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作者简介：李瑞锋（1978-），男，内蒙古人，博士。
摘 要：通过对2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就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农村经济就增长0.28%。（2）我国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4%。（3）农村义务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最为明显，但我国低重心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导致投入不足，农村基础教育发展异常艰难。
关键词：农村教育；农村经济；人力资本
中图分类号：F3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07)04-0092-06
农村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承担着非常艰巨的任务，而且基础性教育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提高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就我国而言，关于教育对国民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较多，但是针对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增长的研究较少，实际上，我国的教育发展存在明显的城乡差异，农村教育的投入管理体制和受教育机会公平性等问题都明显有别于城市地区，进而教育质量也存在明显差别，因此，专门对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增长进行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文献综述
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物质资本等要素投入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性因素。自20世纪60年代Schwartz提出人力资本理论以来，许多学者关于教育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Lucas的贡献较为突出。Lucas将Schwartz 的人力资本与Solow的技术进步概念进行有效的结合，并在经济增长模型中将其内生化，认为人力资本的积累才是产出增长的真正源泉[１]。其他经济学家也相继建立了一些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其中主要有Becker, Murphy and Tamura [2]、Sala-i-Martin（1992）等，在这些增长模型中，经济学家们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关键作用。其他学者的研究[3-4]也证实人力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是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能力和品质，是通过对人力投资形成的，其中，教育对人力资本的提升最为直接和重要。在具体的实证研究中，人力资本通常是通过教育变量间接度量的[5]。由此可知，教育对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分为内部效应和外部效应，前者是指个人的人力资本能提升自身的生产率和收益，后者是指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提升能提高所有生产要素的生产率。
在理论发展的同时，许多学者也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分析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Schultz通过计算1929—1957年美国因教育水平提高而增加的教育资本存量和教育资本收益率来测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3%[6]。Denison用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分析了教育作为一种要素投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把教育纳入人力资本的范畴，实证研究显示1929—1985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3.7%[7]。Hall, Jones（1999）对127个国家1988年劳均产出的跨国差异进行了核算，结果表明，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水平的贡献为22%。Young[8]、Gupta and Chakraborty（2004）同样也证明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Lau，Jamison，Liu，Rivkin 采用巴西1970年和1980年的数据，用劳动力人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人力资本，实证研究显示，教育总体上对实际产出的增长有积极影响[9]。我国也有学者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史清琪、秦宝庭等采用丹尼森的方法计算了我国1952—1987年教育对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贡献为12.72%[10]。沈利生、朱运法、张帆等的研究指出，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11-12]。就农村经济而言，周晓等使用panel数据，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产出的作用，回归估计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中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13]。李勋来等利用时间序列数据，研究我国农村人力资本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人力资本对我国农村产出的贡献率低，但其作用是显著的[14]。
也有一些研究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得到充分体现。Jones以及Eicher and Turnovsky通过对OECD国家的相关经济数据进行时间序列分析认为，一些以教育体现的人力资本高速增长的国家，也并没有带来经济相应速度的增长[15-16]。World Bank、Chengze et al的资料表明，虽然不少国家的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一定水平，但经济增长的效果却并不明显，经济增长没有取得与人力资本增长相应的进步[17-18]。一些关于教育与农村经济发展的研究也指出，以教育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农村地区产出的作用并不显著，甚至是负向的[19-22]。
从上面的文献可知，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差异，在一些国家或者某个国家的农村地区，教育的发展并未带来经济的增长。那么就我国农村而言，通过教育发展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能否对长期的农村经济增长产生推动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非常明显，城乡差距突出，城乡经济的一体化程度非常低，相对于整个国民经济而言，农村经济发展滞后。与此对应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也非常缓慢，虽然农村地区人口众多，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人力资本的作用难以发挥，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障碍之一，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农村教育和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关系进行分析。本文在深入探讨相关文献的基础上，通过构建C—D模型分析农村教育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关系。
二、模型构建
在前面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构建了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作为一个独立的要素投入的经济增长扩展模型，来说明教育的效应，采用的是希克斯中性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模型：
Yt=A·Kαt·Lβt·Hφt（1）
其中，Y为产出，K为物质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H为人力资本，A为技术水平，α，β分别代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
H=es（2）
在相关研究中，教育主要是通过对人力资本的提升而纳入模型，许多学者往往使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因此，H表示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以教育反映的人力资本对产出的作用呈现指数增长。如果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0，那么其人力资本水平（H）为1，这意味着人力资本对农村经济增长不会起到作用。
把该式代入上述模型，取对数，并假设φ=γ，模型可表示为：
lnYt=lnA+αlnKt+βlnLt+γSt（3）
为了更好地体现教育对农村经济的作用，我们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非农产业GDP占农村GDP的比重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数。
lnYt=lnA+αlnKt+βlnLt+γSt+ωXi+μ（4）
三、变量解释及数据说明
1.物质资本的衡量。由于我国没有真实资本存量（K）的统计数据，本文主要采用国际上通常使用的永续盘存法进行计算，公式为：Kt = (1-δ)Kt-1+It，其中，Kt和It分别表示T期的资本存量和新增投资，δ为几何折旧率，根据相关研究并结合我国农村的具体实际，假设为5%。基期的资本存量，本文借用霍尔和琼斯（1999）以及Young（2000）所采用的方法：K0=I0 / (g +δ)，I0为基期的投资，g为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
It主要用农村集体单位和居民个人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代替，并对其按照价格指数进行调整，价格指数P采用GDP价格缩减指数。
2.教育的衡量。对于平均受教育年限S的估计, 本文采用相关研究通常采用的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衡量，公式：
S=∑6i=1Ei·ELi
其中，Ei代表各教育程度劳动力的受教育年限，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程度、初中程度、高中程度、中专程度、大专或大专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别为0、6、9、12、13、16；ELi代表不同受教育程度的劳动力占整个农村劳动力的比例。数据通过《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获得。
3.劳动力的衡量。该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关于乡村劳动力的统计。
4.Yi指农村经济，而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不仅包括农业，还包括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因此，用农村GDP不仅包括第一产业增加值，还包括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但是在我国目前的统计中，只有农业GDP而没有农村GDP的统计，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和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编写的《农村经济绿皮书》（各年）中关于GDP的城乡划分，对GDP进行分解，从而得出农村GDP数据。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上述数据回归结果（1）表示没有对模型加入控制变量，回归结果（2）、（3）表示分别在模型中加入控制变量。通过回归方程由无控制变量向控制其他变量的转变，回归方程的稳定性不断增强，各变量的系数变化不大。从总体上来讲，三个回归方程的拟合优度很高，调整R2都在0.98以上，而且通过LM检验，不存在序列相关。从各回归结果分析我们归纳如下：
1.物质资本（K）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与许多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我们研究得出，物质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值为0.2，三个方程的系数相等，相对较为稳定，表示农村的物质资本每增加1%，农村经济将增长0.2%。
2.通过平均受教育年限反映的农村劳动力教育水平（S）在三个方程中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拒绝原假设，表明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系数值从方程（1）到方程（3）并未发生明显的变化，基本维持在0.25—0.28之间，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村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农村经济增长0.28%，农村教育的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3.劳动力（L）系数在加入控制变量后，表现不显著，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劳动力相对富裕，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因此，对农村经济的影响相对较小。尽管不显著，但是其系数仍然为正，与现实较为吻合。而且加入控制变量前后，劳动力系数变化较大，逐渐变得更加稳定，基本维持在0.55左右。
4.农村GDP中非农业占比变量（NAG）也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在5%的水平上拒绝原假设，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表示农村经济中非农产业的大力发展有利于推动整个农村经济增长。
5.通过引入农作物播种面积指数表示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问题，反映产业结构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回归模型估计结果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分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我们利用回归模型（3）对各因素进行分解，分析其对农村GDP增长率的贡献，从分解的结果显示，在1984—1994年间，资本投入和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基本相当，并没有明显的作用，主要是在农村领域我国教育事业刚刚起步，教育的功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1994—2001年间，农村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资本投入，其次是教育作用，教育的贡献率达到29.8％。2001—2004年间，我国农村教育的发展不断推进，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依然非常明显，贡献率为27.9％，保持在30％作用。从整个样本期（1984—2004年）来看，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资本投入仍然是主要的增长来源，贡献率达16.25％，表明在我国农村地区，资本投入仍显不足，资本要素仍然相对稀缺，资本投入的增加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非常明显；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足资本投入，达8.03%。由此可知，在我国农村地区20年的发展过程中，前10年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后10年农村教育发展带来的效应不断扩散，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发挥。因此，加大教育投入，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增长。
五、农村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农村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教育贡献突出，为了从不同教育层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分离，我们进一步分解了各种教育层次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在1984—2004年间，小学和初中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突出，贡献率高达5.52%，这主要是因为在我国农村劳动力中仍然以小学和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居多，2004年占全部劳动力的80％，这些主力军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层次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断凸现，高中及中专和大专以上教育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逐渐提高。由于农村劳动力中接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劳动力较少，因此，对农村经济的促进作用没有得到明显的体现，2004年具有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仅为0.77％，贡献率仅为0.54%。
由此可知，农村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性。大力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对于提高劳动者素质，扩大就业机会，提升人力资本，进而推动农村经济增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的城乡差距仍然非常明显，相对于城市而言，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但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低下，人力资本的作用难以发挥。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教育投入不足，多项研究成果表明，低重心的教育财政体制不完善是主要的体制性原因，使得过分强调基层政府（主要是县级政府）的责任，而对中央和省级政府的责任模糊化，导致具有均等化调节作用的转移支付制度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仍然异常艰难。
20世纪80年代，我国农村基础教育开始实行地方政府负责、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管理投入体制。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各级政府层层下放权利和责任，形成了“县办高中、乡办初中、村办小学”的局面，同时也形成了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机制，即以财政拨款为主，辅之以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收取杂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等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这样的管理投入机制是以乡镇财政和农民承担了大部分投入责任为代价的。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全国7个省26个县的抽样调查，1998年样本县义务教育经费总支出中，县以上各级财政的教育补助专款约占12 %（中央补助约占1 %，省补助约占11 %），县财政约10 %，其他的78 %左右由乡财政和农民个人负担。因此，基础教育发展的稳定性并不牢固，有关财政体制的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对农村教育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一点从随后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得到验证。例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2000年税费改革、2001年“一费制”的推行等。在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下，我国于2001年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提升了管理投入主体的重心，但相对于整个政府级次而言，投入主体重心仍然很低。
教育因为同时具有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特征，而被普遍认为应属于准公共产品，但是教育存在不同的级次，教育公共产品特性的强弱表现也不同，随着教育级次的降低，教育公共产品的特征表现得更为突出。因此，基础教育应属于公共产品。同时随着人口的流动，基础教育不仅仅会使所辖地方受益，而且也会使辖区外甚至全国受益。更为明显的是，基础教育是各级教育的基础，对于人民素质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基础教育应属于全国性公共产品，中央和省政府应该承担主要的管理和投入责任，加大基础教育的发展，首先明确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投入管理责任和投入份额。然而，基础教育管理投入体制的多次改革都基本维持低重心的格局，这使得教育经费过分依赖于地方财政收入和地方政府对非政府资金的调动能力，必然导致经费投入的纵向和横向差异性明显：从全国来讲，这种低重心的体制就表现为县级之间教育投入的差异性。从各级政府的财力来讲，这种低重心的体制就必然导致县级财力紧张，对基础教育经费投入严重不足。
从横向的城乡差异来讲，基础教育经费的差异性非常明显，2002年全国初中生均经费支出为1 534.66元，而农村生均经费支出为1 129.21元，是全国平均的73.58%，预算内生均经费支出也相差很多，小学也表现出相同的趋势。从纵向的政府间差异来讲，低重心的体制也导致县级财政压力较大。义务教育对财政产生的压力自然而然就会演变为经费投入不足和“普九”欠债难以偿还。经费不足的直接表现之一是教师工资发放困难，拖欠教师工资的现象非常普遍。虽然近几年在政府的高压政策下，拖欠教师工资的问题得到缓解，但是在个别地区仍然存在。经费不足也导致学校公用经费拮据，学校维持正常的运转也非常困难，设备配置不齐，办学条件落后，教师培训难以开展，知识结构得不到改善。经费不足更为严重的表现是学校新建、改建、扩建和危房改造难以进行，校舍紧张，大班和超大班也非常普遍，危房严重，已经严重威胁着教师和学生的生命财产安全。“保工资、保运转、保安全”的三保机制在许多农村地区没有得到真正体现。
六、简要结论
本文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对20年来我国农村教育发展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农村教育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无论是毕业生数、招生数还是在校学生数都占有较大的比例，也承担着非常沉重的任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我国农村教育事业也得以强化，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不断提高。农村教育的发展对我国农村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贡献率明显。
通过20年来的分析可知，农村教育中，基础教育对农村经济增长的贡献最为突出，然而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发展面临许多难题，教育投入不足是直接原因，低重心的农村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是根本性的制度性原因，加快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提升投入主体重心，推动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有利于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长期增长。
资本投入在农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仍然非常明显，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力度，通过资本投入进一步带动农村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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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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