版物两种属性都有，其中极少部分的出版物处于极端偏产业或极端偏事业的状态。比如，一般的大众读物，产业与事业属性都有，但更偏向产业一端；学术著作、学术期刊两种属性也都具备，但更偏向事业属性一端。在已往的文献中，对出版业属性的认识，有的人认为出版业是一种产业，有的人认为出版是一种事业。[6-7]其实，这两种观点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没有看到问题的全貌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打个比方，米饭和稀饭都是由大米和水做成的，二者的区别在于大米和水的比例不同。但不管二者比例如何，大米和水都是不可或缺的，否则就做不了米饭或稀饭。出版的产业属性与事业属性亦然。
弄清楚了出版物的两种属性及其在各种出版物中的不同体现，下面我们就来讨论在此次改制过程中如何稳妥处理好学术期刊的产业与事业属性问题。按照实施办法，此次改制的目的，主要是“调整报刊业结构，转变报刊业发展方式，实现报刊业集约化经营，培育大型报刊传媒集团，推动传统报刊业向数字化网络化和现代传媒业转型”。改制的办法措施本着“突出重点、打造品牌、整合资源、加强保障”的原则，向集约化、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化、数字化方向迈进。坦率地说，这个大目标大方向没有错，而且也恰恰击中了目前我国学术期刊散、小、弱的软肋。但我们不得不看到，形成我国目前学术期刊办刊现状的原因，主要是几十年计划经济体制造成的，现在要在短期内改变它，人们的思想观念转变有一个接受→消化→吸收的过程。因此，改制不能急于求成，不能为改革而改革。现在改制最大的困难，是学术期刊的事业属性更强、更明显，由于读者面窄发行量小，长期缺乏经营理念，各家画地为牢，自留地耕作模式显著，因此“自己养活自己”短时间内还难以实现。这样就形成了明显的对立态势，上面政策制定者描写的蓝图很宏伟，但下面具体操作却老虎吃天不知如何下爪。实施办法中许多措施方法是可行的，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可以因地制宜、因刊制宜、因学科制宜、因单位制宜，不必强求一刀切齐步走。另外，实施办法中虽然画出了路线图（目标），但没有列出时间表，这很务实，不图虚名，不追求形式上的轰轰烈烈和所谓的政绩，而是给办刊单位和办刊人消化理解的时间，有益于其各自结合自身情况施展拳脚。国家和地方新闻出版管理部门应在大原则不变的前提下，鼓励期刊编辑部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各种编辑出版学会协会应尽量为基层提供更多的信息，以自身独有的平台召开各种形式的经验交流座谈会，相互借鉴启发，推动学术期刊改制积极稳妥进行。
二、学术期刊办刊经费由一元的政府财政负担变为多元筹措
从学术期刊出版较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历史来看，学术期刊办刊向集约化、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化、数字化、市场化的大方向走是没有错的，但我国现实的情况是理想目标与现实环境差距太大。为了稳步推进我国学术期刊发展，必须在试点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改革，切忌大跃进式的突飞猛进，或所谓的“跨越式发展”。在目标明确的前提下，要注重过程，只有过程每一步都踩在实处，才会离目标越来越近。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妥善处理学术期刊改制与政府财政补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
现在我国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几乎全由国家财政负担，在改制过程中，这种单一经费来源将变为多元经费来源。学术期刊的事业属性决定了国家必须花一定费用来“养”它，在改制初期，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由一元变为多元还有一个过程。现在的问题是，要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养”勤汉不“养”懒汉，要“养”出更多更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唯有靠改革现行办刊体制机制。现行办刊体制造成了国家花了大量的人、财、物，收获的却是小、散、弱，这是国家不愿意看到的现实，也是绝大多数学术期刊编辑同仁不愿看到的现实，这也正是改革的根本原因。按照实施办法规划的目标，在一步一步向集约化、专业化、集团化、国际化、经营化、数字化、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中，国家花同样多的人、财、物，收获的社会效益肯定会比现行办刊体制大得多。这正是诸多学术期刊编辑同仁多年呼吁，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的问题。[9]
在确定了国家财政补贴的大前提下，留给实践操作层面的问题是，补贴多少？怎样补贴？按照笔者的设想，只要按照集约化、专业化、经营化等大方向办刊的，可以按刊号给予财政补贴，由国家财政拨款。具体实施细则概要如下：国家先宏观测算目前我国学术期刊的办刊成本，求得一个平均数，再宏观测算各省份的办刊成本，按这个平均数给予每种学术期刊一个基本的财政补贴；第二，宏观测量时细化到刊期、印张、纸质发行量、广告收益等多项因素，取上限给予补贴，这样有利于提高办刊人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第三，因学术期刊按内容再细分很复杂，各类期刊的办刊经济收益差别很大，故此可将学术期刊分成医学类、工程技术类、纯学术理论类等3种，经宏观测量后分别设置一个系数，经过核算，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差的期刊多补贴，经济效益好的少补贴；第四，设置一个评估时段，每个时段对学术期刊的办刊效益进行评估，淘汰一批效益差的。这样新的期刊不断产生，效益差的淘汰、停办，学术期刊的自然生态就会逐渐形成。这样，办刊人员会集中精力提高期刊学术质量和学术影响力，同时又能形成竞争激励机制。
学术期刊改革转制的目的是促使办刊单位和编辑人员创造更高的社会效益、更大的经济效益，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和不干一个样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从体制和政策层面建立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促使期刊提高竞争意识，融入国内国际的大市场，在竞争中求生存谋发展。这是改制的出发点，也是改制的目标，改制不能偏离这个主线，否则就很难成功。
三、稳定的、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是学术期刊发展壮大的关键
实施办法并没有涉及办刊经费问题，给人的感觉（或许是错觉）是政府通过改制完全将学术期刊推向市场，让其像其他企业一样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而恰恰是这种感觉造成了学术期刊编辑队伍的人心不稳，且有抵触情绪。因此，稳定现有的编辑队伍对学术期刊的发展壮大意义重大。事情是要靠人干的，队伍人心不稳，再宏伟的目标、再壮丽的蓝图也仅仅停留在理论上、写在规划里、挂在墙上而已。
虽然受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我国现有的办刊体制不顺，造成了学术期刊小、弱、散的局面，但我们必须看到，经过30多年的工作实践和培养锻炼，我国学术期刊的编辑队伍数量不断增大，质量也越来越高。按照笔者的看法，这支队伍不是没能力，而是办刊体制束缚了大家的手脚。这就像改革开放前后的农村，改革前吃不饱肚子或吃不好，改革后吃饱了吃好了。改革前后几年，同样的生产资源，同样的气候条件，结果却截然相反。现在来看，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脱节，换言之，体制有问题。体制变了，一切都顺了，按经济规律办事才能好心办好事。学术期刊的出版也有其自身的规律，这就是出版体制必须适应学术工作和学术出版的发展，随着出版需求的变化而变化。现在来看，我们现在的出版体制很大程度上还遗留有计划经济的痕迹。比如，学术期刊不是谁想办就能办的，刊号是一道很难逾越的门槛。有人说刊号也是一种办刊资源，放在现行体制下此话没错，但换种思维看，此话令人啼笑皆非。此次学术期刊改制，就是要调整出版业生产关系，使之与学术活动相适应，从而促进学术工作、服务学术工作。按照实施办法，这次改制是6000余种学术期刊的一次大洗牌，刊号、刊名、期刊种类会有很大变化。改制过程中，应以更灵活的机制体制留住人才，激发编辑出版人员的创造性、自主性、积极性。
我们必须看到，学术期刊的编辑出版工作不是谁想干就能干的，除了道德修养之外，学术工作的创新性、前沿性、高端性，决定了这项工作对人的理论水平、学识修养、专业技能、实践经验等多个方面都有很高的要求。就全国或全世界的出版工作而言，学术期刊编辑队伍应当说是总体学识修养、专业理论水平、学历层次最高的，因为这项工作的性质决定了编辑队伍人员的综合素质。既然30多年的不断积累造就了这支难得的队伍，在此次改制中就要珍惜它、保护它，不仅要通过政策留人、感情留人、事业留人，还要在福利待遇上不要让他们吃亏。这是改制工作实施中必须谨慎对待的大问题。同时我们还必须看到，现行办刊体制比较僵化，办刊能人缺乏施展本领平台，庸人懒人又很难淘汰。改制之后这种情况将难以为继。改革总要有成本，改革设计与政策制定者必须从大处着眼、从长远考虑，要认识到改制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绝非一纸令下就能天翻地覆，要通过政府买单承担大部分改革成本，才能逐步达到实施办法中所要达到的目标。
以上从3个角度探讨了学术期刊改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当然需要关注的问题远非这些，例如，学术活动与学术期刊的关系、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期刊群与单个期刊的关系等等，限于篇幅，此处不赘。
“犹抱琵琶半遮面”是笔者对实施办法出台后的另一直觉感受。将学术期刊逐步推向市场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改制不可能短时期内完成，过程很重要。改革设计应对过程有较多的预判，应在改制时释放出明确的信号，将最为关键的问题，如改制追求的主要目标是优化和合理配置出版资源，追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改制初期国家会支付绝大部分改革成本，这样才能稳定军心。当下在我国办学术期刊不是赚钱的买卖，自己能够养活自己已经很不错了。学术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追求，有时必须有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果敢和勇气，追求富贵与学术、学术期刊风马牛不相及。对不是学术圈内的人来说，学术可能是无用，因为它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但它的大用却是一般人很难理解通透的。王国维说过，“学术无新旧之分，无中外之分，无有用无用之分”“学术是目的，不是手段”。汤因比也说：“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如将其自身作为目的来追求，而不带任何功利企图，往往会有意想不到的种种新发现。”梁思成就自己和弟弟梁思永所学的建筑史学和考古人类学专业，询问父亲梁启超这些专业对国家民族进步到底有用还是无用，梁启超回答：“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年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及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会减色多少呢？”犹太民族在近现代世界史上对人类的贡献有目共睹，产生了一大批影响世界的科学泰斗，根本原因就如一条犹太人格言所说：“为使女儿嫁给学者，或为娶学者的女儿为妻，纵然付出所有的财产也在所不惜。”我们这里无需再举例和引文，一部人类文明史已经证明，学术不能急功近利，学问切忌浮躁，学术不是今天养鸡明天就能下蛋！同样的道理，学术期刊改制亦当三思而后行，这对政策制定者和相关管理部门尤其重要。
参考文献：
[1] 宋彦霞. 浅谈期刊转企改制后的经营之路[J]. 编辑之友，2012（5）.
[2] 刘辉. 学术期刊的公共品性分析[J]. 编辑之友，2012（6）.
[3] 王兴全. 转企还是改制——高校学报改革之路的再思考[J]. 编辑之友，2012（8）.
[4] 张治国. 论学术期刊转企改制的难点与出路设计[J]. 出版发行研究，2011（11）.
[5] 肖东发. 中国出版通史·先秦两汉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7.
[6] 赵苗. 出版业的本质属性是产业[N]. 中国新闻出版报，2009-05-26（4）.
[7] 尹玉吉. 学术期刊不是商品[J]. 新闻记者，2005（4）.
[8] 杨辉祥，张治国. 对学术理论期刊两个效益关系问题的再认识[J]. 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6）.
[9] 仲伟民. 缘于体制：社科期刊十个被颠倒的关系[J]. 南京大学学报，20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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