桃花扇底看前朝
1 桃花扇底看前朝
明朝初期的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这定都开国，当了三十一年皇帝，他儿子明成祖永乐大帝继往开来，又接着干十八年。应天府因此成为户籍人口最多的城市，根据文献记载，朱元璋初入南京，人口只有九万五千人。到洪武四年，精确统计应天府户口，全城“军民官吏人户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九”。
过去更在乎的是户口，是看有多少户人家，通常是按户口收人头税，而不是像今天这样，以人口为统计单位。按照专家的推算，洪武四年，南京城中各色人等，已接近三十九万人，在当时，可以算是一个很说得过去的大城市。然而朱元璋还不是很满意，他老人家苦孩子出生，好不容易当了皇帝，一心要成为中华历史上最大的土豪。
对于城市管理，朱元璋喜欢大换血，喜欢玩人口大挪移。喜欢换来换去，这种近乎极端的做法，完全是凭着自己的个人意志，给南京原住民带来灭顶之灾，留下了一道道难以磨灭的创伤，让南京在短时期内，成为一个全新的移民城市。万历年间的南京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便写道：
高皇帝定鼎金陵，驱旧民置云南，乃于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苏、浙等处上户四万五千余家，填实京师，壮丁发各监局充匠，余为编户，置都城之内外，名曰“坊厢”。
明朝人眼里的“苏、浙”是苏州和杭州的意思，当时还没有江苏这个词，江苏省还没有诞生，坊厢的具体解释就是，安置在城里的居民为坊，弄到城郭之外去住的是厢。中国古代城市区划，城中曰坊，近城曰厢，随着城市扩大，“坊厢”又往往可以泛指市街。当时大规模人口“填实京师”，据《上元县志》记载有两次，一是洪武十三年，徙五千三百户富民于京师，一是洪武二十八年，移直隶苏州等十七府及浙江等六布政司小民进京。在朱元璋的进京指标中，既有全国的富人，也有穷人，即所谓为富人配套服务的低端人口。
到洪武末年，南京人口大约是七十万人，无可争议地成为全国排名第一的大都市，不折不扣的首都，面积最大人口最多。因为有太多移民，这时候的南京话已不纯粹，不纯粹就变成了国语，就是通行的普通话。永乐大帝迁都后，南京人口立刻走入低谷，将近一半的人去了北京，当官的走了，工匠们走了，许多从事三产的服务人员，也浩浩荡荡地跟着走了。
当然，说当官的都走了并不完全准确，南京仍然还有一个很大的官场。物无两大，权以一尊，虽然南吏部不与铨选，南礼部不知贡举，南户部无敛散之实，南兵部无调遣之行，可是南都的六大部名義还在，级别仍然。毕竟此次迁都与以往南京历史上的亡国不一样，应天府不再是首都，仍然还是留都，大明王朝的太祖坟在这，祖宗在这。江南经济地位已无可动摇，这里的财政收入是中央政府的经济支柱，首都可以北迁，必须还有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在这帮着看家护院，帮着收租子。
粗略地估算，永乐大帝迁都，南京人口急遽下降到三十万人，然后又慢慢增加，到明朝末年，应天府常住人口，至少有五十万人。总体而言，明朝时期的南京，生活水平相对还是好的，还是安定的，富庶的，社会风气呢，却有点越来越不像话，《客座赘语》对此就有记录：
正、嘉以前，南都风尚最为醇厚。荐绅以文章政事、行谊气节为常，求田问舍之事少，而营声利、畜伎乐者，百不一二见之。逢掖以呫哔帖括、授徒下帷为常，投贽干名之事少，而挟倡优、耽博弈、交关士大夫陈说是非者，百不一二见之。军民以营生务本、畏官长、守朴陋为常，后饰帝服之事少，而卖官鬻爵、服舍亡等、几与士大夫抗衡者，百不一二见之。妇女以深居不露面、治酒浆、工织纴为常，珠翠绮罗之事少，而拟饰倡妓、交结姏媪、出入施施无异男子者，百不一二见之。
再解释一下，正德和嘉靖之前，也就是1505年明武宗当皇帝前，南京民风还是十分醇厚。推荐人才，讲究以德服众，讲究真才实学，那时候的读书人很有些读书人样子。所谓“逢掖”，是古代读书人穿的服装，引申为读书人，“呫哔帖括”这词早已不用，前面两字是朗读，后面两字是经卷，抱着书死读的意思。渐渐开始不像话了，读书人再也不像读书人，老百姓呢，也越来越不像老百姓，越来越不循规蹈矩，越来越不靠谱。
仍然是以服饰为例，明朝初年穿衣服有严格规定，绝不允许乱来。正德和嘉靖之后，天高皇帝远，规矩不再是规矩，穿红戴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头上帽子千奇百怪，脚上鞋子也是五花八门：
足之所履，昔惟云履、素履，无它异式。今则又有方头、短脸、球鞋、罗汉靸、僧鞋，其跟益务为浅薄，至拖曳而后成步，其色则红、紫、黄、绿，亡所不有。
必须交代清楚，这些五花八门的鞋，不是穿在女人的三寸金莲上，是蹬在大老爷们的脚上。因此在明朝的中后期，你若在南京大街上行走，看见一位男同志趿着一双大红绣花鞋，千万不要吃惊。
明朝初年，严格规定老百姓的服饰，庶民只能是“服浅色”，不得穿金戴银，首饰也不允许用金玉珠翠。到明朝中期，特别是到了晚明，经济发达了，老百姓日子好过了，国家律令开始置若罔闻，“巾服违制之禁，视若弁髦矣”。上上下下都不讲规矩，影响从来都是相互的，越是不允许，大家越是想试试。按照规矩，教坊司乐工，也就是在妓院打工的老少爷们，其地位卑鄙，只能戴青色卍字巾，系红绿褡禣，常服则绿头巾，所谓的绿帽子，以不同于士庶。然而在明朝后期却坏了规矩，已经“与朝臣无异，且亦衣练鹊如士夫”，“进贤冠束带，竟与百官无异”。
秦淮名妓的服饰，号称“时世妆”，竞相为世人所模仿。本来只能“戴明角冠，皂褙子”的贱民，突然引领时装潮流。“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既然良家妇女不再“耻类娼妓”，结果便是“女装皆踵娼妓”，“奴隶争尚华丽”，大红礼服竟然可以作为“常服”，“担石之家非绣衣大红不服，婢女出使非大红里衣不华”。男子服锦绮，女子饰金珠，早已非常普遍，封建的等级制度，朝廷制定的各种规矩，各种条条框框，说打乱就打乱了。
古代妇女抛头露面的机会不多，清规戒律对她们的约束，往往最不容易奏效，“男子僭于外，法可以禁止，妇女僭于内，禁有所不及，故移风易俗，于此尤难”。女人的事有时候比男人还难办，晚明时的很多南京妇女竟尚虚荣，在服饰上争奇斗妍，往往不顾经济实力。“俗尚日奢，妇女尤甚，家才担石，已贸绮罗，积未锱铢，先营珠翠”，最后的结果便只能是“生计日蹙，生殖日枯”，“贸易之家，发迹未几，倾覆随之，指房屋以偿逋，挈妻孥而远遯者，比比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