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粮食安全危机从何而来？

编者按：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曾说过：“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的人。”随着中国粮食安全问题逐步浮出水面，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基辛格的这一预言是否会演变成中国人的厄运？中国现在粮食安全风险主要来自哪些方面？针对该风险又有哪些对策？带着这些问题，本期特别关注“问题对策”栏目特收集整理以下文章呈现给读者。

农民大量减少，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

从1994年至2016年，中国的城镇化人口从1.72亿人增加至7.93亿人，乡村常住人口5.9亿人，城镇化率达到57.4%。2017年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8亿1347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城镇化率）为58.52%，比2016年末提高1.17个百分点。乡村常住人口5亿7661万人，占总人口比重的41.48%。

农民人数的大幅度缩减，使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出现大幅度下降，而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较低，各级地方政府种粮积极性也没有充分调动起来，这就进一步增添了粮食安全风险。

农民为什么没有种粮积极性？是因为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种粮不比种其他的经济作物，种西瓜、辣椒、黄瓜，效益都是种粮的几倍，再一个是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涨得过快，种子、农药化肥等等，价格比粮食价格涨得快得多。种粮不如外出打工，现在统計到外面打工的农民工有近3亿人，一般来讲一个农民工在外面打工比种粮效益高三倍。农民做什么都比种粮食强，种什么也比种粮食强，所以种粮食是最不赚钱的，最辛苦的事情。第二个原因是惠农政策没有完全到位，有很多该拿的补助没拿到，还有些该享受的政策没享受到。第三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还有很多地方都是靠天种田，不能做到旱涝保收。

如今，70、80、90后本应成为农民大军中的主力，但是他们虽为农民户口却“志不在农”者不在少数，外出打工、做生意、读书的选择要优先于当农民，这还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收入上的考虑，还有来自于文化层面的。多年来，农业、农民处于社会文化和认同感的底层，不受重视甚至是遭受歧视的现象久已，这样便使得大量的青壮年不愿意沿袭父辈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业劳作。社会氛围对农业造成的侵蚀也许更加可怕。

许多地方政府抓粮食生产积极性为啥也不高？取消农业税以后，抓农业体现不了多少财政收入，宣传动员老百姓种粮食的话，还要花成本。另外，长期以来我国许多种粮的大县大省都是把种粮作为政治任务完成，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来分配任务。也对市场环境下粮食生产造成了一定影响。

造成中国粮食安全问题的几个认识误区

（1）认为当前的主要问题还是转移农民，只要实行严格的耕地保护，适当地刺激，农村过剩劳动力就能被充分利用起来，增加粮食产量。这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确实是正确的，但现在这个问题并不成立。因为随着沿海工业化的发展，农村大量有效劳动力流入城镇，致使很多地方存在有效劳动力供给不足的问题。如果不改变农业的生产模式，我们就很难改变农民增收与粮食安全的零和搏弈。只有改变当前农业生产模式，变劳动密集型农业为资本、技术密集型农业，由劳动力量的投入转变为质的投入，才能变零和搏弈为双赢搏弈。

（2）认为中国地大物博，耕地的增加潜力很大。这也是一种错误认识，中国国土确实辽阔，但平均到13亿人口就很少了，并且过于贫瘠，大漠、戈壁、冻土，高山，沙漠化，盐碱化，缺水，使中国耕地质量低劣。虽然各地可能少报了一些耕地面积，但和中国每年因工业化、城市化而减少的肥沃土地的数量相比，并不值一提，这些大部分是一些质量差或开发难度较大的土地，其生产潜力极为有限，如果再考虑到中国极为脆弱的生态系统的话，中国耕地的增长潜力则更为有限。

（3）迷信于市场经济，执着于比较优势，主张中国应该通过国际贸易来解决自己的粮食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劳动力资源极其丰富，因此，应该大力发展高附加值的养殖、花卉、水果等劳动密集型农产品，放弃低附加值的粮食的自给自足，让比较优势来决定中国的农业产业结构，通过国际贸易来调节国内供求。从理论上来说这没有错，但粮食是一种战略品，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民族独立，不可能依赖国际市场来满足。因此，比较优势不适用于中国的粮食问题。

（4）满足于现有的农业政策，认为渐进的改革可以确保粮食安全。我们应该看到，农业政策的伸缩性不大，如果没有农业的规模化、产业化、科技化经营，只治标不治本，城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粮食安全问题将不断恶化。

耕地流失

据国土资源部数据，截至2016年底，全国31个省（区、市）耕地20.24亿亩、园地2.14亿亩、林地37.94亿亩、牧草地32.90亿亩、城镇村及工矿用地4.77亿亩、交通运输用地0.57亿亩、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4.90亿亩。

与2015年底相比，全国农用地面积净减少493.5万亩，其中耕地净减少115.3万亩。建设用地净增加751.1万亩，未利用地净减少257.6万亩。

数据显示：2016年，各类整治项目共补充耕地365.4万亩，较2015年提高了近19个百分点。全年建设占用水田、水浇地面积240.4万亩，通过各类土地整治等方式增加水田、水浇地255.2万亩，实现了占优补优，占水田补水田。

尽管国家在保证农业用地上做了许多努力和工作，但是农业用地被蚕食的风险依然存在。据统计，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开始加速。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到2015年末，我国地级以上城市行政区域土地面积73.3万平方公里，比2012年增长11.6%。其中，建成区面积40941平方公里，增长13.3%。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57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

从1978年到2015年，中国城市数量达到663个，其中，直辖市4个，副省级城市15个，地级市278个，县级市360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加到20312个，人口超过千万的大城市达15个，而这一数字正在飞速增长。

在此过程中，大片良田被蚕食。2017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112220千公顷（16.83亿亩），比2016年减少815千公顷（1222万亩），下降0.7%。其中谷物播种面积92930千公顷（13.93亿亩），比2016年减少1464千公顷（2196万亩），下降1.6%。

粮食进口量大幅攀升

雖然从2003-2017年，中国粮食总产量连年增长，一边是粮食连续增产，一边是进口量不断攀升。2017年，全国粮食总产量61791万吨（12358亿斤），比2016年增加166万吨（33亿斤），增长0.3%。其中谷物产量56455万吨（11291亿斤），比2016年减少83万吨（17亿斤），减少0.1%。

根据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进口13062万吨，较上年增加13.9%，我国粮食进口总量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累计进口9553万吨，稻米累计进口403万吨，小麦累计进口442万吨，玉米累计进口283万吨；2017年中国粮食累计出口280万吨，较2016年增加47.4%，其中大豆累计出口11万吨，稻米累计出口120万吨，玉米累计出口8.6万吨，进口和出口总量双双创新高。2017年进口粮食总量已超过了一亿三千万吨，超过了我国2017年粮食总产量的五分之一。

从粮食需求方面来看，中国人口众多，2013年已达13.54亿。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最新预测，到2020年，按14.3亿人口、人均消费409公斤～414公斤计算，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按照中国的粮食生产能力估算，届时国内粮食供给（不含大豆）的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若按国务院公布的粮食白皮书《中国的粮食问题》公布数据，按人均占有400公斤计算，预测2030年中国的粮食总需求量达到64000万吨左右。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稳步发展和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膳食结构也将发生相应变化，对粮食以外的其他农产品消费需求逐年递增。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将要面对的是一个日益庞大的粮食需求市场，粮食安全面临巨大挑战。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的粮食安全不可能过多依赖国际市场，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同样会引发世界性的粮食安全危机。近年来，国际粮食贸易格局演变和国际粮食市场行情发生了较大变化，国际市场粮食价格大幅波动，农业贸易自由化令发达国家不断强化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使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扩大了收入差距，恶化了发展中国家的粮食安全状况。2012年小麦、玉米和水稻三大谷物进口量为1398万吨，大豆净进口量则达到了5800多万吨的最高纪录，粮食年度自给率降至88.4%，其中大豆自给率不到20%。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划定了国际粮食贸易的基本底线，即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确保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

因此，中国未来的粮食安全仍面临着许多挑战，必须要用系统的、战略的眼光，客观、正确地认识中国粮食安全状况及其发展趋势，全面分析未来粮食安全将要面对的许多不确定性风险，并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提前对粮食安全风险进行预警，及早采取有效措施扬长避短，防范粮食安全风险的发生。

而专家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将上升到5.54亿吨，但粮食需求大约为7亿吨，有近2亿吨的缺口。越来越多的进口粮涌入中国，引发了业界对粮食安全的担忧。在《经济学人》最新公布的《2016世界粮食安全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在42位，西方国家占领了全球粮食安全系数排行榜第一梯队。大大领先于中国的，还包括粮食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18位）和韩国（24位）。

谨防中国粮食市场被国外控制

四大国际谷物贸易商指的是四大跨国公司，包括ADM、BunGE、嘉吉和路易斯德弗斯、路易斯，根据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人们称之为“ABCD”。四大粮食商人是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跨国粮食贸易商，目前，世界粮食贸易量的80%是垄断在这四大粮食商人手中，“只有他们可以定价。”

这四大跨国粮商常常被称为国际粮食市场的“幕后之手”。这些国际巨头拥有资本和经验的优势，对上游原材料、期货、中游生产、加工、品牌和下游市场渠道和供应的绝对控制已经完成。四大粮食生产企业在农产品领域有自己的产业链，一旦在目标国家站稳脚跟，将迅速摧毁原有的粮食行业运作链。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曾说，国外粮食企业来中国对于中国的粮食市场发展有一定好处，但是，如果外国资本在中国的粮食市场起着主导作用，国内的粮食安全就会出现问题，使原有的粮食体系可能变为依附于四大粮商的一个环节。

早期进入中国市场之时，四大粮商在中国市场并没有设立工厂，而是以设立办事处的形式，以贸易业务为主，同时对中国市场进行多方位研究。四大粮商正式大规模进入中国市场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研究认为，在自由贸易体系下，资本渗透进农业，攫取了美国政府的大量补贴，从而得以在全球推销低价粮食。与此同时，各国在低价粮食的倾销之下，逐渐丧失粮食自主权。美国粮食巨头和美国国家政权结合而成的“粮食帝国”得以掌控全球的粮食主权。

2004年前后，中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在改革中，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粮食储备体系。县级储备粮库与其他三级粮库一起构成国家粮食储备体系，承担着调节市场供求、平抑年际间粮食产量波动等多项重要任务。

自2004年后，因为逐步实行粮食购销市场化，基层粮库不再获得国家财政补贴，完全自负盈亏。这使部分粮库生产经营艰难，负债沉重。此时，面对实力雄厚的外资粮商抛来的绣球，不少基层粮库认为那是解困良方。

中国粮食话语权旁落，以大豆市场的教训最为惨痛。据媒体报道，有数据显示，四大跨国粮商曾经控制了中国75%以上的油脂市场原料与加工及食用油供应，中国97家大型油脂企业中，跨国粮商参股控股了64家。它们凭借国际资本，基本完成对上中下游的绝对控制权。食用油市场的众多响当当的品牌早已被跨国资本注入。

有报道称，美国ADM与新加坡丰益国际共同控制的益海嘉里，在国内食用油市场已经占有60%-70%的份额，金龙鱼、胡姬花、鲤鱼等食用油品牌同属益海嘉里所有。在合并的当年，就有媒体称益海嘉里掌握了国内油脂价格的控制权，成为中国食用油寡头。

跨国资本以高于国家保護价收购国产大豆，目的是对大豆产业的垄断。从全国的市场占有率来说，国产大豆只是一小部分，益海在国内转基因食用油市场占有率很大，他们的目的是控制大豆产品的定价权。外资控制了大豆领域，大豆油价格便容易被操纵。

比如，2007年，在跨国粮商的操控下，国内食用油价格猛涨，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为此抛出20万吨食用油平抑油价，却未见效果。2010年初，金龙鱼等主要品牌食用油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涨价潮，售价几乎上涨了10%左右。

从 2007 年开始，美国大豆价格一路飙升，从 500 元 / 吨，最高涨到 2008 年 7 月的 1650 元！豆油也从 5000 元 / 吨飙升到 15000 元，豆米白价格也翻了一倍；直接导致猪肉价格一下子飙到 20 几元一斤，几乎是举国震动。

没办法，中国政府只能派出国家队进场，2008 年 3月，中粮、中储粮等国企开始收储大豆与国际资本展开拉锯战，天佑中华，8 月美国爆发金融危机，虚高的大豆价格暴跌，国际资本损失惨重，国家队抄底大量收储大豆作为国家战略储备，光是 2008 年就买了 700 多万吨，以后每年只要大豆价格下降就买买买，一旦国际资本炒作大豆价格就动用储备砸盘，所以，虽然中国大豆产业被国际资本击溃，但是，谁也不敢再炒作大豆价格。没有国家队（中粮、中储粮这些国企粮商）这个定海神针，中国现在的猪肉价格至少要翻一番。

种子安全也成问题，国产种子收复失地

“在本世纪的最初10年，我国种业刚刚起步，恰逢跨国种业公司全球布局之时。种业市场放开后，国产种业发展遭遇巨大压力。 洋种子的代表是玉米先玉335和部分蔬菜品种。最高峰时， 先玉335 推广面积达4000多万亩，国外种子占据大片市场。 那时候，我们的压力很大。” 玉米育种家程相文说。

“洋种子”疯狂布局我国农业区折射出本土种子产业势单力薄的现实。与孟山都、先锋等跨国种业巨头相比，我国的种子企业毫无优势可言。就拿研发投入来说，我国种子企业的研发经费一度总和都不及孟山都的零头。用行话来说就是我国种业目前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农作物育种创新能力、种业产业集中度、种子市场监管能力仍然较低，品种多乱杂、企业多小散、种子假冒伪劣等问题仍然突出。我国种业正面临着一场危机。

农民手中一度很少有可以自然留种的种子了。早先种子都是在各家各户的农民手中，农民年年留种，这家没有那家有，是安全的。后来不是了，都是年年去种子公司购买，种子公司购买的种子只能够种一季，是不能够留种的，否则长出来的是草。种子公司的种子会出问题吗？只有天知道。但真出问题了，农民哪怕有地也没有种子下地了，多么恐怖！更何况，据报导，我国的种业公司曾经一半以上都被控制在外资手里。

2013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种业体制改革提高创新能力的意见》，要求加快公益性科研院所与所办企业分离，使其专心开展基础性公益研究；强化企业技术创新主体地位，鼓励科企合作育种。此后的几年间，在一些重大品种上，打破了体制障碍、学科界线、院墙壁垒，组建了集科研院所和种子企业共同参与的良种重大科研攻关联合体，以四大粮食作物为主线，解决生产实际中的重大品种需求。

原农业部种子局一位官员此前对媒体说，随着突破性优良新品种不断涌现，国内种企的失地逐渐收复。国产品种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国外品种市场份额呈下降趋势，水稻、小麦、大豆、油菜全部为自主选育品种，转基因抗虫棉品种国产化率达95%以上，蔬菜自主选育品种占87%以上，玉米自主选育品种占85%以上，一批自主研发的突破性苗头品种增长势头强劲。

近5年来，虽然全球种业市场总市值有涨有跌，但国内种子市场价值持续提升，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市场。随着市场壮大，我国种企 小、散、弱的格局明显改善。全国持证种子企业已达4300家，比5年前减少50%；上市企业50多家，市值超千亿元；注册资本1亿元以上的达到200多家，比5年前增加2倍多；前50强市场占有率35%，比5年前提高8个百分点。洋种子大范围充斥中国农田的局面得到改观。

通过以上文字，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的政府和企业为捍卫国家粮食安全，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做了大量具体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明显的成效，在一些领域还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和突破。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的认识到，中国的粮食安全依然面临较为严峻内外部挑战，还有大量的课题、难关等待我们解决。粮食安全无小事，全国粮食部门和农业大军一定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思想重大意义的认识，把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积极担当新时代农业领域深化改革、转型发展的重大责任和历史使命，坚决守住管好“天下粮仓”，全力保障新时代国家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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