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扬后的疑惑
匡亚明先生所著《孔子评传》肯定孔子使“仁”“升华为具有人道主义博大精神的人本哲学”(页128，下引此书只注页码)，作者以此来规定孔子的仁学，其褒扬之情油然可见！但作为一个读者一阵振奋之后，不禁有些疑惑：孔学有缘于“人本”么？匡先生认为，孔子和费尔巴哈这两者在并非“类比”、“牵强附会”的参较下，竟有“许多相同之处”(页184)！——这可能吗？
匡先生取西周封建说，这虽然比采取奴隶制说预先奠定了一个较“人道”的社会形态前提，但是这从未在根本上改变封建专制贱视、摧残人的本性，“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而这一个原则比其他很多原则好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单是一个原则，而且还是事实，专制君主总把人看得很下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一，页411)；“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无人身自由的奴役，“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无人权的虐杀，……等等，不正是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吗！现实的物质关系上既然看不到人权的尊重，那么在观念形态上又如何能寻得对人生价值的真正推崇！“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同上卷三页52)，因而我们说，服务于、决定于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子思想不可能违背现实的唯一原则，即在理论上它是不可能具有提扬人的人本思想的；如此我们又何能誉之以“人本哲学”之美称？
人本哲学是资产阶级粉碎旧秩序的信心和力量的体现，是资产阶级的革命的思想武器。很难想象，两千余年前的孔子时代也有类似的“革命的准备时期”(且按匡先生说，西周以下皆为封建社会，那么其间只有朝代嬗递而根本无有社会性质的变异)，也有象资产阶级这种强大而新生的社会力量及其对封建现实的强烈否决要求和冲动！匡先生也承认中西的历史背景不同，但既如此，又如何能在此有如天壤之别的差异中，显现某种质的雷同呢？难道上古的封建社会决然能产生西方资本主义时代方可酝就的思想理论？太超越了，不能不让人感到眩晕和担心。
匡先生为论证孔学人本，指出它有着春秋时代民本思想的历史前提(页180—181)。确实不错，在有文字可记载的历史典籍中，我们可以不断看到对人民力量的肯定评价，诸如“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管子·霸形》)之类的提法，无疑在神的笼罩中透出了一线人的曦微，着实鼓舞人心；但是，如果以此与作为人的自我觉醒和个性解放的人本哲学前奏曲的人文主义思想相类比的话，那么就不能不使人疑问：这种“民本”是人民对自身力量和价值的感悟还是统治者为长治久安的目的而视人民为手段所予以的严重关注？是个性解放的意识还是宗法血缘的温情和怜悯？从“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者，瞑也”及“仁者亲亲”等等说法就可有理由地推测，所谓“民本”更多的是后者之意，即是说，虽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的地位和形象也在逐步提高和改善，但这距近代意义上的人的解放还有着遥远的距离；历史事实也表明，在中国，真正的人的觉醒只有在20世纪的“五·四”运动中、在“民主”的呼号中才初步实现。
与“民本”思想截然不同的并成为费尔巴哈人本观念先导的欧洲文艺复兴及法国启蒙运动的人文思潮则尖锐而醒目地提出了人的价值和权利问题，它不是在上者对在下者的抚慰和关切，而是人民的自觉普遍呼声和意愿。“我不想变成上帝……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彼特拉克《秘密》)就突出地体现了人文主义者“特别强调个人的利益和权利”(索洛柯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页7)的特征。个人之所以成为人文主义文化的中心，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所唤来的资本主义时代，人们才可能痛感教会神权统治的愚昧和反理性，痛感封建专制统治的反人道及其等级特权的不合理。正因此，“捍卫个人权利的必要性本身只有在这样的时代才能够产生”(同上)。而中土的“民本”思想缺少产生人文主义那样的历史前提，因而实质上它远远逊色于后者的启蒙人的意义也就毫不足怪了。
匡先生认为孔学怀疑鬼神“祸福人类的能力”(页184)，那么诸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又怎样解释呢？其真实的消息恐怕应是疑信参半；这也就是说，孔子并未在自己的观念中彻底排除超自然力量的影子，并未能象人本哲学那样，——“新哲学将人连同作为人的基础的自然当作哲学唯一的、普遍的、最高的对象——因而也将人本学连同自然学当作普遍的科学”(《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页184)——而仍然和神学相依违，如此怎能说得上以自然、人作为唯一最高的对象？这不是显然的和“新哲学”(人本学)的前提相违背吗？匡先生也承认，只有神的地位下降，才能有人本观点产生(页185)，而现在鬼神依然在作祟，依然被恐惧、甚至受膜拜，而在此神的氛围中又如何能凸现人、以人为核心呢？如果说人本哲学赖以建立的前提是彻底清除上帝的宗教迷信观念，那么孔学就缺乏这样一个前提。
《论语》中屡屡论“仁”，但是否能肯定它就是泛爱人？是对人的价值的普遍推崇和个性解放的一般呼吁？从孟子否定墨子的“泛爱”并攻之为无君无父的禽兽就可见，孔子的“仁”并非绝对的在提扬人的形象，而是有选择的投放感情，即是说他的“仁”并未涵盖所有的生灵；这儿尚没有完整的抽象的人的概念，有的只是印有斑驳世间印记的等级的人的形象，“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就透露了其中的消息。人是具体的，在孔子尊君、等级的观念中其仁的对象更多的必然也就是血缘意义上的“亲亲”或宗法指向上的“尊尊”，“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论语·微子》)！阶梯也就是屏障，解放人的曙光永远不会转弯、俯射到另一面的贱者、在下者即所谓的“小人”身上！这和人本哲学“爱的宗教”的泛爱主张不能同日而语！
孔子的“仁”是有条件的，而费尔巴哈的“爱”却是绝对的；尽管两者均是意念中的理想或幻相，但其间的差异却是真实的现实：不仅在“爱”概念的外延上存在着区别，在概念的内涵上更蕴含着时代的悬殊。孔子似也主张把人当人看，所谓“仁者人也”(《礼记·中庸》)或许就是有意识地确立人的地位吧；但进一步问，他所谓人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呢？不正是“克己复礼”地体现封建精神和在封建礼教的桎梏内进行消融自我的道德践履？“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层层自我设防和约束，在当时不啻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伟大的道德磨炼，但今天看来，其实质无非是以克己的形式表现了对被提扬为绝对的道德本体“礼”的非理性的盲从。这种疏忽主体自身而移情于“他在”的理论和着意于个性自由的人本主义是格格不入的，“谁只要爱上了人，真正从心里爱上了人，那他就……不再能够拿自己的热呼呼的人血徒然地在一个无限的无对象性与非现实性之虚空的空间中蒸发掉。”(《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页800)正因为人本哲学真正的爱人，所以它推崇人应享有的一切权益，特别是关切当下现实的人的需要，就象过去的人文主义者一样，费尔巴哈也高度评价人的感官享受的伟大意义，他的“人的最内秘的本质不表现在‘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中，而表现在‘我欲故我在’的命题中”(《幸福论》)的精辟见解，不仅扬弃了人的思辨化的苍白和人的僧侣化的虚伪，使人重新获得了自己的本质，而且也体现了资产阶级在追求新的人的观念：人应生存、也应发展、更应享受。让我们反观一下孔学，尽管匡先生认为孔子也主张“吃得好些、穿得好些”(页186)，但“克己复礼”在根本上就决定了其理论的意向必定是拒斥感觉欲求的满足的。“子罕言利”(《论语·子罕》)，“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左传·成公二年》)，“君子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等等，就鲜明表现孔子对“道”的着意对“利”的鄙弃，因而他对颜渊僧侣般的修行非常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
读书献疑
胡发贵
新书录
实行文化方面的对外开放政策以来，国内读书界再一次把眼光投向域外。人们发现近三十年来，不少海外华裔学者不仅在自然科学方面，而且也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耕耘不辍，创获颇丰，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声誉。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主任张光直教授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自三联书店在一九八三年出版了张先生的《中国青铜时代》后，文物出版社最近又推出了他的《考古学专题六讲》。这是根据著者近年在北京大学的几次讲演集纳而成。这本书在某些方面，可以视为前书的必要补充；而且因为是讲演，所以讲题比较注重一般性，如《中国古代史在世界史上的重要性》、《从世界古代史的常用模式看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议论纵横，内容并不囿于考古人类学，因而对于从事历史学、文化学、文学、地理学、文字学等专业的读者也会产生盎然的阅读兴味。记者不学，对于考古学专业范围内的问题不能置一词，但读了这本书也触发了一点题外的感想。时人论及中国传统文化多喜欢谈它的理性精神，而张先生此著却强调“中国古代文明是所谓萨满式(shamanistic)的文明。”换言之，中国古代文化包含有不少巫术的成分。这一点时常为人所忽略。远的不说，就在二、三年前，不是还有人把所谓“精神文明”理解为清除妇女的奇装异服与披肩长发的污染，以为如此办理，天下便可臻于至治吗！这是不是说明古代萨满教的巫术残余，至今也还没有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消除净尽呢？
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继《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彩陶史》和《中国甲骨文史》之后，新近又推出了一种——《禅宗与中国文化》。这套丛书的前三种各有其长处，可以作为较好的专史或史话来看，但循名责实，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史著。这一不足，在《禅宗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得到了明显的改进。自菩提达摩东渡，印度的禅法与中国的老庄、魏晋玄学融合交会，形成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以后，在中国文化史上打下了自己深刻的烙印；本世纪二十年代至五十年代，禅学经由日本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与揄扬，更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兴趣。在这本书里，作者力图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透视禅学，围绕禅宗对中国传统的文人士大夫在心理性格、思维方式、人生哲学、审美情趣与艺术思维几方面的影响作了广泛的分析讨论。
赵园的《艰难的选择》是上海文艺出版社“文艺探索书系”中继刘再复《性格组合论》之后的第二本。这两本书都是“探索”的，因而也就都是“苦苦”的；不同的也许是，刘再复的探索中洋溢着更多的理想和使命感，而赵园的探索则更多理性和自省。
赵园处理的是自“五四”到抗日战争这一时期里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像与创造形像的历史。这其中贯穿的大概是从祖父到孙子数代人的形像和他们艰辛的求索。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与他们的精神产品一样充满了矛盾、痛苦、思考、选择。他们的使命和他们本身的素质、承袭的历史重负注定了他们的历程是无比艰难曲折的。清理他们挣扎、辗转的历史，辨析他们零乱的脚印，对作者来说无疑也是“选择”了“艰难”。但作者说，她渴望在“对象世界中体验自我的生命”。她展示的是自己这一代人看取文学史的眼光和方式。而作者自身当然也是行进在她描述的一代代知识者跋涉进程中的一员。那么她的选择就如同黄子平在本书小引中所说：“题目选择了我们，却原来我们自己就在题目之中”。
刘再复与陈涌之间不同文艺理论思想的争论是文学界人们瞩目的。且不说理论家在探索真理时表现的勇气、执着以及论争本身对文艺理论发展的意义，就这场论争的产生本身已显示了学术民主空气的初步形成。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学术观点，虽然不等于“棒子”已绝对不存在，但不能再造成人人
学林出版社出版的《图腾艺术史》是研究普遍存在于世界各民族原始社会中的图腾艺术的专著，初版于三十年代。作者岑家梧教授已不幸于十年浩劫初期含恨去世。著名的旅美人类学家卫惠林教授在本书再版序言中，提出著作中没有以中国图腾艺术材料作为主要内容。这一点的确值得遗憾。但从本书所附三四十年代中的二十八篇“图腾研究书目”来看，当时从艺术、历史、文化、社会学、民俗学、人类学、神话学等角度对图腾制的研究似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卫先生认为目前中国处于学术复兴时代，考古发掘、民族文化的研究调查都给研究、编写《中国图腾艺术史》提供了优越的条件，他希望这一研究能发扬光大。这本著作已是半个世纪前的产品了，但它在今天得以出版，也许会提醒今天的研究者们弥补五十年来的欠缺。
凯恩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他的《货币论》，也是为一般关心经济学的人所通晓的。最近，商务印书馆又一次重版，作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之一。《货币论》完成于一九三○年，而这之前的大英帝国经过一次大战后，由强盛趋向衰败，前一阶段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各种矛盾都暴露了出来，经济上出现慢性萧条，面临着巴黎和约与战绩、通货紧缩、恢复金本位制。凯恩斯对恢复金本位持反对态度，尤其反对英镑汇率回到战前金平价。认为这种措施会使输出更加困难，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更趋恶化，但没有得到当局重视和采纳。《货币论》就是针对此而写的。
(商务印书馆最近出版了《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第九、第十辑)，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编。第九辑收集了从三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西方著名比较经济学者发表的具有代表性的论文十二篇，内容包括四个方面：1、经济制度的比较；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3、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和东欧的经济改革；4、不同经济制度某些经济问题的比较研究。
本书所选文章除第一篇之外，其余十一篇都选自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莫里斯·伯恩斯坦的《比较经济制度——模型和案例》。这本书自一九六五年问世以来，受到西方读者的重视，曾于一九六九、一九七四、一九七九年三次重版。此书选用的是第四版。此书是美国著名的欧文丛书之一，是西方比较经济制度学的重要著作。
七十年代后，资本主义世界由经济的高速发展转到一个经济的缓慢、停滞期，这再一次引起人们重新研究康德拉季耶夫的长波理论热。长波理论经历了活跃、寂寞、再活跃三个阶段。最早、最明确、系统的提出长波理论的康德拉季耶夫伴随他的理论的风行程度所沉浮。现在出现的这种再次的长波热则是实践对理论的验证所取得的效应。那么，研究的重心也不仅仅的集中于用新的事实验证七十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的长期下降与长波运动在时间上的吻合性，而且引人注目的是熊彼特提出的创新理论成为许多论著的一个中心论题。第十辑收集了二十七篇颇有代表性有关长波理论的论文。从这二十七篇论文当中可见长波理论研究之一斑。
尽管冠以“外国文学小丛书”之名的丛书已经出了不少种，但近由外国文学出版社推出的这一套书，仍然是引人注目的。
被公认为“流浪汉小说”鼻祖的西班牙名著《小癞子》，出自著名翻译家杨绛的手笔，经过修改和重译，已经先后出过五、六版了。此次译者又为它撰写了万言长序，以将这本体积不大的经典郑重地介绍给读者，相信这一册问世四百多年的小书当会在中国赢得更多的知音。
德国浪漫派作家富凯的名篇《温亭娜》对读者来说并不陌生。最早有徐志摩的译本(《涡提孩》)，后又有沉樱的译本(《婀婷》)，此次收入丛书的是钱鸿嘉的新译。这一位水仙女很早就进入了绘画世界，歌曲世界，至今被人们吟唱不衰。熟悉《聊斋》的中国读者也许会由此联想到婴宁和小翠。没有灵魂时的温亭娜与纯洁的婴宁多么相似；而当与骑士的爱情赋予她灵魂之后，她又多象柔情似水的小翠。可见东西方的浪漫主义亦正不乏相通之处。
《水上》是莫泊桑写在一八八八年春日的八篇旅途日记。作家利用了飘流在海上的孤独时刻，捕捉住那些象飞鸟一般闪过心头的浮光掠影，然而沉醉在大自然中的作家却并没有陶然忘机，对庸人的讥讽，对战争的诅咒，对虚伪风气的鄙夷，对穷苦人的同情，依然化作一股股激情，不可遏止地奔涌到他的笔底。“水上”的波澜原是与心中的波澜融汇在一起的。喜爱莫泊桑小说的读者对这册小书会更觉亲切罢。
法国作家莫里亚克是“用小说的形式对人的灵魂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和以强烈的艺术激情来表现人类的生活”而获得一九五二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苔蕾丝·德斯盖鲁》则是为他赢得声誉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表层的情节是一个并不鲜见的妻子谋害丈夫的故事；而它的深层意义却在于揭示一颗孤寂心灵的忍无可忍的反抗。作者录下的正是她绝望和哀惋的剖白。
《单恋》选辑了高尔基写于不同时期，题材和风格迥异的两个名篇。其中的《单恋》最近几年才被译成中文，而它在一九二三年问世伊始，就被认为是高尔基最优秀的作品之一。
主要从事于长篇小说创作的亨利希·曼，他的短篇作品也是独具一格的：寓意深刻，情节曲折，语言洗练。《爱情的考验》中选编的七篇短篇小说，都是历来最受青年读者欢迎的名作。
当代意大利著名作家朱塞佩·博纳维利的《贝法利亚城》，运用幻想的手法，通过来自偏僻山乡的祖孙俩在臆造城市“贝法利亚”的见闻，揭示了潜伏在人们心中的价值观念的危机。
取消了生死界限、时间界限的《人鬼之间》是墨西哥当代作家胡安·鲁尔弗的著名小说。整个作品由一系列的对话、回忆、独白、私语等构成，读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才能把这些跳跃的画面有机地连贯在一起。
此外，法国当代作家芒舍特的《狂人堡》以黑幕小说的形式勾勒了“自由世界”的深层结构和真实形象，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和痛彻的警觉；收录了科珀德六则短篇小说的《黑狗店》则代表了这位英国现代著名作家各个时期短篇小说的题材、思想和写作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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