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三愿：致旅游研究界／遗产活化论／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在二元冲突中前行／发展旅游应遵从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和功能／文化学习与体验：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核心诉求／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不解之缘徐嵩龄　喻学才　张朝枝　宋振春　张宏梅　王　健

徐嵩龄：三愿：致旅游研究界

喻学才：遗产活化论

张朝枝：文化遗产与旅游开发：在二元冲突中前行

宋振春：发展旅游应遵从文化遗产的基本属性和功能

张宏梅：文化学习与体验：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核心诉求

王　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旅游的不解之缘

三愿：致旅游研究界

徐嵩龄

(中国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732)

当今中国旅游发展境况，颇与中国经济相似。中国经济成为世界GDP第二已指日可待，并距世界第一也非遥不可及。但中国现仍不能称经济强国。他的投入端对技术进口的高度依赖，其产出端的高污染、低能效，以及经济成果享用的贫富两极化，均凸显中国经济发展的品质问题和脆弱性。中国旅游业同样存在着行业规模发展与品质提升相悖的状况。一方面，就游客量和总收入而言，中国距离世界旅游组织预言的“世界第一”已非虚妄；另一方面，就旅游资源保护、经营绩效，以及旅游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政治价值发挥而言，中国依然问题多多。中国旅游资源主体是最广义的文化和自然遗产。遗产旅游的诸多问题，亟待旅游研究界帮助政府旅游部门和旅游经营者去发现和解决。这里谨提三愿共勉。

一、提高旅游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多学科知识能力

旅游业是经济领域中最具多学科特点的行业。它植根于旅游资源的极度多样性。每一种资源的旅游利用，都要求它依托的学科向旅游领域介入。因此，与遗产相关的学科应成为我国旅游界的基本学科支撑。它们包括：与文化遗产有关的考古学，古建与营造工程学，宗教与文化人类学，以及与具体遗产相关的各历史科学分支等；与自然遗产有关的生物多样性生态学，生态系统生态学，景观生态学，古地质、古生物、古人类学等。每个遗产旅游研究者。应使自己对所涉及遗产的认知水平能达到那一遗产学科的专业水准。

然而，中国旅游界在多学科化方面虽有进展，但仍相当不足。在景点规划、设计、建设方面，往往有违遗产保护的“原真性”(authenticity)和“原整性”(integrity)原则。最为突出、最具代表性且影响最大的“有违”是《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和评定》(国家标准，GB／T17779—2003)。它存在3种“有违”。第一是方法论。它的“评分加总法”将遗产保护与旅游服务一视同仁，从而无法确保遗产保护是遗产旅游的前提。第二是保护观念。它的“细则一：8.4.3保护效果”对“全面保持”、“基本保持”、“无明显破坏”均给以正分，这说明它的遗产原真性和原整性保护是可以打折扣的。第三是遗产价值。它的“细则二”对遗产资源要素价值的认知是与遗产界的原则相左的。然而，这一国标出台后，未见来自旅游研究界的质疑。

提高当代中国旅游界的遗产科学修养十分必要和迫切，也是完全能够做到的。我至今仍记得初读Building A New Heritage：Tourism.Culture and l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ed，by Ashworth G J＆LarkhamP J.Routledge，1994)的感慨。作者大多来自旅游界，但他们不但对遗产的认知以及对遗产价值和保护原则的恪守不亚于遗产专家，而且能在文化旅游上言遗产专家所未言。我国遗产旅游研究如能达到这一境界，遗产旅游必将真正成为遗产保护之友。

二、提高旅游经营的跨部门责任

旅游业是经济领域中行业边界最为模糊的行业。这一跨部门特征，缘自旅游资源的部门属性，缘自旅游业可作为输送和提供其他经济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平台，缘自旅游经营收益分享的多部门关联。因此，旅游经营应承担跨部门责任。

作为旅游资源的遗产，有着区别于其他行业资源的价值特质和产权特质。就价值而言，它首先是文化和科学价值，其次是经济和其他价值，并且后者依附于前者。就产权而言，它们大多是公共物品或混合产权物品。对公共物品，应确保享用的公益性；对混合产权物品，应确保遗产地社区的资源权益。因此，遗产旅游经营应以上述价值认知和产权认知为前提，它的跨部门责任主要是“保护”与“经济”责任。

然而，现时中国的遗产旅游经营往往有违其跨部门责任。其最近案例是“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寺文化旅游有限公司”。在舆论界多方质疑下，它的经营内容在港中旅和登封政府口中变来变去，但总不能遮盖将宗教遗产进行市场经营的实质。这一公司不是对释永信的少林寺市场化的纠偏，而是在原先基础上加剧。它是中国宗教文化的幸事还是恶举，值得深思。此外，这一公司的成立还表明，港中旅这样的大型国企已直接介入我国遗产旅游经营权的争夺，其业内和业外影响值得关注。

国家旅游局倡导的“管理权与经营权分离”一直广受争议和质疑。但论争始终发生于旅游界与非旅游界之间，似乎旅游界内观点一致。这一状况是不正常的。旅游经济学并不只是研究如何将旅游GDP做大，如何使旅游企业赚钱更多。它本质上要研究如何通过改进和完善经营，更好地发挥遗产的文化和科学功能，在经济上让遗产地社区和周边社区受益。这是遗产旅游经济学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我国的遗产旅游经济学研究者，对此应有自觉和主动的担当。

三、创造与提升中国在国际旅游界的话语权

中国是一个旅游大国，但在国际旅游界尚不具有与其地位相称的话语权。这种行业话语权是以专业知识、技能和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优势为依凭的。中国旅游界至今仍在倡导“与国际接轨”。这种仰视式的“接轨”只能说明，中国尚不拥有知识、技能和制度优势。

中国建立旅游话语权，既有可能，又有必要。所谓“可能”，是指中国具备掌握话语权的客观条件，这就是旅游资源优势与旅游管理问题的极端复杂性。中国遗产的独特、多样和丰富，为景点营造的创意提供了多维想象空间；中国遗产产权问题的复杂性，为遗产旅游管理和经营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强大而紧迫的创新压力和动力。所谓“必要”，是指中国旅游如按“接轨”方式发展，只能达到ABC水平；过分强调“接轨”，只能削足适履；只有追求XYZ，才能使中国遗产旅游的文化和科学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全面发挥并最大化，才能构建中国旅游界的知识、技能和制度的理论和实践优势，才能在国际上真正获得有影响力和支配力的话语权。

中国现在不缺乏建立旅游话语权的机会，但缺乏建立这种话语权的意识和能力。2008年4月在黄山市召开“世界遗产地旅游管理和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应是建立中国话语权的极好演示，但中国的会议主办方提出的会议主旨却是“经济收益最大化，环境影响最小化”。这样的提法不仅是对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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