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文汉:一段未能奏响的外交插曲

新中国外交部建立初期，外交官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经历过长期战争岁月的军人；二是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爆发以前在重庆、南京、上海、北平、延安等地从事过外事工作的干部；三是长期从事党的统战、情报工作和在海外工作的干部；四是新中国成立后，从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圣约翰大学等教会大学选调的革命青年和北大、清华等其他高等院校的年轻大学生；五是建国初期到60年代中期，从各省、市、自治区及中央各部门多次抽调的高级干部。时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兼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的沙文汉便是其中一位。他在任期间的一段未能奏响的外交“插曲”及其夫人陈修良的人生遭际、仕途沉浮，令人唏嘘不已。

沙文汉其人

2004年仲夏，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专员徐鸣先生（后任驻瑞典大使馆参赞，国家计委外事局局长）在接受采访时，曾对笔者谈及：

那时我给王任叔这些前辈服务，他们比我岁数大很多，我能做的都帮他们做。沙文汉也在，他的夫人陈修良是龚澎姐姐龚普生的入党介绍人。陈修良是南京解放以前最后一位中共地下党市委书记，她非常有见解，去世前还写文章，里面有对大革命独到的见解。那时我们住在外交部街33号老外交部的“工字楼”里，楼是梁思成设计的，沙文汉就住在我楼下……王任叔（中国首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来了也在“工字楼”上班，他和沙文汉是宁波老乡，两人谈得来，经常一块喝酒、发牢骚。沙文汉调外交部，本是派去接任王任叔当驻印尼大使，但后来没成功。“反右”时，据说沙文汉的一条“罪名”就是拒不担任驻印尼大使，后来中央派了黄镇去。可能王任叔也跟沙文汉讲了一些情况，认为外交部不能呆，这样他就回了浙江。

沙文汉1908年生于浙江鄞县，幼名沙文沅，学名沙文舒（1937年在党内改名张登）。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比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还早一年。沙氏五兄弟皆为中国现代史上知名人物，长兄是著名书法家沙孟海（沙文若）；次兄沙文求与沙文汉同年加入中共，参加过广州暴动，次年被捕，壮烈牺牲于黄花冈；四弟沙文威（史永）长期在沪、宁、渝等地从事中共地下党和情报工作，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副秘书长。五弟沙季国（陈正熙）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被康生逼疯，于1943年在延安病故。1928年2月，避居上海的沙文汉借了大哥沙孟海的宁波四师文凭，考入了上海东亚同文书院中华学部读书。当时沙孟海名“沙文翰”， 沙文汉“拿来”后改为“沙文汉”，从此以此名名世。

1929年5月，调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的沙文汉，前往柏林参加世界青年反帝大同盟大会，因中俄边境冲突，未能如期与会。这是沙文汉第一次迈出国门。途径莫斯科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决定让沙文汉留在少共国际马列主义学院学习。这使他有机会亲聆瞿秋白（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陆定一等人的教诲。此前，后来成为沙文汉夫人的陈修良也曾在中国共产主义劳动者大学（即中山大学）普通班学习，而该班的副辅导员兼中文翻译就是遵义会议后的中共总书记张闻天。

沙文汉与陈修良是一对因革命而生缘分的患难夫妻。陈修良是沙文汉的宁波老乡，曾拜沙孟海为师，学习书法、古文。大革命时期，陈修良曾与沙文汉次兄沙文求赴广州中山大学求学。14岁的陈修良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宁波女师学校预科，因崇拜孙中山，一度改名“陈逸仙”。在当时风起云涌的武汉，陈修良担任革命女杰向警予的秘书，向曾亲自为陈修良写下中共青年团转为中共党员的申请报告。

陈修良一生有过三位丈夫，第一位是“左聯五烈士”之一李求实，两人于1926年冬结婚。1927年10月，20岁的陈修良赴苏学习。1年后，李求实在上海再与秦怡君（即陈凤仙）结婚。远在莫斯科的陈修良闻知李求实另有所属后，决定嫁给年长自己5岁的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余飞。1929年6月2日，陈修良在莫斯科产下一女。陈熟读经书，她从《诗经•燕燕》：“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中获取灵感，为女儿取名“于飞”，表达了心灵深处那种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依依惜别，恰与父亲“余飞”谐音。10个月后，余飞被捕叛变加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充当鹰犬，企图劝降被捕后的邓中夏。1955年,余飞在上海被人民政府逮捕法办，次年病故狱中。

陈修良的第三任丈夫就是小她1岁的沙文汉。余飞在安庆被捕叛变，登报自首后供出了妻子陈修良与沙文汉。陈即向中共中央表明心迹，坚决与余飞断绝夫妻关系。1932年夏，沙文汉离开南京前夕，向陈修良赠诗：“落寞应怜意境同，风尘何处盼重逢。三更雨打芭蕉绿，莫管明朝尽此盅。”由此可见，沙、陈颇为相知，两人于当年11月结合。婚后的翌年2月，两人联袂去东京，陈入早稻田大学，沙入东京铁道教习所。东京之行对沙文汉夫妇的革命意义在于：从此两人开始投身情报生涯。后经汪孝达介绍，沙文汉与蒋介石“女婿”陆久之相识，并与共产国际远东情报组织接上了关系。

及至1948年秋，中共中央上海局成立了以张执一为书记的策反工作委员会。次年春，张执一到中央城工部报到，上海局策反工作由时任中共上海局宣传部部长兼统战部部长的沙文汉领导。解放前夕，沙文汉与张执一等人一起参与策动了国民党海军最大最新的巡洋舰“重庆号”的起义，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林遵率所属舰艇25艘在南京东北的巴斗山起义，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总队队长贾亦斌也率4000人在嘉兴起义。沙文汉亦曾通过陆久之策反汤恩伯，但未获成功。

1949年9月，以陈毅、沙文汉为正副团长的华东解放区代表团赴北平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会议结束后，沙文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喜极而作七律两首，有“万巷欢歌震碧落，满城赤旗耀明阳。匹夫自有兴亡责，羸鸟不辞效战场”等句，他对未来的新中国充满了信心。

一段未能奏响的外交“插曲”

行笔至此，仅以沙文汉的履历观之，他完全符合从事外交工作的基本“要素”或曰“要件”。果不其然，1952年10月，在王任叔卸任远道返京9个月后，中央就下令调沙文汉赴京，到外交部学习，准备出使印度尼西亚。1年前，沙文汉就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并兼任省教育厅厅长、浙江大学校长。

据《沙文汉陈修良年谱》称：“（1953年）年初在外交部学习期间，大哥沙孟海来京会晤，共游天坛，在九龙壁合影留念。与徐悲鸿会面，徐悲鸿以其在山东时所画《奔马图》赠沙文汉，为沙文汉出使印尼留念。”“5月31日，因肺气肿严重，不能赴任，回上海治疗休养，中央另派王任叔（引案：应为黄镇）为驻印尼大使”。沙文汉的外交生涯还没来得及迈开第一步就戛然而止了，不免让人平添几分遗憾。中央物色一位大使人选委实不易，用韩念龙（曾任外交部副部长）的话来说：“当时外交部部长是周恩来总理兼任的，对外交干部的要求十分严格。”沙文汉有病不假，中央选调时也不会不知情。如果“肺气肿”会影响外交工作，沙文汉为何当初在获悉任命时未向中央提出？况且，沙并非新病，至多是“旧病复发”，有病治病，何至于不就而匆匆折返呢？

其实，此时在外交政策委员会“赋闲”的王任叔是沙文汉老友，他对沙文汉的影响不能低估。王任叔从雅加达“铩羽而归”，心中自不免怏怏。酒酣之余，有关外交中的是是非非，官场上的恩怨龃龉，雅加达中国使馆内部的矛盾、争斗，王任叔自然会对沙文汉和盘托出。笔者以为，王任叔敲的“边鼓”对沙文汉不会不起作用。沙也自然深信不疑。因此，沙文汉很快对未来的进退作出决定，当时也正好以“肺气肿”复发为借口，于是沙结束了在外交部近8个月的学习，对出使印度尼西亚“敬谢不敏”，速速离京返回浙江。

沙文汉为这次最终“流产”的大使任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据未经核实的坊间传闻，沙文汉在1957年“加冕”“右派”，与这次大使任命不无关系。1954年3月，结束养病的沙文汉没有回浙江，调任华东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高等学校党委副书记。1954年9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镇为驻印度尼西亚大使，同时免去王任叔驻印度尼西亚大使一职。从1953年6月到1954年3月，至少在漫长的10个月里，中央似乎一直在等待沙文汉回心转意，但沙文汉坚辞不就。不然，就无法解释原定随即要选派的驻印尼大使为何一延再延，拖了整整3年。2009年1月8日，纪念黄镇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召开，笔者注意到外交部部长杨洁篪题为《一心一意扑在外交事业上》的发言。杨洁篪称：“1954年，中央特调黄镇同志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2009年1月15日《人民日报》）这一“特”字读者当可解其中之味：除了突出黃镇出使印尼的重要性（亚非会议已紧锣密鼓，呼之欲出）之外，多少可以传递出某种不一般的信息。

经历过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江华（曾用名虞上聪，后改名黄春圃）早年在湖南参加工作，此后一度在毛泽东身边任秘书，经历了中国红色政权草创时期的重大历程，曾主政浙江长达12年。沙文汉重返浙江时，江华已升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令沙文汉始料未及的是，在此后数年间，他一直运交华盖。这种“背运”于1957年达到“巅峰”——沙文汉成了当时全国行政级别最高的右派分子。

行政级别最高的党内右派

1955年1月，沙文汉在浙江省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当选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浙江省省长。3个月后，潘汉年、杨帆冤案发，沙文汉受到株连，上海市委负责人布置公安局认真追查30年代上海文化人与敌人的关系，所拟名单中就有沙文汉。

1955年8月，中央批复中共浙江省委成立书记处，沙文汉因“历史问题”而被排除在书记处之外。嗣后，中央对沙文汉及其夫人的“政治历史问题”的审查一直未中止，及至1957年7月，中组部部长安子文告知沙文汉：组织部对沙文汉政治历史问题作出审查结论，认为沙文汉历史清楚，并无叛党行为。但此时“反右”运动已如火如荼。1957年12月13日，中共浙江省委二届三次会议通过决议，措辞严厉地指出：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四人“都是出身于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入党以后长期缺乏自我改造的自觉性，一直保持着资产阶级思想，一有条件，就力图使用他们的影响，企图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党，要把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党。在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影响下，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就必然发展成为修正主义者，在组织上必然进行地方主义、宗派主义的活动，这是他们终于堕落成为右派分子的社会历史根源”。决议还特别指出：“沙文汉在工作上长期不负责任，而且生活腐化、道德败坏，完全丧失了革命意志。此外，沙、杨两人几年来还安插了许多反革命分子、叛徒和政治面貌不清的分子，到国家机关和企业事业机关工作。”（1957年12月27日《人民日报》）沙、杨、彭、孙4人被定性为“共同反党”的反党集团，被开除党籍。

其实，此时毛泽东已坐镇西子湖畔。12月9日，中共浙江省二届二次会议拉开帷幕，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作工作报告，报告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赏识，尤其是阐述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第一部分。报告中提出：在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斗争，仍然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16日，毛泽东召集鲁、皖、苏、沪、闽、浙省市负责人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江华开会，周恩来同时与会。当晚，毛泽东十分兴奋，夜不能寐，于17日凌晨致函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兼秘书叶子龙：“叶子龙同志：请于今日上午八九时通知舒同、曾希圣、江渭清、刘顺元、柯庆施、叶飞、周总理等七位同志看《中国共产党浙江省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浙江省第二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这个文件，在下午1时以前看完。其他工作，可以移到明天上午去做。” （《关于通知阅看浙江省委工作报告给叶子龙的信》，《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 ）

接下来的17日下午和18日，毛泽东连续召集上述省市领导人以及江华继续开会，主要讨论江华工作报告。23日下午，毛泽东又约江华、胡乔木、田家英谈工作报告的修改问题。1957年2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尔后根据“反右”斗争形势又作了重大修改。江华的工作报告完全按照“修改版”而定调。

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这一工作报告以《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争取整风运动在各个战线上全胜》为题，发表于1957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人民日报》编者按称：“文章虽长，却很值得耐心地读完。”并提到：“报告的第九部分着重地说明了从右派分子沙文汉、杨思一、彭瑞林、孙章录的反党活动得出的教训，也值得大家注意。”12月2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以《一次收获巨大的省党代表大会》为题发表社论，将沙文汉作为全国反右派运动中处理党内右派分子的重大典型事例广为宣传，海内外一片震惊。

12月16日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的“好学生” 柯庆施闻风而动，张春桥奉命起草12月25日柯庆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届二次会议上所作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的工作报告。嗅觉灵敏的张春桥有关国内主要矛盾问题的措辞和江华基本相同。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柯的报告。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后面加了一句：“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

次年1月16日上午，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工作报告咄咄逼人问周恩来：“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力平（沈思源）原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组长、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他披露：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意欲撤换周恩来总理一职，以柯庆施代之。只是没有正式提出。（《开国总理周恩来》）

1958年1月25日，《人民日报》以两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柯的报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国内主要矛盾的观点遂公之于世。“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得以“修正”。

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及：劳动人民内部有缺点是9个指头与1个指头的问题，我们同志犯了错误也是如此。浙江的沙文汉和安徽的李世农（引案：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安徽省副省长）等人，是10个黑指头，有的是9个黑指头，只有1个指头干净，各省要“献宝”，让大家“见识见识”。由此，沙文汉划为“右派分子”获毛泽东首肯。

1957年12月30日，浙江省人大一届六次会议开幕，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罢免” 沙文汉浙江省省长职务，并“撤销”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工资由6级降为12级。浙江省省长一职由鲁迅胞弟、沙文汉介绍入党的周建人继任。后经中央批准，沙文汉被安排为浙江省政协委员。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后，沙文汉在原居住地的一小间寓所内居住，由他的二嫂王弥（沙文求烈士遗孀）照料生活，并和王的几个小外甥同住。1958年3月，陈修良被划为“极右分子”，下放嘉兴劳动，每月发给20元生活费。

对此，沙文汉似乎早有预感。1955年1月，解放前与沙文汉在中共江苏省委共事多年、情谊深厚的刘晓出使莫斯科，沙文汉作《寄刘晓同志》一诗相赠：“海天无极处，江月此悠悠。世事几交手，少年渐白头。神州已大定，吾辈复何求。却念后生代，余怀入梦愁。”字里行间，忧郁怅然之情毕见。

沙文汉1964年1月2日病逝于杭州浙江医院，终年55岁。临终前两天，沙文汉病危。党中央致电中共浙江省委，要求摘掉沙文汉“右派分子”帽子。当中共浙江省委统战部部长宣布此决定时，已陷入半昏迷状态的沙文汉吃力地说了声“谢谢”，从此再没开口。但无论如何，沙文汉由此逃过了“文革”一大劫，幸甚矣！君不见，仅仅过了3年——江华夫人、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吴仲廉就因遭残酷迫害，于1967年1月19日含冤逝世。当时关押在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的江华闻此噩耗，如五雷轰顶，瘫软在地……

读者也许会问：倘若沙文汉当年投身外交，是否可以躲过1957年的“反右”风暴，至少不会如此迭遭磨难？其实，上世纪50、60年代，政治运动从未偃息，可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沙文汉又岂能置身局外？

（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研究员）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1年第3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推荐访问:奏响 插曲 外交 未能 沙文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