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光，抗击流行病的“医学侦探”

“你说巧不巧？我刚才在飞机上正看《环球人物》呢，这会儿要下飞机，你们的电话就来了。”73岁的曾光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电话里他声音洪亮，一听要讲讲公共卫生这70年，二话不说就答应了采访。

两天后，《环球人物》记者抵达杭州。见面前，曾光正在报告会上发言，主题是“肺炎球菌疾病防治策略”。他的声音穿透厚重的大门，让人感受到演讲者的热情和专注。采访中，曾光喜欢用“打仗”“应战”来形容他和流行病的每一次交集。的确，新中国成立70年，在这场抗击疾病的漫长战争中，曾光是一名久经沙场的公共卫生战士。

灭蝇1亿4千万，“种痘”5亿人次

“你先猜个数字。1959年，中国有多少麻疹病人？”曾光向记者提问。

“几十万人？”

曾光摇了摇头，停顿了几秒才给出答案：“是900万人。”他接着列举：“新中国成立前，全国人口平均寿命是多少呢？只有35岁。1967年患流脑（流行性脑膜炎）有多少人？300万人。”

对于这些数字和它背后的时代，出生在1946年的曾光有着切身的体会。出生后不久，他就患上了麻疹合并肺炎。“当时差点丢了性命。父母带我到北京看病，打一支青霉素都要卖首饰，你想那是多么珍贵啊！”

新中国成立初期，战乱刚结束，百业待兴，传染性和地方性疾病广泛流行。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甲状腺肿、大骨节病、克山病等病的发病人数达几千万，烈性传染病如天花、鼠疫、霍乱在各地时有流行。卫生部刚成立就着手设立各级卫生防疫机构，当时全国卫生防疫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以预防为主，在预防领域又以防止疫病流行为主。

上世纪50年代，接种天花疫苗几乎是全民记忆。当时中国进行了3次强制性全民种痘和2次接种行动，给5亿多人口共发放了18亿剂牛痘疫苗，小孩也种，大人也种，消灭天花运动就这样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点上疫苗，用针在皮肤上划一道。过段时间，疱疹脱落，留下一道疤痕。”疤痕留下了，天花在中国也真的消灭了。“世卫组织直到1959年才开展全球天花消灭行动，我们消灭天花比全世界早了十几年，当时中国还不是世卫组织国，这是很了不得的一件事。”曾光说。

集中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这是新中国建设公共卫生的优势，同样体现在除四害上面。《北京卫生志》对这场爱国卫生运动有所记录：“1952年，首都人民进行灭蝇活动……全年灭蝇1亿4千万头。”作为四害之首的老鼠当然在劫难逃。“在1956年2月，仅仅北京市在一个月之内就捕鼠1600万只。”

“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还多。”曾光回忆说，“食堂、垃圾堆、公共旱厕所，苍蝇满天飞，大人小孩都在拍苍蝇”。人们把打死的苍蝇和老鼠尾巴装在小瓶子里上交，学生交给学校，工人交给工厂，退休及无职业者交给居委会，以证明“战绩”。在此后1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基本控制了鼠疫、霍乱、丝虫病、麻风病、血吸虫病、疟疾和结核病等传染病和地方病，这与政府重视和全民动员密切相关。

全国公共卫生体系初步建立健全，但部分偏远农村地区仍受困于缺医少药。1970年，从河北医学院毕业的曾光来到燕山北部的围场县，成为一名乡镇医生。围场县是贫困县，尚未开展儿童计划免疫接种，麻疹、百日咳、流脑仍然流行，碘缺乏病、白血病、胃癌、肝癌依旧高发。没有上级医生，曾光是那里的“全科大夫”：“中医西医、牙科拔牙、针灸按摩，我都得做。”曾经还有内蒙古的村民赶了100多里路专程找他看病。

1979年，国家恢复研究生考试。曾光把公共卫生作为报考方向，因为这是他唯一能凑齐教科书的专业。靠着9年的临床经验和两个月的临时复习，最终他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成为公共卫生泰斗何观清的学生。曾光将此看作命运的转折，“好像我此前所有的准备，都是为了走这条路”。

研究生毕业后，曾光开始负责全国疫情报告管理工作，此时公共卫生体系的一次大考即将来临。1988年，上海出现大规模甲肝疫情，当地部门负责人首先给曾光打电话汇报。“症状是全身乏力，面色连同眼睛都发黄，患病30万人。当时上海的东西已经卖不出去了，外地人连大白兔奶糖都不敢买了。”

为了平复对甲肝的恐慌，那一年，邓小平决定和上海人民共度春节。在联欢会结束后，他上台和演员一一握手，还亲吻了小演员的脸蛋。这个举动对全国人民起到了安抚和示范的作用。

很快，甲肝暴发的元凶被流行病学专家找到了，它是上海人餐桌上的常客——毛蚶。此后，禁止食用毛蚶切断了食源型甲肝的传播，疫情很快平息。

SARS是公共卫生的一面镜子

“我可以忘了别的，但2003年是关键时刻，甚至日子、时间我都记得清。”曾光对《环球人物》记者说。

2003年1月，曾光就随卫生部专家组去广东调查，并在全世界最先发现SARS只能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等到我们的声音真正被倾听时，已经错过了防控的最佳时期。”

在SARS肆虐、北京告急时，曾光被聘为国务院SARS督导组成员、首都SARS防治指挥部顾问，为抗击SARS出谋划策。16年后再次提起这段经历，曾光印象最深的场景还是人民医院。

4月22日，曾光主动请战，要求去北大人民医院实地查看疫情。他几乎走遍了所有SARS病房。比预想要惨烈的状况摆在眼前——全院有近70位临床一线的医护人员已经被SARS击倒。

“大厦将倾，守不住了。”曾光立即给防治指挥部提了三条建议：医院不应再接收SARS病人;已有病人立即转走;医院停诊。三条建议全部被采纳，用作转移病人的小汤山医院立即筹建。“我反复强调，只要隔离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就可以控制疫情。”

4月28日，曾光走进中南海给中央政治局讲课，主题是“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科学防治”。尽管曾光被安排在最后一个，但他能明显感觉到，领导们最关心的是他的发言——讲完后，十几个提问都是关于SARS的。

这一年，SARS在中国大陆留下了5327人感染、349人死亡的残酷数字。这场公共卫生危机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过去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的漏洞，也照出了公共卫生领域后续取得的进步。

在SARS疫情之前，包括疾控中心在内的整个公共卫生系统处于转型期，主要精力都用在生存和盈利上。“人心都散了。”曾光叹了口气，“一支疏于训练的队伍，一支想挣钱的队伍，在SARS面前不堪一击！如果队伍想挣钱，还能打仗吗？”

SARS疫情之后，政府投入117亿元解决国家、省疾控中心的硬件设施。SARS期间，全中国也找不到几间合格的、专门用于接收呼吸道传染病病人的负压病房。如今负压病房、负压救护车已经逐渐普及，最大限度减少了医务人员感染的几率。

上世纪80年代，曾光参加全国疫情会议，他看到的是一场“算盘大会”。“那时候美国都已经计算机联网了，我们还带着算盘算疫情。横着加竖着加，按病种加，按年龄组加，都加到合适了，散会。疫情月报靠邮寄，领导了解疫情差不多得晚一个半月。”

而在SARS疫情后的几年，全国组建起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通过系统，31个省份可将传染病疫情在内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直报中央政府。即使是一个乡发生了不明原因的疾病，中央也可在第一时间获悉。

“应急预案机制也是SARS带来的额外收获。”曾光说。为了吸取SARS初期应对混乱、措手不及的教训，2004年，国务院公布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条例》。此后，各部委相继出台了应急预案，预案涉及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和重大事故等多方面。

16年过去了，如果再遇到SARS这样的强敌，我们做好准备了吗？“再和变异病毒交手，我们能够迅速发现它，然后控制它，我相信可以做得更好。过往的经验和教训都得牢记，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疼。”曾光说。

“缺一根弦，就要打败仗”

慢性病、癌症、疫苗安全、食品安全……这些是曾光放不下的忧虑。“光有SARS这一堂公共卫生课就能毕业吗？绝对不够。”曾光想过，如果有机会再去中南海讲一次课，他要讲的是公共卫生面临的外部和内部挑战。

这些年，卷土重来的古老疾病和虎视眈眈的新型病毒都在试图攻破公共卫生的防线。遥远而陌生的鼠疫最近也重回人们的视野。11月12日，北京市确诊两例由内蒙古自治区输入型的鼠疫患者，這让公众的神经略微紧张起来。曾光看到这则新闻时并不担忧，他更关心的是：“病患来京前，当地为什么没有诊断清楚？是临床医生没有识别，还是因为鼠疫变得‘不典型’了？”

曾光是和鼠疫打过仗的人。2005年，西南地区出现一名重度肺炎患者，4人被感染，随后5人被隔离。“是SARS？鼠疫？还是禽流感？”无论是云南专家组还是中央专家组，都无法立即做出诊断。

“流行病学专家就像医学侦探，要细密检查每条线索，然后做出假设。大脑就是我们的实验室。”曾光指了指脑袋，接着说，“这人没有到过疫区，当地也没发现旱獭死亡，但是潜伏期长短、传播模式、基本肺炎特征都符合鼠疫。”他坚持让实验室继续排查，到了第16天，抗体出现了。最终，患者被确诊为原发性肺鼠疫。

“现在对抗鼠疫这种古老疾病，我们当然更有能力和信心，但是麻痹大意的风险也在增加。鼠疫在未来几百年都将存在，但新一代的医生可能一辈子没见过鼠疫，他诊断不出来，所以定期培训是关键。这和搞核电工作很像，有的问题常出现，有的问题很少出现，但只要缺一根弦，就要打败仗。”曾光说。

这些年，曾光带着他的现场流行病学团队反复实战，无论是甲流暴发、三聚氰胺污染事件，还是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灾后防疫工作，曾光都要奔赴现场做调查。

“我不关心论文因子，我只关心解决问题。搞流行病学不要只坐在办公室电脑前，而是要走出去，到现场去。光写论文发现问题，而不解决问题，公共卫生就越有问题。”曾光知道这不是主流观点，有时候在学术上他会感到孤独，“但这种孤独，也是光荣的孤独。”

今年2月，曾光正式退休。他特意向记者展示了他的日程本，8月、9月、10月、11月，每一页都排得满满当当，有时他一天换一个城市。“我比过去还忙。为什么？因为对于中国公共卫生发展，我有我的想法，我想要继续发声，我觉得自己还能为国家再做点贡献。”

曾光

1946年出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首席科学家，中国现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发起人、执行主任。2003年任首都非典防治指挥部顾问，后参与处理国内多起重大公共卫生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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