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高职院校竞争力发展模型研究
摘要：对浙江省44所高职院校的评估数据进行结构方程理论研究，研究结果表明，从模型上看，高职院校的社会效益和人才梯度培养两方面是影响其发展的核心因素，但两维度指标对高职院校的竞争力贡献偏弱。校园文化对高职院校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正面作用，但当前高职院校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投入和管理存在不足。 因此，高职院校在提升自身竞争力和社会贡献度的同时，必须打造出校园文化特色鲜明、社会服务能力强、社会效益产出多、技术创新适应企业人才需求的发展新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竞争力；发展模型；指标因素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727（2018）05-0036-05
2017年，全国高职院校校共有1 388所，其中，浙江省共有高职院校44所。“十二五”期间，各级各类职业院校为社会输送了近5 000万名毕业生，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我国高等职业院校为社会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相关研究发现，竞争力涵盖的是多维指标的组成。目前，在我国研究高职院校竞争力体系由四维指标组成，即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毕业生情况、社会评价；具体影响因素包括教学、科研、资源开发、管理等方面，也包括人才要素、技术特色、制度、硬件配置[1-7]。另外，基础办学能力和市场化能力也是影响高职发展与竞争的要素[8]。随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影响高职院校竞争力的因素还包括了研究创新能力、资源整合力和校园文化影响力[9]；与此同时，由于国家对高职院校政策及财政的大力支持，高职院校发展又出现了战略管理，组织结构因素和环境变量对高职院校竞争力影响巨大[10]。随着 “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国际化也成为了高职院校竞争力的核心因素指标[11]。因此，这些维度指标都是拓展高职院校内涵指标维度发展的空间。然而，上述这些研究基本在理论层面，对高职院校竞争力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没有深入研究。那么，目前影响高等职业院校竞争力发展的指标维度有哪些呢？
笔者结合以上研究成果，利用结构方程理论，将浙江省区域范围内44所高职院校评估指标因素共计236项指标分为5类独立的发展维度。其中包括高职院校的校园建设投入、管理制度完善、校园文化建设、高职院校社会效益产出、校园人才梯度培养，通过对这些维度进行模型构建来研究各个指标间的路径系数对高职院校竞争力的贡献值，以探寻浙江省高职院校发展的共性指标因素及结构特征间的相互影响因素。
一、研究对象和指标选取
（一）研究对象
以浙江省44所高职院校评估指标为研究对象。
（二）指标选取
制度建设（3项），基本办学条件（16项），生均教学经费占生均公用经费的比重（9项），生师比（3项），博士学位教师比例（2项），教授为本科生授课（3项），专任教师在职培训（9项），当年高考投档线（3项），毕业生就业率（6项），毕业生创业率（7项），专业就业对口率（3项），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5项），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6项），教学改革（7项），校园文化制度（4项），校园活动开展（2项），在校外国留学生数百分比（3项），学生国（境）外交流学习百分比（3项），学生省外交流学习百分比（6项），专任教师国（境）外访学三个月以上人员百分比（9项），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项目、竞赛项目、命名和奖励情况（97项），在省内外产生积极重大影响的教学工作成果（30项），累计指标236项。
二、研究方法
（一）指标数据的无量纲化处理
高职院校竞争力指标评价是综合性评价。由于各指标的单位不同，导致指标间没有统一的度量标准，且难以比较和取舍。鉴于此，在进行指标评价前，需要采取一定标准变换，各项指标属性统一变换到[0，1]区间值，即对评价指标属性进行无量纲化处理[6]。具有公式如下：
（二）結构方程模型的建立
结构方程模型将一些无法直接观测而又要研究探讨的问题作为潜变量，通过一些可以直接观测的变量（指标）反映这些潜变量，从而建立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它是从微观个体出发探讨宏观规律的一种统计方法。相比其他模型而言，结构方程模型具有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等优点。因此，结构方程模型是一个包含面很广的数学模型。对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可以写成如下的结构方程：
对于指标与潜变量之间的关系，通常写成如下测量方程：
同时，X 为外源指标构成的向量，Λx表示外源指标与外源潜变量之间的关系；Y为内生指标构成的向量，Λy表示内生指标与内生潜变量之间的关系。
三、结果与分析
（一）高职院校评估累计指标的因子分析
对209个评估指标进行主成份提取可知，KMO=0.85 Bartlett球形检验卡法值=21.56，自由度=56.354，p<0.01。6个指标体系可靠度Cronbach’s Alpha=0.815。一般而言，如果克隆巴赫α系数高于 0.5 即被认为可靠，高于0.7 则被认为数据具有很高的可靠性。因此，本文研究的每个潜变量的系数均高于 0.8，表明各因子的相应测量指标之间相关，可以比较一致地反映结构变量，指标数据的可靠性较高。通过因子分析降维后，根据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选取原则，Kaiser法提取因子的要求较为严格，同时对信息的删除较为严重，不能足够多地反映数据原来的信息。因此，我们选取了前 6个因子，方差累计贡献率达到 87.961%，解释度接近90%。第一个因子命名为“校园投资”，包含以下指标：基本办学条件（16项）、生均教学经费占生均公用经费的比重（9项）、生师比（3项）、专任教师在职培训（9项）、当年高考投档线；第二个因子命名为“管理制度”，包含以下指标：制度建设（3项）、教学改革（7项）；第三个因子命名为“社会效益”，包含以下指标：毕业生就业率（6项）、毕业生创业率（7项）、专业就业对口率（3项）、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5项）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6项）；第四个因子命名为“校园文化建设”，包含以下指标：校园制度建设（4项），校园活动开展（2项）；第五个因子命名“培养学生人才梯度”，包含以下指标：在校外国留学生数百分比（3项）、学生国（境）外交流学习百分比（3项）、学生省外交流学习百分比（6项）、专任教师国（境）外访学三个月以上人员百分比（9项）；第六个因子命名为“竞争力”，包含以下指标：获得国家级省级教学项目、竞赛项目、命名和奖励情况（97项），毕业生就业人均起薪水平（5项），学生对教学的满意度（6项）。也就是说，以上6个主成分可以解释高职院校所有指标模型总变差的87.961%。（由于篇幅原因公因子旋转表格略）
（二）高职院校评估指标的结构模型分析
运用LISREL统计软件对所构建的高职院校竞争指标模型中各内、外隐变量之间的路径系数进行分析，并对模型中的潜变量的路径系数进行标准化估计，可以得出结构变量的路径系数图，如下页图1所示。拟合结果显示，各指标均通过0.05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X2/df=3.092，CFI、IFI和ZNFI（0.879、0.902、0.886）都达到了大于 0.9 的标准，RMSEA（0.0178）值为 0.021（小于 0.05），表明模型适配度非常好。虽然GFI、AGFI和NFI（0.831、0.863、0.854）未达0.9的标准，但介于0.8～0.9之间，表示模型拟合度可以接受。修正后的模型拟合度更好，因此选择为最终模型。
四、研究启示
（一）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发展模式
从模型的识别来看，浙江省高职院校校园投入对高职院校管理制度建设的路径系数达到0.52，具有积极的正相关性。近年来，随着浙江经济总量不断增长，教育财政对高等教育投入也不断增多。同时，2015年教育部数据统计显示，全国职业教育财政性经费拨款金额达到2 950亿元。为进一步加大高职院校的经费投入，2017年全国各省市财政拨款金额目标每年人均不低于1.2万元。高职院校的财政资源支出得到了应有的财政保障，具体体现在校园基础建设、管理制度、软环境建设等投入比例显著加大。如校园图书馆、学生寝室楼、教学楼建设，具有博士学位、教授职称的教师人数逐年增多，科研投入比例加大，校外拓展增多，国际交流频繁等。另外，教育部2015年印发《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和《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 年）》，明确了今后我国高职教育发展从硬件建设型转向内涵发展型的思路。
然而，目前我国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发展还停留在基础建设投入、发展规模、建设速度、培养人数、就业率等常态指标。同时，从模型中可知，由于校园投入不断加大，所产生的社会效益、人才建设梯度两维度指标的路径系数为正相关（0.24、0.25），但对高职院校竞争力的贡献程度偏低。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少数重点高职院校已经开始转向注重专业结构调整、课程建设效率、社会服务效益、校企融入、社会满意度、“双师型”队伍建设、学徒制运行、教学改革与实践相配、校园文化评价等内涵指标的体系化构建。浙江省高职院校的发展转型能力要高于全国水平[12]。目前，浙江省高职院校基本建立了校企合作的模式，尤其是学生和教师必须下企业进行实习和专业实践提升，大大促进了教师的课堂实效性。浙江是全国民营企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对技术工人的需求日益增多，因此，浙江省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可以很好地满足工厂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服务当地经济的发展。尤其是产业信息化、智能化、精细化、国际化将大大改变现有劳动力的知识结构、技术技能等。因此，现在的高职院校培养人才梯度建设要更加依托产业升级，专业建设更加服务于地方企业，从而产出更加明显的社会效益。
可是，社会效益和人才梯度建设在高职院校的竞争力上路径系数为负相关（-0.03，-0.04），说明浙江省高职院校服务社会能力、专业适应社会能力偏弱。笔者通过走访和调查浙江省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是发现，就现有的44所高职院校来说，不管是重点院校还是一般性院校，在人才培养方案中都缺乏以就业为导向的专业设置来培养学生的基本共性。笔者在调查中还发现，类似不充分发展的原因是浙江省属的高职院校之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机会比较多，导致各个院校之间相互借鉴，发展模式类似，缺乏必要的创新，同时也缺乏服务地域经济需求、学校专业资源配置、与市场化相匹配的专业调整机制。为什么浙江省高职院校的专业发展会有类似的瓶颈呢？
随着政府财政的大力投入，各高职院校招聘的多数教师具有较好的学历和职称，如多数学校60%以上的教师具备研究生学历或具备副教授、教授职称，他们具备丰富的专业理论水平。可是，他们对职业教育中的教学实践能力、服务企业的能力、贴近学生的实践教学服务能力，存在着严重的自我调整意识不够充分。与此同时，教师的服务企业水平偏低，影响了高职院校社会效益的产出和社会服务能力的有效提升，从而对高职院校的竞争力发展存在制约。
另外，高职院校的生源质量也是导致学校人才培养及服务社会能力下降的因素。因为高职院校的生源不管是学习能力还是学习习惯上都存在一定的不足，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和社会效益评价。故此，高职院校要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不仅要在管理体制、课程建设、校企联姻、教法改革等内涵指标上下功夫，而且要从生源质量上进行自主招生改革，吸引更多有一技之长的学生报考。
（二）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发展模式
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具有高校校园文化的共性即社会文化的特质性[13]。其特征具有鲜明的职业属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专业实践性。如浙江省每年筹办的全省“挑战杯”比赛，通过举办比赛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思考问题的能力。其次是职业导向性。如高职院校学生顶岗实习，让学生充分理解自己所学的知识如何服务企业，从而让学生对自己的职业有一定的自我规划。最后是行业选择性。如学生实训，浙江省44所高职院校的学生都有为期2～3周的实训，主要是让学生懂得行业发展的特点，从而培养学生对行业的热爱之情与拼搏精神。因此，校园文化对高职院校学生发展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具有文化特色的专业品牌，比如模具专业、數控专业、智能专业、护理专业、航海专业、学前专业等。但是，从研究模型可知，校园投入和管理制度对校园文化建设的模型路径系数分别为-0.13、-0.36，呈负相关。说明高职院校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投入的资金比例少，而且对校园文化建设缺乏制度管理。与其相反的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对高职院校的竞争力路径系数为正相关（0.11），虽然贡献系数偏小，但对高职院校的竞争力具有积极的重要意义。笔者认为，一些高职院校对自身校园文化建设不够重视的原因可能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管理部门呈现多部门协管或重叠，另外，目前高职院校没有专门的校级直属机构对校园文化进行组织管理与策划，从而无法将校园文化特色发展置于学校建设中去。随着高职院校发展的国际合作空间越来越宽广，校园文化作为高职院校的“巧实力”指标进行对外输出交流显得格外重要。2017年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发布会上公布的浙江省6所国际化合作办学程度较高的学校，分别是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它们的国际化程度比较高。目前，浙江省重点高职院校都有自己的留学生对口管理部门。生源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如非洲国家、中亚国家以及欧美国家，尤其是亚非国家。同时，学校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教师前往友好国家进行支教活动和国际校园文化合作交流，以扩大学校的影响力，也让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的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文化底蕴。因此，大力建设好、利用好、发挥好高职院校校园文化的功能作用，是当今高职院校发展的主要核心因素。这与本文研究得出的结论具有一致性。
五、研究展望
通过对浙江省高职院校竞争力模型的研究不难发现，浙江省高职院校在校园基础建设、管理制度完善等方面是较好的。但浙江省的44所高职院校绝大多数都是以前的中专、夜大、电大、技校等合并组建而成，很多基础性建设和管理制度的延用比较多，这给高职院校发展带来了很强的阻碍，如教师队伍考核、学生培养方案、社会服务能力、社会效益产出等影响学校发展与竞争的因素存在严重的观念性落后。在新时期，这些弊端会很快得以解决。2017年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公布了2018—2020年我国大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九大制造业领域，其中涵盖了轨道运输制造业（吉林）、船舶制造业（上海）、人工智能制造业（浙江）、智能交通工具（上海）、现代农机制造业（辽宁）、医疗设备与医药制造业（云南）、先进材料制造业（浙江）、智能制造业（上海）、重工业制造业（辽宁）。
今后，我国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及专业配置，仍然要服务于我国社会工业化发展过程。因此，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要以“服务社会工业体系”为目标的人才制度建设为宗旨，依托以地域化、社会市场化为导向的专业配置，以完善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体系为基础，建设特色鲜明、符合高职院校自身校园文化特点的宣传平台，以国际交流合作为发展空间，不断加大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程度，让现代职业教育助推经济社会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庚.统计模型与统计实验[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4.
[2]梁岩.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综合评价实证研究[D]. 石家庄：石家庄鐵道大学，2015.
[3]王晓，许传海.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模型研究[J].山东建筑大学学报，2014（2）：148-151，175.
[4]陈洪转，成长春，殷凤春.对我国高校核心竞争力定量评价研究[J].辽宁教育研究，2006（7）：20-23.
[5]霍小军.高校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J].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2006（1）：178-180.
[6]李国艳.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辽宁高职学报，2005（5）：4-8.
[7]胡家秀，倪勇丁，明军.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研究[J].高教探索，2012（2）：107-109，146.
[8]金红.我国高等院校核心竞争力结构解析[J].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7（2）：99-103.
[9]施鲁莎.地方高校核心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J].中国成人教育，2010（10）：5-6.
[10]刘文江，杨理连，李佐.核心竞争力视角下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研究[J].职教论坛，2010（36）：9-11.
[11]崔媛.后示范时代高职院校核心竞争力评价体系的构建[J].才智，2016（31）：115-116.
[12]王昆欣，汪亚明，王方.旅游高职院校核心专业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及排名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16（5）：106-110.
[13]李建荣，姚婷.校企文化融合视角下高职院校专业文化建设研究[J].天津职业大学学报，2012（1）：33-35.
（责任编辑：杨在良）
上一篇：2018年值得关注的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