沸腾的血:,当赛德克遇上“文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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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你们承担不住，活了下来。”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中，莫那鲁道拿着枪逼着妻子带着孙子和剩余妇自缢，他要求家人结束生命，以不屈服日本统治者来祭告祖灵。

这是“雾社事件”的戏剧化对白。在这件日本统治时期台湾最后一次大型抗日运动历史现场中，真实情形是：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莫那鲁道当时做了什么，因为目睹那个现场的人，一个活口都没留下。如今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日本当局事后清理现场时发现，赛德克族反抗部落原住民战死男人332名，女人312名，总计死亡644名。举事的原住民六个部落原有人口1234名，一半以上直接死于战斗，超过七成人口最后间接为此而死。反抗者的头都被砍下，大部分女人是带着族中孩子集体自缢而亡。

“山中长期作战需要粮食，妇女们不想成为男人的拖累，所以带着老弱妇孺集体自缢。”赛德克族马赫坡部落少数幸存者的后人郭明正，带着原住民特有的“国语”口音告诉《看历史》。

“在祭祀与对付入侵时，赛德克族古老的传统是要猎首的。”在原始与文明的矛盾当前，郭明正的态度显得慎重、收敛起来，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他不想跌入文明与野蛮的是非逻辑。据他介绍，1914年以后族人就不再出草(猎首)了。

台湾，由北至南贯穿全岛的是一望无际的山脉，是一座真正被山统治的岛屿。从四百年前的文明开拓直至今天，山岳自然原始的力量和少数民族存在的正义性仍主宰、刺激着台湾社会的前途，它带来的影响不仅是灾害，而且在政治、人文领域上也如同地底的核弹，足以掀翻整个台湾社会的稳定。

以血还血

就在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前一年，距离事变现场沈阳两千多公里之遥的福建外海，彼时已被割让给日本帝国统治长达35年的台湾岛上，曾经发生一件当时鲜为外人所知的大惨案。

台湾中部云雾缭绕的大山深处，几道蜿蜒的山岭勾勒出秀丽的雾社风景。这是一处隐藏在台湾深山、终年静谧的山谷，它野树参天，神秘得像个成熟的女人，清新如同少女的呼吸，平日只有婆娑的树林和不知名动物的幽鸣声。但1930年10月27日这一天清晨，山谷中突然传出人类最原始的哀嚎，骚动的恐怖气氛迅速在山野间漫延开来。

这是一场极其残酷的屠杀。死亡的是一群参加纪念会的日本人。日本对“雾社事件”的研究资料显示，日方死亡人数男为86名，女53名，总计139人。不少日本妇女和日本孩子，被当地原住民斩杀在一所日本小学中，身首异处。

第二天，台湾“总督府”立即派遣现代化武装由各地出发入山，对“反抗番”进行围剿。

日本现代化军警联合部队在其他原住民部族带领下，深入大山讨伐。“反抗番”在寒冬中，凭藉对地形的熟悉，据险抵抗，与日本武装镇压部队交锋长达50天之久。

生番之境

2012年1月，台南天气时晴时雨。台湾已经持续三个月这样非典型的冬季降雨。安平古堡门外，摊贩俗丽的商品与引颈瞻望、摩肩接踵的游客，构成一幅热闹、喜庆味道的旅游景点画面。

今天，不论从字面意义或者建筑本身，安平古堡已经无法轻易让人认识到，它昔日代表的“新世界”对于台湾千年的原始社会曾经产生过怎样巨大的冲击。

安平古堡，原名“热兰遮城”，原是一栋拥有三百多年历史，像是欧洲地中海沿岸风格的中世纪城池。如今看上去，它的风格复杂难辨，建筑功能被篡改，完全与毗邻而建、香火鼎盛的“开台天后宫”妈祖庙格格不入。任何人一看便知，安平古堡压根就不是纯东方文化的建筑。

它是大航海时代的产物。

1453年，奥斯曼帝国占领君士坦丁堡，灭了东罗马帝国，改名伊斯坦布尔，建立了一个穆斯林政权。这个控制地中海通往东方要冲的政权，开启了欧洲探索东亚贸易航线的门锁。

此后200年，欧洲绵长的海岸线上各大港口，开出一艘艘桅杆帆船，她们冲破巨浪，照着罗盘的指引，载着人们去天涯海角。船上的投机商人、粗鄙的赌徒、冒险家、逃犯等等人物并不清楚，他们已将分隔于半个地球外甚少联系的数个帝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结束了千百年来安稳于各大洲，破裂的、绝少联系的全球政经体系。他们到处抢掠资源、财富，入侵不属于他们的地区，彼此竞赛扩张势力。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疯狂的行为，终将灭绝不少有千年历史的原始民族，甚至改变全球的自然生态。

17世纪初，全球性的疯狂劫掠仍在继续。在亚洲，葡萄牙侵入澳门，西班牙占领菲律宾吕宋岛，新兴竞争者、正在崛起的荷兰也正在寻找争夺资源的机会。

1624年孤悬外海的台湾，被一家名为“联合东印度公司”的荷兰企业占领。这是一家类似于今天私人资本的创投公司，它拥有为数众多的投资者，他们在全球各主要地点广设据点，主要目标是快速致富，寻找贵金属、香料、茶叶、瓷器、丝绸等等奢侈品进行贸易。与今天一般私人资本不同的是，当时这些私人企业拥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可以发行货币，东印度公司这样的企业在全球范围到处开辟疆域，成为其欧洲属国的殖民代理人。荷兰人于1624年占领台南后，荷兰政府立即派领事驻扎，在安平古堡现址修建了这栋原叫“奥伦治城(Orange)”的建筑作为海防及行政官署。后来这座城池又被改名为“热兰遮城(Zeelandia)”，意为海陆之城。

后来从中原“逃台”的明郑王朝三代，在赶走这群荷兰统治者之后，也在这座城池治理台湾。

郑成功赶走荷兰人，一家三代率领反清势力，经历23年生聚教训，筹划“反攻大陆”的首脑建筑，在经历三百年的历史风霜后严重倾颓，最后被另一个统治者——日本人移平，建成如今三层砖砌高台的洋楼。

在欧洲人入侵台湾以前，16世纪中叶，日本浪人频繁袭扰台湾，但第一个以国家力量入侵的却是荷兰人。1624年荷兰人在南台湾登陆没多久，其海上最大的竞争者西班牙人也在北台湾登陆，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

荷兰人、西班牙人登陆台湾之初，这群欧洲来的冒险家沿着壮丽的海岸线航行，看到的是一个原始而美丽的岛。岛上崇山峻岭，河流清澈，充斥着深邃的密林和山谷。

婆娑之洋、美丽之岛

这座岛上的主要河川有19条，次要河川32条，普通河川达到一百余条，岛上原始森林密布，大树参天，平原缓降处，河流蜿蜒、野鸟翩翩。整座岛上有200座超过3000公尺以上的山岳拔地而起，直入云霄。全世界能像日本、新西兰一样拥有3000公尺以上高山的岛屿并不多，台湾一口气能拥有200座以上，其高山密度为世界第一。

据现代地理学家测量，全岛的山地、丘陵、平原比例是3:4:3，也就是说岛上的山地占全岛面积总合的70%，这是一座地貌景观极为美丽的岛屿。

然而在当时，大山之麓，生番之境，处处充斥着杀机。

破碎的地形分布着许多各自独立、生活形态迥异的原始部落。他们是最早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至晚一千年前，从南太平洋或是大陆沿海地区陆陆续续移民至此岛的原住民。他们的起源学术界至今仍有争论，然而可以确定的是，五千年的时间，他们的血液已和这片土地以各种方式连接在了一起，这个小岛上的每一片土地都有自认拥有它们的原住民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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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年的历史相当长久，在相同的发展时间内，中华文明主干已经进入到繁文缛节、咬文嚼字的状态。然而独立于海洋上的台湾原始部落社会，几乎从未与强大的文明社会有过集体、深入、广泛的碰撞与交融。虽然古书记载，早在春秋战国到汉代之际，祖国大陆便与台湾岛互有 “往还”，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原农耕社会和台湾深山部落社会的接触，大都是零星、短暂、偶然、破碎、非计划性的介入。

台湾原始部落至17世纪仍未发展出一套能维系彼此、形成强大联盟关系的有效政治系统，建立最初级的原始国家。相反的，他们仍处于刀耕火种、渔猎采集、山田烧垦阶段部落社会形态。其中，有不少原始部落，仍保持着残酷的猎头习俗，特别对于侵入其猎场的外来者。

有历史学者将历代统治者治理台湾原住民分为：一、荷兰人统治时期(计37年)；二、西班牙人统治时期(计16年)；三、明郑统治时期(计23年)；四、清代统治时期(计212年)；五、日本统治时期(计50年)；六、国民党迁台后至今(1945年迄今计67年)。

纵观历代统治政权对台湾进行生产开发，都要面对原住民的反抗。无一例外的是，历代政权对反抗的原住民，都进行过残酷的征伐。

在日本统治之前，除了与汉人接触较频繁、生活习性较接近平地的平埔族部落较为人所知外，其他族裔的原住民因为过于凶悍以及各种原因，使得很少有学者能够进行系统的研究。明末剿寇边将陈第所著《东番记》是中国学者第一次较为全面地描述台湾原住民的古代著作，然而现代学者认为其所述只是平埔族一族。康熙末年首任巡视御史黄叔，跋涉番地后著《台海使槎录》，其中的《番俗六考》也对归顺的平埔族原住民饮食风俗多有记录。黄叔的著作，是更为细致的台湾原住民文化文献，然而它也只限于台南以北的诸罗番以及凤山番等13个平地部落，对于台湾深山大谷中那些凶悍的族裔则未有收录。

清代对台湾原住民的吏治，大抵上是恩威并重，抚剿并济。有时对于未归顺的“生番”部落也进行残酷的讨伐。对原住民的治理，当时的朝中官员和地方知识分子有主张怀柔的，也有主张征服的。像入幕福建省的师爷郁永河就在自己的著作《裨海纪游》中讲述他对治理台湾的计策：“野番居于深山，其地为洪荒以来，斧斤所未曾入之地，茹毛饮血，种类繁多，其身手矫捷，直可惊猿骇兽，剿抚之道，宜先焚山夷其险，烈泽断其归路，则数年后，未必不变荆棘为坦途，化盘瓠焚筏为良民也。”郁永河的意见反映了当时社会精英对原住民的一种态度，他的想法是先以威慑制服原住民，继之再安抚归顺。郁永河这种恩威并重、抚剿并济的治理意见，几乎可以代表历代统治者对原住民治理政策的主要手段。今天看来，当时郁永河等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并不具备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人类持有一种尊重、平权的态度。但，这就是当时知识框架的限制。

事实上，就算历代统治者没有高压政策，大量的移民也将摧毁原住民社会。17世纪末，在康熙收复台湾之后，大量移民涌入台湾。这种情形跟一百年前的16世纪末差异很大。大量的移民移入台湾，挤压原住民的生存空间，原住民必须退缩到更深的山里，或是放弃较好的水源和猎场、聚落地点。显然，这导致他们放弃或改变原来的生活型态。

1713年，台湾府三大县之一的诸罗县县令在上疏闽浙总督的一份折子中写道：“本属淳朴之番俗，自汉民杂迁以来，民风日坏，事故日多，且流亡日集，以有限之疆土，处日多之流民，遂致番地日削，生产日减，番民之生计日艰。益以通事等之削，税课之日增，番民几至无以为生。”

台湾原住民真正意义上被以科学化、系统化进行现代化治理与人类学研究，是在1895年之后的日本统治时代。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始，日本对原住民采取怀柔政策。这是源于台湾“总督府”民政长官后藤新平所主张的“渐进同化”的殖民统治方针，另一方面，也因日本当局忙于战事，无余力积极从事“番务” 。

开发恶毒蛮瘴之地

台湾的山地，成为历代统治者发展台湾经济、提高生产力的资源。在开发利用山地资源过程中，统治者必须要面对山地原住民部落的反抗。日本统治之初，台湾“总督府”延用清末成规，对原住民进行“抚育”、授产、取缔、番地开垦、“制脑”等等工作。当局频繁邀请生番头目(未归顺的原住民部落领袖)做客，赠予食物或是物品讨其欢心，引诱其他番社归顺。

在教化方面，日本总督府教育原住民戒杀人、除迷信，教其农耕、日本礼节。在生产开发上，日本人也同样延用清末刘铭传时期所设的“隘勇线”，在山林产业线上设置界线，防范原住民意外的攻击，保护林木、樟脑、鹿皮等山中物资向外输出。

隘勇线是防范所谓“番害”而设，“番害”指原住民的攻击行动造成的人员伤亡。今天，从当年日本统计的“番害”数据中可以一窥当年原住民的抗日活动的梗概：1896年日本统治第一年，全台因原住民攻击而伤亡的人数是79人，往后逐年升高到1898年为691人，直至清末每年被原住民攻击的伤亡人数都在一百到六百多人之间。

从原住民的立场来看，不论是樟脑还是鹿皮，生于祖居地上的自然资源都是祖上留下的财产，任何外人强行取走都是劫掠行为。在“外来人”到达之前，原住民以往可以将这些自然资源当成商品与其他部族、或汉人、荷兰人交易，但当统治者更深入开发山地之后，他们甚至都不能对山中资源继续保持拥有权、控制权。

从“番害”统计数字看去，不论日本统治者用任何恩抚之法，随着山地开发更有效率，原住民的反抗情形只是日趋严重。

与之对照的是，在台湾“总督府”强力镇压下，平地原住民的抗争却得到有效的控制。1903年后，当局转移治理重点于山地。日本统治者不仅以大规模讨伐行动威吓原住民，还把隘勇线延长一百数十里，并且利用现代工具，在隘勇线上广布电网，埋设地雷。站在原住民的角度看，谁都很难接受任何人在自家经常活动的区域设置这些致人于死地的危险品。

对原住民来说，山就是其家门口、后院，是工作、起居的场所，他们敬山祭山，山就是原住民的教堂。

日本一步步升高“理番”行动，随后还推展“五年计划理番事业”，大肆征伐原住民部落。据统计，其间花费日元一千六百余万，没收枪枝一万八千余枝。这种强力讨伐行动，引起原住民最激烈的反抗，其结果也反映在番害数字上：数字显示，原住民的反击在1911年最激烈，达到最高潮，番害造成死伤人数高达1297人。也就是在这一年，日本征伐部队第一次挺进到了雾社。此后，“理番”效果立现，“番害”人数逐年快速下降，至1925年只有2人伤亡。

五年讨伐工作之后，1915年，日方的“理番”政策再次改弦更张为抚威并济，全面深化在教育、授产、医疗、交易各方面施政上的教化工作。

就在日本以为“理番”颇有成效时，原始部落正在悄悄地积累它的怒火。这种日本特色的现代化殖民政策，迎来了最原始的反扑。

赛德克

1930年，莫那鲁道48岁，他是马赫坡社的头目。莫那鲁道所属的这支赛德克族，世居南投县仁爱乡雾社。雾社这个地方有四大部族群，其中三群属赛德克族，另一群属于泰雅族。雾社群之下还以部落驻地分为十一个“社”，马赫坡社是其中之一，每个社都有一个头目。整个雾社地区在日本大规模镇压、实行教化之后，其表面上颇有成效：生番归顺，接受文明教育，原住民甚少猎头，成为总督府“模范番”。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室副研究员李理博士告诉《看历史》：“根据一份1931年日本人的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台湾全岛原住民的日语普及率高达43.17%，部分地区高达57%，甚至高于平地汉人的程度，可见番地教化成效之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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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当局教化最具成效的结果，就是培养花冈一郎、花冈二郎两人。两人本是赛德克族中最活泼、最聪明的原住民小孩。花冈一郎原名达基思诺平，1921年在日本教化抚育政策下，进入原本只有日本小孩可以就读的埔里小学与日人小孩一起读书习字。1925年，花冈一郎考入台中师范学校，品学兼优，不仅功课好，还擅长日人的柔道与剑道。一郎毕业后被任命为雾社分室低阶的警员，兼任“番童教育所”老师。

“理番”政策实行非常深入，日本当局为了深入了解原住民文化，还让日本地方警察携妻眷一同赴台，由警员小夫妻共同以怀柔方式教原住民学习日本文化、礼节，还私下鼓励日本警察娶原住民中有地位家庭中的女人为妻，其中不乏头目家庭。雾社地区掌握最高权力的警察分室主任也娶了白狗群马希托巴翁社头目之女。然而，这可不是古代贵族间的外交联姻，它造成了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毁灭性影响。

对这些日本人来说，他们在台湾只有短暂的时光，随时都有可能回到日本，这些日本警察在日本国内可能已有妻室，因此等于他们在台湾有了海外任务的“福利”。对原住民妇女来说，一旦她们的日本丈夫不要她们，她们马上就成了弃妇。

这种情形时有发生，往往造成悲剧。莫那鲁道的妹妹便嫁给了日本人，而且成了弃妇。贵为头目之妹竟相成了弃妇，看在族人眼里自是愤恨不平。任何一个有尊严的民族，面对同族女人被异族糟踏，都深受刺激。

比较鲜为探究的是，当时原始部落的社会权力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在归顺日人前，原住民族群的权力掌握在头目手上，部落臣服日人之后，地方权力逐渐掌握在日警手中。

对日人打心里的愤恨在族里上上下下暗烧着。

自从日本人要开发山地，便要族人负担起许许多多公共工程。赛德克族重游猎，轻劳役，对原住民来说，放下神圣的狩猎去听异族指挥劳作本身就不是传统，理当不是很开心的一件事。再者，动员他们劳作的日警，每有克扣工资的情形，而且账目不清，种种现象使得雾社原住民暗中积蓄了怒火。他们在搬运木材盖屋时，为了省力，就让木头在地上拖，拥有较高建筑技术的日本统治者见此举会破坏木材使用上的完美，便多方责难。

今天从种种记录中不难想象，那是一种接近奴隶意味的感受。

战士的血在沸腾，情绪在燃烧。

爆炸的导火线往往在意外之中。在马赫坡社一次族人的婚宴中，莫那鲁道的儿子向经过的日本警察吉村等人敬酒，吉村嫌原住民的酒脏，以手杖击打莫那鲁道儿子的手强力拒绝饮酒。遭此羞辱，莫那鲁道的公子忍不住气愤，血气方刚的他给了吉村一顿胖揍。

儿子闯了祸，莫那鲁道深怕自己的地位受到影响，多次跑到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请求当局合理的处理。

当局用一种傲慢的态度，没有给莫那鲁道答案。

莫那鲁道生性悍，此时却只能忍受对当局这种让他等后处分的傲慢。

莫那鲁道28岁时，适逢日本当局对山地部落进行讨伐，他的赛德克族雾社群部落曾血战日人的“讨伐”，最终不敌而归顺。莫那鲁道知道日本对未归顺的部落会实行什么样的镇压。

但赛德克族毕竟是骁勇尚武部落，族里的每一个男人都是天生的战士。世居的山地是祖先留下来的财产，自己就是山的主人。对于入侵的外族，祖先无不用生命去抵抗，才挣得赖以生存的猎场。因此，即使对手实力再强，族人也必须竭尽全力，奋死作战，直到弹尽粮绝，死而后已，原住民认为，唯有这样才能祭告祖先。

莫那鲁道手下的壮丁比荷萨波、比荷瓦利斯非常积极鼓动举事。此二人为堂兄弟，比荷瓦利斯的父母兄弟等人，在1911年日本大规模讨伐时，因反抗当局被处死。比荷瓦利斯死里逃生，因而素有为父母兄弟报仇血恨之念。

雾社因为风景奇秀，在当时已是日人旅游的景区。在社内日本当局的开发与建设不可谓不多，有邮局、小学、公学、警察课分室、旅馆、杂货店、疗养所、产业指导所、养蚕指导所，马赫坡等社还有番童教育所，日语普及，生活设施进步，与平地来往密切，为其他山区所不及，可谓开化的首善之区。今天，从摄于当时的雾社老照片中，仍可见到当时整个雾社多是日式木屋建筑，可见日本统治当局曾在当地大兴土木，对建设投入相当的力量。

但这些现代化的东西不能弥补原住民失去的传统。社里其他壮丁多人对日本强制劳役素来不满，纷纷赞成铤而走险。

怒火在部落之间烧开，一场杀戮正在酝酿。

令日本当局万万没料到的是，搬运建筑材料使得赛德克族各社经常要在不同的部落间过夜，这使得他们的情绪串连起来，一发不可收拾。

比荷瓦利斯两人多方走动，串连鼓吹各社起义。莫那鲁道的两个儿子同样受到鼓舞，遂对父亲进行游说。

莫那鲁道虽有两次密谋起事的经历，但是这一次对于儿子的请求反抗颇有犹豫。他去过日本，总督府带他去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建设，他见过日本的军队和社会，比任何人都知道反抗的下场。

社科院台湾史研究室李理博士分析指出：“ 雾社事件以前，安排原住民赴日参观，主要是去练兵场看炮火演习，到炮兵工厂、神社、公园、学校参观，让他们亲眼目睹近代文明。”

日本人在祖居地上歧视赛德克，践踏族人的名誉、尊严，这是赛德克族可以忍耐的吗? 直至80年后的今天，仍不难想象莫那鲁道当时面对的情形：族人正在受奴役，祖居地被侵占、被蹂躏，族里的女人正在被糟踏，祖传的律法正在被破坏，族人愤慨不已，作为头目，莫那鲁道必须有所决断。

花冈一郎

深山的黑夜像密林一样难以穿越，寒气从人的脚底窜到头皮，每一寸肌肤都被冷冽的空气冻得微麻。但是赛德克人，即使在这样天候，个个只穿着自织的单衣，他们的下半身几乎赤裸，以利于在山路间穿行奔跑。1930年10月27日凌晨二时半，顶着秋夜的凉意，行动计划首先是切断雾社地区通讯和联外道路。莫那鲁道派长子达鄂莫那首先发难进攻马赫坡制材地，屠杀吉村等低阶日本巡查。次子巴萨鄂莫那则攻击马赫坡驻在所，砍下值日警察头颅，控制马赫坡。十一社中有六社相继举事，相继攻击各社驻在所。

波阿伦社与斯克社相继攻陷各自的驻在所，杀死大部份日本所员与眷属，并纵火焚烧驻在所。各社族人控制各地后，又在荷哥社会师直奔雾社公学校。

这一天，早上六点，阳光刚露出温馨恬适的面容，郡守以下各官员、家长、学童，二百人上下，都在雾社公学校操场聚齐了。雾社共有日人36户，共157人。但是这一天是雾社日人大型纪念会，重要的理番官员也从外地来到现场，其中包括了地方行政区首脑官员和郡守。雾社山谷这一天像平日一样娟秀美丽，日本人并未注意到附近部落持续一晚的杀戮与骚动。

万事俱备，运动会准备开始。

出乎所有人意料，一名原住民突然冲入运动场入口，手起刀落，将一名日本理番官员的头当场砍下。目睹此景，日人大哗，许多家长惊慌失措，操场骚乱。此时早已埋伏多时较为年轻的一批原住民突然喊声震天，冲入操场，枪声大作，许多日本人饮弹，未死者则被涌入之原住民当场砍杀于操场。

原住民见到日本人，不分男女老少统统大挥山刀砍下其头，格杀勿论。

现场一遍混乱，犹如地狱，几个日人躺在死人身边假死躲过杀戮。

以莫那鲁道为首，另一年纪较长编队的原住民队伍则追入日人宿舍和民房寻找漏网之鱼。

他们要将祖先土地上的日本人都杀绝了。

原住民日本警员花冈一郎和花冈二郎当时也在现场，他们与族人的关系微妙。似乎族人没有把举事的计划事先告诉他们俩，但是族人也不杀他们。但目睹屠杀，这两位在开化社会中脱颖而出的原住民，非常清楚族人反抗的缘由，也知道将导致的后果。

大学(现台湾大学)土俗人种学研究室，置于玻璃柜中陈列展出。之后，他又被移往医学部解剖学教室解剖，剩下的遗骸再移至考古人类学系充当教学用。1973年，在族人的要求下，莫那鲁道的遗体由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送回雾社安葬。

“我的祖父辈是当时少数的赛德克幸存者。对于协助日军讨伐我们的道泽社赛德克族，我们早已相逢一笑泯恩仇了。世世代代仇恨下去不是办法。”郭明正说。

2004年，赛德克族被台湾当局从泰雅族区分开来，成为独立的一支族群。 2011年，《赛德克·巴莱》在台湾上映。

在台湾南部的台南，安平古堡门前，游客仍旧如织，当局在其中一建筑内部搭建了历史说明解说图。安平古堡经历三百年的风霜，如今虽然重新挺直了脊背，但却像一个沉默的惊叹号，在台湾原始部落社会被入侵的历史上失语。原住民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因此如今的学者主要用荷兰人、汉人、日本人留下的历史资料，去解读原住民的过去。原住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连历史话语权也被剥夺。从电影公映至今，仍有许多台湾民众不能正确念出赛德克·巴莱的全称，亦不清楚赛德克是“人”巴莱是“真正的”的意思。

包含历史学者在内，在这些重大历史事件之间，我们很容易忽略场景边缘那些集体自缢在大枫树下，不想成为丈夫后顾之忧的任何一位女性的名字。

我们总是选择历史中同情的对象。

原住民对抗入侵者，是一部争取做有尊严的“真正的人”的沧桑史。若无法理解这一点，恐怕就不会明白《赛德克·巴莱》片中“如果文明是要我们卑躬屈膝，那我就叫你们看见野蛮的骄傲”这种奇怪的逻辑。

而历史恐怕也难以入土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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