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英国对意大利政策的转变

摘 要：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英国对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在20世纪30年代，作为一贯的“欧洲均势”维护者的英国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首先推行了绥靖政策，对意大利武装干涉埃塞俄比亚和占领阿尔巴尼亚采取“不干涉”的政策，这表明其外交政策明显是以牺牲他国利益维护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这一系列的行为使英国丧失外交主动权,不得不消极“避战”。但是，自从保守党领袖丘吉尔执政后，英国终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从全局利益出发，不再一味退让，采取了强硬的反对意大利法西斯扩张的外交政策，从而为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关键词：英国 意大利 绥靖 对外政策

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英意关系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解决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相反,在世界上形成了新的实力对抗。保罗·肯尼迪客观地评价战后英国是“赢得了战争,输了优势”。之后,维护地中海的安全，搞好同意大利的关系，是英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格局变幻莫测：二十年代,凡尔赛体系相对稳定，国际关系进入了和平时期；三十年代，战争的轮廓开始慢慢浮出水面,法西斯独裁政权不惜通过战争改变一战后的世界格局。随着极权体制在意大利的建立，墨索里尼的权威也逐步确立。1933年之前，墨索里尼在金钱、军事等各个方面援助过希特勒，那时墨索里尼实在是小瞧了希特勒，“对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嗤之以鼻，说‘这是我生平无法卒读的一部令人乏味的拙作’，希特勒的想法‘只不过是一些平庸无奇的陈词滥调’。”[1]他并不觉得德国有朝一日会成为与其争夺领土的对手，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对奥地利内政进行干涉，并在1933年宣布退出国联，1936年开进莱茵非军事区。德国实力的强大，的确让墨索里尼羡慕以及忐忑不安，但是也由此带给了意大利更为广阔的外交空间。英国与意大利在20年代以来一直矛盾不断，但是为了抵抗德国，与意大利联手压制德国，英国改善了与意大利的关系。英国觉得“在这个阶段,意大利似乎不是一个主要的威胁”，比起“德国的纳粹统治来,还不那么咄咄逼人，还不那么无孔不入”，[2]应予争取，还有一些英国政客将意大利看做是超脱于法德冲突之上，称意大利为“欧洲和平的关键”。[3]

当时，国联已经开始对意大利进行制裁，但是，斯特莱莎会议给墨索里尼一个试探英国人的机会。墨索里尼从中得出结论：“外交部的非洲事务专家陪同英国大臣们去斯特莱莎，不论情况如何，英国不可能忽视意大利武装力量在红海的增长，并且英国成立了一个外交事务委员会以考虑其含义，该委员会报告说：“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不会影响大英帝国的利益。”[4]对于意大利，英国有很大的幻想，总以为能够比较容易地把它从德国方面拉过来，为己所用。1936年8月13日，奥姆·萨金特建议：“我们应当使意大利摆脱孤立和易受伤害的感情，这是阿比西尼亚事件遗留给他的。”[5]1937年1月2日，英、意双方缔结了君子协定。意大利保证不改变地中海西部的现状，不对西班牙领土的任何部分实行永远的军事占领。从英国与意大利所签订的一系列协定，我们可以看出，其对意大利所持的态度为“不干涉”政策。力求维持欧洲的均势，避免一场欧洲战争的爆发。

二、英国对意大利的绥靖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正如帕麦斯顿说过：“我们没有永久的同盟者和永久的敌人。我们只有经常不变的永久的利益，我们的行动就应该以这些利益为转移。”[6]1937年5月，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推行了“绥靖政策”。[7]绥靖，即不干涉主义，作为英国对欧外交中的姿态曾风靡一时，却使法西斯势力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张伯伦曾说：“我坚信在战争中没有胜利者，大家都是失败者。正是这些想法使我感觉到，我的首要职责就是尽力避免在欧洲再次爆发大战。”[8]但是，1935年意大利公然侵犯埃塞俄比亚，国际联盟行政院召开了会议讨论对意大利的特别制裁措施。但英国没有断绝与意大利的外交关系，且没有关闭苏伊士运河，意大利可以通过这个运河向厄立特里亚运送物资。

英国和法国对欧洲均势的担忧胜于它们对埃塞俄比亚事件的关注。英国和法国不想疏远意大利，因为德国的实力正在增强，这两个国家认为有必要把意大利纳入遏制德国权力的同盟之中。1936年3月，希特勒违反《洛迦诺公约》，派德国军队进驻莱茵非军事地区。英国和法国顿时把埃塞俄比亚问题搁置一边，并同意大利协商如何恢复欧洲的均势。1936年7月国际联盟取消了针对意大利的制裁。这有悖于1936年1月的人民阵线纲领中的原则ⅱ.保卫和平第五条中“放弃秘密外交，采取国际行动，并公开谈判，使已退出日内瓦会议的国家重返日内瓦，但不得削弱国际联盟的基本原则，即集体安全和不可分割的和平。”[9]

在西班牙内战，英国政府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更是印证了其“不干涉”政策，德、意法西斯公然援助弗朗哥叛军。1936年8月15日，法、英政府互相照会，声明为避免干涉西班牙内战，将对西班牙及其属地实行武器以及一切战争物资的禁运。这种名为“不干涉” [10]的政策，实际是纵容德、意法西斯侵略的政策。

总之，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主要要员眼中看不到一个可以依靠的朋友，它所重视的只是维护自身的利益，它眼中所见者只有三个可怕的敌人——德国、日本、意大利，即使对其中最弱的意大利，它也怀有畏惧之心，总是小心翼翼地维系与意大利的关系。

三、英国对意大利的强硬外交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但英国一直力求无原则地满足侵略成性的扩张主义者的无餍欲望，希冀以此息事宁人。有观点声称张伯伦推行“绥靖政策”是企图“怂恿他们充当反苏运动中的‘打手’”。[12]经求证，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史实的，1939年3月31日，张伯伦突然代表英法两国宣布全力支持波兰政府并保证波兰的独立事件，“它看起来是突然决定的，其实早有内外因的伏线可寻。”[13]之后，英国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更是证明了这一点：1939年4月实施征兵制，保证希腊和罗马尼亚，5月同土耳其订互助协定，8月同波兰正式签订互助协定，以至于9月3日终于对德宣战，可知它是“决心接受一场迫在眉睫的战争”，尽管这场战争条件之差，规模之大是绝无仅有的。”[14]由此可见，张伯伦的对波保证的宣告，也可以说是英国准备走向战争的信号。1940年1月20日的演讲中，丘吉尔痛斥中立国“如果它喂饱了鳄鱼，鳄鱼就不会吃掉它。”[15]1940年5月，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组成战时联合内阁。丘吉尔以其强硬的政治手腕，领导英国人民坚韧不屈的反法西斯斗争。丘吉尔战时内阁的成立，标志着绥靖政策在英国的终结，英国开始实施联合美国，争取苏联，坚决抵制德意法西斯势力侵略的维护英国利益的外交政策。

丘吉尔采取了防御本土入侵的方案，于1940年8月和9月之间，英军做了战略部署的调整，对英伦三岛的进攻已经被挡住了，这就是英国军队有可能转而至少采取一部分攻势。可以进行反攻的地区首先是北非和东非：在东非战场。最初，意军进展顺利，英军认为“对疲于应付东线的的过来说……总是次要战区……”[16]后英军集中兵力在东非展开反击，意军就接连败北。1941年英军把大量的兵力投入中东和地中海地区的攻势作战。据丘吉尔回忆“一旦摧毁在昔兰尼加的意军，尼罗河集团军便可担任其他任务。”[17]1941年4月，在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支持下，英军进入亚的斯亚贝巴，非洲古国光荣复国。5月中旬，东非意军向英国投降。北非意军也屡遭失败，仅被俘的就达13万人之多。由于希特勒忙于准备进攻苏联，不能对“非洲军”[18]及时增援补充，1942年10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沙漠消耗战——阿拉曼战役获得胜利，英军在北非东线取得了胜利。

在海上交通线方面，英军也与意大利军队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海上交通线，特别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交通线上的作战规模很大。在战争过程中，据记载：“沉没的舰船总吨位达3900万吨，即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多1倍多。”[19]由于英国海军实力雄厚，且在战争过程中，意大利海军的使用方法上暴露出严重的缺陷，意大利海军舰艇在战斗性能上不如盟军的舰艇，不能抗击盟军的舰队,在海上的博弈上，意大利明显逊于英国。

后来，北非的法西斯势力被肃清后，意大利就暴露在盟军的攻击之下。9月3日，意大利在西西里签字投降。轴心三鼎足先折其一，标志着法西斯集团开始解体和反法西斯阵营的重大胜利。

结语：

在诸多影响世界和平的因素中，“法西斯主义及其政权的出现以及意、德、日三国的法西斯化，增加了世界的不稳定性，对于毒化国际气氛，加剧帝国主义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和加剧二战的爆发，起了很大的作用。”[20]从文中分析可知，从三十年代末期到战争爆发初期为止，我们大致把战争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时期为20世纪30年代末期到1940年夏天，是一个坐失良机的时期。当时掌握英国政策的的那些人认为，时间对他们有利，它们认为，自己能够逐步显现出一种长期的优势，来胜过意大利和胜过那些和意大利结盟的国家。他们并没有作过真正的努力去促使英国人民正视自己的严重处境，也没有要求他们为打总体战作必要的牺牲。当意大利的步步行为真正地挑战了英国的底线时，才使英国政府觉悟起来，公众舆论走在政府的前面，渴望采取一种更有力的作战行动。

参考文献：

[1]丹尼·迈克·史密斯：《墨索里尼其人》，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页。

[2][英]阿诺德·汤因比：《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的初期胜利》，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第352页。

[3]Anthony Eden.The Eden Memoirs ,Facing the Dictators London ,1962, p.112.

[4][英]A.J.P.泰勒：《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何抗生，林鲁生译，闵文沛校，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99页。

[5]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论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64页。

[6]弗·格·特鲁哈诺夫斯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对外政策》，苏联1957年版，第236页。

[7][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张小明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版，第112页。

[8]Neville Chaberlain, In Search of Peace:Speeches (London:Hutchinson,n.d.),p.59.

[9]辽宁大学历史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世界现代史参考资料》，沈阳市第六印刷厂，1983年版，第116页。

[10]齐世荣主编:《世界通史资料选辑·现代部分》，第1分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7-41页。

[11][英]阿诺德·汤因比：《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大战前夕 1939》，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58页。

[12]斯特朗：《斯大林时代》（The Stalin Era）第六章，纽约1956年版，第212页。

[13]诺塞奇：《各国外交政策》，伦敦1974年版，第167页。

[14]陶樾:两次大战期间英国的外交政策与欧洲均势，《世界历史》1980年03期，第3-15页。

[15][英] W.N.梅德利科特：《英国现代史1914——1964》，商务印书馆出版，1990年版，第456页。

[16]俄军事委员会主编：《1939年-1945年世界大战（论文集）》（俄译本）第3卷，莫斯科1957年版，第120页。

[17][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伟大的同盟上卷》，韦凡译，时代文艺出版社，第3-4页。

[18]齐世荣：《世界史现代史编上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351页。

[19]赵文亮：《二战研究在中国》，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

[20]苏联国防部军事历史研究所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总结与教训》张海麟主译，任年主校，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01页。

作者简介：徐悦（1989—）,女，河南平顶山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2011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世界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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