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来香港一百年（之三）

长江 女，蒙古族，1958年生于北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长年任报刊、电视一线记者。文学博士。1985年开始报告文学写作，作品亦曾多次获国家级奖项，较有影响的作品有《走出古老的寓言》《天歌》《山野斯人》《中方雇员》《矿难如麻》《你，澳抗阳性吗？》《对面坐着马向东》等。目前供职于中央电视台香港记者站。

写了半天香港，文章也发出了几十篇，扔到朋友的圈儿里想赚点“喝彩”，没想到朋友看后却很不客气：“啥玩艺儿呀你写的那些文章？只顾自己痛快，对读者也太不负责了！”

我傻子一样，委屈都顾不上：“怎么就不负责了？读者难道想看的不就是这些过去没人细说的新鲜事儿？”

“屁，内地的读者，你写的得和他们有点关系！”

“什么关系？”

“吃喝拉撒，柴米油盐。香港那地方老百姓一般都怎么生活——怎么走路、怎么住房、白天马路上堵不堵车？司机无责任撞死了人是不是白撞？手机收费贵不贵？小孩子上学要不要累死家长？人生了病得花多少钱去看医生？穷人的日子有多穷、富人的日子有多富？穷人富人两极分化了彼此会不会干仗？还有，香港那个社会不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嘛，人家那里的官员有没有贪污腐败？商家敢不敢掺杂使假？高收入的人群会不会偷税漏税？此外，‘红灯区’究竟在哪儿？赌博业是不是高度发达？……”

哦，我听了半天，明白了，原来自己眼光太各色。如此说来我的文章还真是有点“不负责任”。但是要“负责任”怎么负？衣食住行这好说，东打听西打听，到处走走看看，最后总能了解到个八九不离十。可是我没孩子在香港上学呀，生了病还是继续享受着在内地时的医疗保障，一些更特别的地方比如“红灯区”，我怎么去啊？又不是大男人，“走马观花”地到店里随便一逛，还不让人生疑？

不过为了给朋友一个起码的“负责任”的态度，接下来的日子，香港的四面八方，犄角旮旯，我就拼命地往里头钻——

“叮当车”带来了多久的风？

基本上把生活在香港安顿了下来，走进寻常，该采访时采访，该吃喝时吃喝，除此以外，要想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有点“目的”，随心所欲地走进这个社会的很多角落，我感觉首先要学会“行”，“行”中自然包括坐车，也包括懂得该去、怎么去什么地方。

“坐车”也要学？有些人的不屑（比如我那些不客气的朋友）也许就会甩过来。

对，香港这座城市，人们会不会开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会不会利用公共交通。这一点可不像内地人想象的那样：香港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人人外出都会开着自己漂亮的小轿车。否。挺高级的公司职员上班，每天穿着西服在街边排队等公车，稀松平常。

香港的公共交通高度发达，但是出租汽车收费却奇贵，内地人如果在此常驻，不会利用公交系统，长年累月的可想而知，真是“破费”不起。我之所以要说“行”在香港也要学习，这里不是有意埋汰香港人，指责他们很多年前就把自己的城市交通设计得暗藏狡猾，但是香港的“大巴”、“小巴”多如蚯蚓，站牌却又高又小，车站的名称更是仿佛要难为外来人，汉字不仅小得像手指甲盖儿一样大，而且到站的车辆如果看到没人招手上车，这一站又正好没人按铃下车，就不停，车上也一律不设售票员。因此最开始我在香港外出，想坐巴士省点钱，问我先生到某某地方应该第几站下呀？先生哭笑不得：“怎么说呢，谁知道你坐的那趟巴士哪站停，哪站不停？”

被逼无奈，坐不成巴士咱就钻地铁。

香港的地铁可谓四通八达，标示清楚，但是与内地的价格相比也是不菲，大部分路段还都跑在地下，见不到阳光也见不到街景，满足不了我一个外来人第一眼的张望欲，所以也不可心。

幸好，除了巴士、地铁，香港的平民阶层还有一种更通俗的交通工具，这就是“叮当车”，香港人叫“叮叮车”，官名为“有轨电车”。这种玩艺儿带着百年的沧桑，每天穿梭在大都市的楼宇之林，把古老和现代串联沟通，在我看来简直是马路上一块块会滚动的“活化石”——

事实上，香港的“叮当车”最早诞生在1904年，开始只有26辆，只有富人坐得起。后来经过上百年的努力，“叮当车”从第一代的单层、第二代的开篷、第三代的上层架有帆布帐篷、第四代的上层全部密封和第五代的千禧新电车，五易车型演变至今，面貌却依然凝聚着古老的概念。现在，香港从筲箕湾到坚尼地城，横贯整个港岛东西，163辆有轨电车每天都在“叮叮当当”地来回忙个不停，平均日接载乘客24万人次左右，备受香港市民和像我这样的“栖息者”捧场。

曾经，有人因为“叮当车”在马路上占道，速度不快而又有噪音，建议让这种“老古董”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立刻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一百多年来，香港人已经听惯了“叮当车”的声音，一百多年的时间，香港由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发展成为摩天大厦林立、霓虹缤纷闪烁的现代化大都市，唯独这16公里长的电车轨道没有变。“叮当车”物美价廉，每天早上从6点一口气能跑到次日凌晨的1点，无论你从哪一站坐起，成人票价一律2元，儿童和老人还只要半价，每250米就设有一个车站，乘客想上就上、想下就下，自在得很。

我喜爱“叮当车”，开始的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省钱。两块钱硬币，一百年前也许还能吃顿饭，一百年后别说对香港，就是对内地人，谁还在乎？然而为什么现如今香港早已经是一个物质发达、物价高企了的社会，“叮当车”却可以依然收费如此低廉？有一天我坐在车上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向一位“上班族”的年轻人打听，“上班族”用普通话断断续续地让我明白了大意：“1917年，香港电车公司，政府给了豁免专利税，所以叮当车，一直都可以没有怎么太涨价。”哦，原来香港的城市交通，放到显微镜下，还有点像人体内快速流动着的血液，“叮当车”是一种特殊的红血球，政府刻意给它营养、保护它，这种用心已经坚持快一个世纪了。

两块钱的“叮当车”能够逍遥地带着我把陌生的香港四面八方、高高低低地看个够(如今香港还有两辆怀旧的“观光电车”)，因此一上车，我总喜欢往二楼跑，顺着古老的旋转楼梯，紧紧抓住木制扶手，到了二层，还一准要抢占最前面的座位，双手用力将提拉式的玻璃窗尽量地往下压，这样，车一动，风从正面吹来，港岛的市井就在我面前缓缓流动，人坐在车上几乎就等于街头慢跑。每每到了这种时刻，我都可以想象：一百年前的那拨香港人，他们坐在“叮当车”上，其状态和如今的我难道不是有点类似？原始与现代在风里哪会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晚来香港一百年的我，虽然和先人身处不同的时代，却可以同时感受得到时光的现在与过去。

“叮当车”满身的神秘不仅在于它的历史，还在于它的声音。

很长时间了我都不知道，“叮当车”的“叮当”之声究竟发自哪个部位，车上、车下地到处找，怎么也解不开这个谜。后来“不耻下问”，知道了“叮当车”的“发声”秘密原来就在司机的脚下，就包藏于一颗小铜钮儿。这颗小铜钮儿叫“脚钟”，司机起步、到站或者提醒路人躲避，只要用脚在“脚钟”上轻轻地点上几下，一连串儿悦耳的声音就会响彻四方——那种没有喇叭的百年鸣响拖着深邃钻进人的耳朵，令人恍如隔世，而且那种声音还很清脆，又极富穿透力，高傲得完全不理会任何现代化的存在，就在你我他的身边萦绕……

香港为什么不“堵车”？

说句老实话，尽管生活在香港，我最先接受并喜爱的是“叮当车”，但是后来对这座城市慢慢熟悉了，巴士也常坐，只是这一坐不得了，醒了一个意识，再回北京，再看到北京近几年汽车把马路堵得，有时扔了钥匙，不开车，也学着香港人的样子坐起了公共汽车。这种变化在我身上发生，谁也想不到竟然是因为领略了香港，改变了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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