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大以来乡村人才振兴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进程中农村农业发展的战略统领，乡村人才振兴是其五大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从数据统计和研究内容2个方面对十九大后发表的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并做简要评论。
关键词 十九大;乡村人才振兴;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 S-0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17-6611（2019）24-0007-03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19.24.003
Literature Review of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Research since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ZHAO Yu-liang， SHI Ya-nan （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Hubei 430074）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strategic command of rur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talents is one of its five important components.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on 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 published after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data statistics and research content， and made a brief comment.
Key words The 19th CPC National Congress;Rural talent revitalization;Literature review
作者簡介 赵玉亮（1992—），男，河南焦作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人力资源。
收稿日期 2019-09-04
党的十九大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从新时代“三农”工作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求出发，首度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1]自党的十九大召开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围绕着乡村人才振兴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数量和内容相较十九大前均有了显著进展。笔者主要是对2017年10月至2019年8月近两年内发表的相关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
1 基于中国知网检索数据的统计及描述分析
1.1 文献数量及趋势走向
以“乡村人才振兴”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文献跨库检索，发现截至2019年8月底，共有相关研究文献515篇。从文献发表数量来看，十九大（2017年10月18日）是一个关键时间节点，在此之前与“乡村人才振兴”相关的研究文献仅有2篇，即1990和2000年各有1篇，数量极少且时间较为久远;十九大后发表的文献数量多达513篇，是之前文献发表总量的256倍，其中2017年发文12篇，2018年发文313篇，2019年1—8月共发文188篇。由此可见，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引发了该领域的研究热潮，相关文献数量呈迅猛增长之势。乡村振兴是一项系统性和长期性的战略任务，也事关我国2个百年目标的成败。因此，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持续深入实施，我国乡村建设会面临着包含乡村人才建设在内的新问题和新挑战，这就需要学术机构和相关实际部门做更进一步的探究，这也预示着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话题仍会是研究热点。
1.2 文献来源及质量层次
从文献类型来看，在十九大后发表的513篇研究文献中，期刊文献369篇、新闻报道139篇、硕士论文2篇、国内会议和学术辑刊共3篇，分别占文献总量的71.93%、27.10%、0.39%和0.58%。其中，刊发在核心期刊上的文献仅有12篇。从文献作者来看，发文者主要来自高等院校、社科院、党校和政府实际部门，研究领域广泛，涉及农村人力资本开发、农业经济与管理研究、地方政府治理、行政体制改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教育政策研究等，但个人发文数量最多不超过2篇。从科研基金项目来看，共有22篇文献获得国家和省级科研资金支持，其中国家社会科学基金9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篇，其余均为省级项目。
综合对以上数据的分析，可以获取以下几点重要信息：第一，与“乡村人才振兴”相关的新闻报道占比近1/3，原因在于报纸报刊是宣传纲领文件、解读政策方针的重要工具，尽管其学术专业性整体上不及杂志期刊，但它周期短、时效性强、内容直接的特性使其成为了乡村振兴和乡村人才振兴早期信息的重要载体和直接来源，为具有迟滞性的学术研究赢取了时间，积攒了力量。第二，研究形式多为学者独立研究，较为成熟的研究机构尚未形成;研究主题也并非学者个人专长，但两者又紧密结合，相关学者更多是从自身研究方向角度看待乡村人才建设问题。如杨茂义在《高校思政助力乡村振兴人才建设研究》中强调运用思政教育引导高校学生树立正确的乡村观和就业观，敢于在广阔乡村实现人生价值;研究文献多刊发在普通学术期刊，能形成较强影响力的学者并不多。第三，在22篇有基金项目支持的研究文献中，国家级项目占50%以上，可见我国现阶段对乡村人才建设的重视。但是由于时间短，文章发表数量不多，尤其是高质量论文数量极少，这表明我国乡村人才振兴研究处于初级阶段，仍有巨大的学术思考空间，需要该领域相关学者加大研究力度，提升研究质量。
1.3 研究视角及方法 学界主要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视角展开相关研究，对乡村人才振兴的困境、路径模式和保障机制等现实性问题进行探讨并给出建议方案，成果颇丰。但值得注意的是，文献学科结构不均衡、经济学一科独大，仅农业经济和劳动经济两类经济类视角文献就多达391篇，约占文献总量的76%。虽然“土”依然是中国乡村的本色和命根[2]，但在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冲击下，在土地里讨生活的乡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产业因效益愈来愈低而逐渐被抛弃、大量乡村人口单向流入城市、本土文化和道德约束力慢慢遗失，乡村社会处于一种全面衰败的状态。所以仅仅以经济学角度去思考乡村及其人才振兴问题略显片面，加强从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乃至建筑规划学探索乡村建设方案尤为重要，这也是相关学者在下一研究阶段中需重点攻克的新命题。
从研究文献的整体情况来看，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是学界在进行乡村人才振兴研究时常用的2种分析方法，且以定性研究中的案例分析法为主。即多数学者或政府工作人员常以某一具体地域乡村为例，通过深入实地调研分析当地乡村人才现状及面临的困境，并提出针对性建议。比如钱再见等[3]以江苏省L市G区的新乡贤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观察和座谈的方式了解该区新乡贤下乡的具体实践，总结归纳出了一套具有可借鉴意义的人才流入机制。定量分析在乡村人才振兴研究中并不是被单独使用，而是与定性研究配合使用，其主要作用是对乡村人才种类、数量进行简单统计，为被调研地乡村人才现状和问题分析提供量化依据。
2 基于内容的乡村人才振兴研究
学界围绕着乡村人才振兴已经进行了许多有益的研究，其中乡村人才分类、现状与问题以及实现路径等内容是多数学者的主要关注点。
2.1 乡村人才分类
乡村人才振兴是十九大后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但与此相关的研究早已有之。通过对涉及乡村人才振兴的政府文件和学术文献梳理总结，发现两者均未对乡村人才作出内涵式概念阐释，基本上都是通过列举的方式对乡村人才进行类型划分和研究。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对我国乡村人才进行了简要划分，均指出乡村振兴需要新型职业农民、农村专业人才、农业科技人才和外来社会人才做支撑。学界关于乡村人才分类的研究是在官方构建的类型体系下进行的，但大都依据自身积累的乡村经验事实对其进行细化研究，提出了自己的分类方案。刘玉娟等[4]认为乡村基层干部、乡贤和致富能手是最常见的乡村人才，是乡村的领头雁，应当充分发挥他们的带动作用;郑军[5]从分类培养的角度出发，提出可按职业职能划分为管理、经营、科技、教育卫生、社会服务、综合执法等人才;相较而言，崔坤[6]的研究更為细致、分类更为合理，他用农业农村人才代替了乡村人才这一概念并对其进行阐释，即凡是根植于农村并且从事农业生产和为农民服务的“一懂两爱”人群都属于农业农村人才，主要包括农村乡镇管理队伍、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村级干部管理队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新农人队伍、新型职业农民、农村新乡贤等，这一概念反映了新时代背景下我国“三农”工作的要求，具有深刻的时代印记。在实践层面上，山东省走在了前列，统筹建设农业科技人才、农村专业人才、新型职业农民、农村乡土人才和农村创新创业人才等5支乡村人才队伍[7]。
2.2 我国乡村人才的现状与问题
乡村本土人才单向度外流，外来人才不愿来、进不来，致使人才严重匮乏;乡村人才供需结构性失衡;人才队伍年龄结构不协调，青壮年少、老龄化严重;乡村干部平均受教育水平较低，思维僵化、能力不足等问题几乎被所有研究者提及，这也是我国乡村人才现状的真实写照。导致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工业化和城镇化背景下城乡差距过大致使乡村人才出走。近年来，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使得农村土地面积大幅度减少，产生了大量剩余劳动力。再加上农业产业的低收益与城市工作的高报酬形成了强烈反差，促使农村青壮年劳力纷纷前往城市寻金[8]。一些农村学子也早早走出乡村，在城市上学，过着与城市人几无异样的生活。长时间的城市生活逐渐淡化了他们与乡村的联系，父母和亲人对其在外能有成就的期望以及乡村缺乏年轻人需要的文娱活动也更加坚定了他们不回乡村的决心。大批乡村青壮年流入城市，只留下了妇女、儿童和老人（又称“386199”部队[9]）驻守乡村，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严重不足。
第二，城乡二元结构下户籍、土地以及社保制度不同，阻碍外来人才下乡[10]。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着一种依据地域和家庭血缘关系将居民户口划分为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户籍与居民身份、土地和社保紧密挂钩，即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只能在各自居住的地域内享受福利权益，这使城市和乡村之间出现了一道无形围墙。在城乡交流日益广泛的今天，这种户籍制度俨然成为了阻碍人才流动的绊脚石。如外来人才没有农村户籍，他（她）就不能参与乡村治理，也不能享受与当地农户同等待遇的公共服务，尤其是在投资创业时，因为没有土地，会面临着相当大的困难和风险。
第三，乡村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条件较差，人才不愿来、留不住。我国农村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村都距离城市较远，交通、水电、通讯等基础设施不完善;薪水待遇较低，补贴少，工作成本大;此外，乡村的发展机遇、住房、教育、医疗卫生水平都比不上城市，文娱活动也较为欠缺。以上种种因素都会影响外来人才尤其是年轻人的就业抉择，使其不愿来乡村发展。
2.3 乡村人才振兴的实现路径
2.3.1 培育本土人才，增强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实现乡村振兴，关键还是要依靠乡村本土人才。乡村基层党组织是乡村建设的战斗堡垒，基层干部是乡村发展的当家人，选优配强农村基层组织班子，可真正带领农民致富奔小康[11]。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主体，是乡村振兴的主要依靠者和受益者。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不变，建立健全职业农民教育和培训制度，提升农民素质，是破解乡村人才瓶颈的有效途径[12]。青年学生、退伍军人是乡村人才队伍的后备军，通过与企业、农业高校或职业院校合作，采取产学研培养模式和订单式培养模式[13]，提升他们的专业知识水平和能力，使其完成本土乡村人才的现代性转化。乡村致富能手、乡村科技人才和新乡贤是乡村建设发展的带头人和护航手，建立相应人才培养机制，壮大“领头雁”“带头羊”队伍，同时建立人才吸纳制度，让乡村贤能人士参加到基层组织，通过政治舞台进一步扩放其带动示范作用。此外，乡村振兴是指乡村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全方位振兴，需要多元产业支撑，更需要一批多元化的农村实用人才。根据我国乡村发展现状及未来需求，建立一套包括农村电商人才[14]、农产品营销人才[15]、乡村旅游人才[16]、涉农卓越法律人才[17]、农业环境保护人才[18]以及农村公共事业管理人才[19]等在内的农村实用人才体系和培养机制，不仅非常必要且十分重要。
2.3.2 引进外来人才，为乡村振兴凝聚多方力量。在外来人才引进方面，那些从乡村走出的成功人士是首选对象，因为他们对曾经养育过自己的家乡怀有一种特殊情愫，渴望荣归故乡、回報乡梓。以乡愁乡情为纽带，用情感呼唤本乡籍但已在城市立足的企业家、专家学者、党政干部等成功人士回乡，组成乡村振兴顾问团或乡贤团[20]，为家乡发展建设出谋划策。其次，通过政策优惠吸引那些非乡土出身但对农村有特殊感情的城市企业家、富人来乡村投资创业。城市经济能人下乡不仅可以给乡村带来资源、科学技术以及市场信息，还可以帮助乡土人才成长，逐步提升自身综合素质。最后，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待遇福利、工作机遇等方面入手改善乡村发展环境，吸引城镇干部、教师、医生、科技人员等实用型人才落户乡村，以期完善乡村人才结构，提升整体质量层次。
2.3.3 完善人才激励和保障制度，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
乡村人才振兴不仅要做好内才培育和外才引进两方面工作，还要完善相应的人才激励和保障制度，构建良好的发展环境，让各类人才愿意来、能进来、留得住、干得好。
在激励制度方面，胡永万[21]提出将乡土人才纳入人才发展总体规划，设立乡村振兴人才发展专项资金，推动乡村人才建设制度化和规范化。闻海燕[22]建议各级政府应当从金融贷款、经营场所、生活居住、子女入学等方面给予政策扶持。部分学者注意到了职称激励的重要性，如徐虎[23]提倡对新型职业农民进行职称评定，促使其专业化发展;谭金芳等[24]则希望对乡村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和科技人员给予奖励，并在职称评审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在保障制度方面，马辉[25]建议打通“非转农”渠道，允许原籍农村的外出人才转回农村户口;而陈贵[26]认为可以探索“积分落户农村”新模式，在不大变动现有土地制度模式的前提下，实现城市的人力资源、技术资源和资金资源有序进入农村。在户籍制度改革的基础上，王文强[27]倡议构建城乡标准统一、有效衔接、转移方便的社会保障、教育、就业等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
构建良好发展环境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乡村基础设施和卫生状况，丰富乡村文娱活动，让农村成为宜居之地[28]。其次是在乡村形成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让各类人才感受到自身的人生价值，坚定其在乡村工作的信念。最后，大力发展乡村产业，着力打造乡村产业园区和创业园区，让各类人才均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平台，使自身能力得到充分展示[29]，实现精神与物质双丰收。
3 简要评论
依据现有研究文献数量及其变化情况可知，我国学界自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开始重视乡村人才振兴研究，但总体关注仍不够。分别以“乡村人才”和“乡村人才振兴”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进行文献检索，发现截至2019年8月底，与两者相关的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831和515篇，均未超过千篇。其中，十九大前发表的文献数量分别为204篇和3篇，十九大后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加;在相同时间内，以“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以及“组织振兴”为主题的研究文献数量分别为18 500、5 001、2 028、637和419篇，由此可见，学界的研究焦点多集中于乡村产业和文化，对乡村人才、生态和组织的关注不够。
如果对现有研究做一个总体性评估，可以说绝大多数学者都能准确把握乡村人才振兴存在的问题，并能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但研究内容存在低水平重复现象。如在笔者看到的几十篇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研究文献中，几乎所有学者的研究结构都是问题与对策，没有对乡村人才概念和分类体系进行充分讨论和科学建构，或者说学界对此尚未形成一个共识性的概念体系和分类体系，致使现有研究缺乏系统性。此外，多数学者提出的对策建议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且较为笼统，对人才振兴措施实施后的实际效果及会遇到问题和挑战没有进行深入思考。
现有研究主要是基于对中国乡村的一般性认知，对不同类型乡村（如按乡村民族聚居情况可分为民族地区乡村与非民族地区乡村）缺乏细化分类研究，研究视域有待拓展。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乡村人才振兴路径应有不同考量。就以民族地区乡村为例，各式各样的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西北民族地区有清真寺、藏传佛教寺庙等宗教组织，西南民族地区有侗族侗款、壮族都老、彝族德古等传统社会组织[30]）遍布其间，而且它们在基层社会事务管理中都发挥着一定作用。因此，这些地区的基层组织或管理人才队伍建设应当考虑如何发挥和利用少数民族传统社会组织的积极因素。此外，民族地区乡村的自然生态、历史文化、民俗风情与非民族地区乡村存在较大差异，其产业、文化、社会状况也多有不同。因此民族地区乡村需要的人才类型和具体振兴措施应当有所考量，注意分类研究。
我国提出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时间不长，相关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还都处于初步探索阶段，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任重而道远。人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的因素，乡村振兴的关键更在于人才振兴。因此，展望未来，我国学界应当对乡村人才振兴研究投入更多关注;研究视域要更加宽广，对不同地区的乡村应进行分类化研究;研究内容方面，要形成和完善从概念分类到问题措施的框架结构，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研究更具系统性和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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