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思路与显著特征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的建设的严峻形势与艰巨任务，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改革创新精神，以“抓铁有痕”的决心与信心，以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与突破口，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短短两年内党的建设就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在彰显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思路同时，也彰显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特点，即坚持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坚持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坚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共同推进，“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
[关键词]习近平讲话精神；从严治党；战略思路；从严治吏；党的建设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D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5-0017-09
[收稿日期]2015-02-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群众关系研究”（13&ZD009）；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信息化发展对党的建设的重大影响及其对策研究”（12BDJ030）；上海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作者简介]刘红凛（1969-），男，山东泰安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访问学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部（政党研究所）教授，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首席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期党的工作作风与党群关系研究”首席专家，主要从事政党政治、执政党建设、中外政党制度比较等研究。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是历史的基本结论；“打铁先得自身硬”这是民间俗语，也是党的建设的“硬道理”。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四风”与腐败等党建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反复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奉行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以改革创新精神、以“抓铁有痕”的决心与信心，真抓实干，在短短两年内，党的建设就取得了举世瞩目、内外公认的显著成效。同时，彰显了十八大以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战略思路与显著特征，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色与实践特色。
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当代意蕴
“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的基本经验与重要原则，是改革开放以来加强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和基本要求。从历史上看，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把少数腐败分子开除出党，还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教育、提高其素质。1989年政治风波后邓小平在《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一文中深刻指出：“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P314） 1992年他在南巡谈话中更加尖锐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P380）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都突出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由此可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越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局面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加强调重视“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党和国家历史方位的变化以及党员队伍的发展变化，新形势下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异常严峻，在信息网络条件下更显突出，“特别是有的领导机关、领导班子和一些领导干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突出，奢靡之风严重，主要表现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这些问题，严重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严重损害党群干群关系，必须认真加以解决”[2]。总之，新时期党的建设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严峻，任务更为艰巨复杂。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历史实践看，我们党都高度重视党的建设，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经验与基本原则。那么，为什么“四风”问题还会不断反复，腐败愈演愈烈？这其中原因很多，因为党的建设既受历史因素影响，也受现实环境因素制约；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从个体因素看，这与有的党员干部未能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有关。从党的建设科学化角度看，这与我们对执政党建设规律把握不深、把握不够、运用不当有关。从“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角度看，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与“治党不严、治党不力”有关。正如习近平所言：“客观上说，主要原因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方针在有些地方没有落到实处，在一些方面管党、治党失之于宽、失之于松。”[3]也正如习总书记所追问：“是不是各级党委、各部门党委（党组）都做到了聚精会神抓党建？是不是各级党委书记、各部门党委（党组）书记都成为了从严治党的书记？是不是各级各部门党委（党组）成员都履行了分管领域从严治党责任？”[4]客观上说，一些党组织的确没有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落到实处，没有落实好“管党治党责任”，没有“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不明确责任，不落实责任，不追究责任，从严治党是做不到的。”[4]
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思路与新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的建设的严峻形势与“四风”及腐败等干部队伍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以新的理念、新的思路狠抓“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纵观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的实践与举措，从“八项规定”到从严整治“四风”；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反腐倡廉、“老虎、苍蝇一起打”；从国家治理现代化、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依规治党，等等，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轨迹跃然纸上，那就是以党员领导干部为重点、以整治“四风”为突破点，以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真抓实干、猛药去疴、重典治乱，全面加强党的建设。
纵观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系列党建讲话精神，其“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思路跃然纸上，那就是：以“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为主题，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章、党纪国法为依据，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零容忍”为根本态度，以“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为点睛之笔，以提高党的“四自能力”、建设廉政政治与“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确保党的领导核心地位为目标；以坚定理想信念为精神支撑，以干部队伍建设为关键，以党风廉政建设为切入点与突破口，以基层党组织建设与党员队伍建设为基础，以制度建设、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为保障，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坚持真抓实干、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切实解决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
围绕上述“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基本思路与基本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突出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六个抓手”，即：第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重在治吏。习近平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要把从严管理干部贯彻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全过程，坚持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5]第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落实到党员队伍的管理中去。习近平强调，党员规模不等于战斗力；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必须严把“入口关”，严格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5]。第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扎实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使每个基层党组织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习近平强调要把“建设服务型党组织”作为重大任务来抓。以上三个方面，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已经为大家所熟知。
纵观习近平其他场合的党建讲话精神，我们发现，他还强调另外三个“抓手”，那就是：第一，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肃党内生活，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习近平强调：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5]，自觉维护中央权威与党的团结统一。第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严惩腐败，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习近平强调：“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6]，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既要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又强化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和制度保障。第三，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习近平强调，既要提高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也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增强党的“四自能力”。这“六个抓手”可谓抓到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实践平台，充分体现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战略布局。
同时，习近平还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八项要求，即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4]。其中：“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可谓“八项要求”之要领，习近平强调“各级党组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把抓好党建作为最大的政绩”可谓史无前例，直指当前“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之症结。“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可谓从严治党之保障，既实现了毛泽东“思想建设”与邓小平“制度建党”的有机统一，也使我们对党的思想建设与制度建设的认识更加科学，那就是“思想教育要结合落实制度规定来进行，使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成为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也要使加强思想建党的过程成为加强制度治党的过程”[4]。“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这四条可谓从严治党之必须、现实之急需；只有如此，才能使全党同志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才能克服党内软弱涣散、好人主义、自由主义等不良现象。“从严管理干部”可谓从严治党的重点与关键；只有“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建设高素质的执政骨干队伍，才能使广大干部既廉又勤、既干净又干事。“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实乃从严治党之道、党的建设科学化之要[7]。这八项要求，既是对我们党治党管党经验的科学总结，也凝聚着新时期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鲜活经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工作指导性。
三、从严治吏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关键与重点
新时期厉行“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既要统筹兼顾、全面布局；又要突出重点，突破难点。那么新时期党的建设的重点与关键何在？对于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党的建设不能无的放矢，必须突出重点、找准靶子、点中穴位；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这一方面是因为，“如何防止国家、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异化为社会主人”，这是共产党执政的根本问题，马克思在 “巴黎公社原则”中已经深刻指出。另一方面是因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这是中国政治传统与政治逻辑使然，也是执政党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根本要求所在。对于这一点，邓小平曾经指出：“对执政党来说，党要管党，最关键的是干部问题，因为许多党员都在当大大小小的干部。”[8]（P328）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新思路新要求，一方面强调要贯彻十八大党建战略部署、突出抓好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党的建设的“八项”重点任务，“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进一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进一步积极发展党内民主，进一步夯实党执政的组织基础，进一步搞好党风廉政建设，进一步严明党的纪律，加紧建立健全保证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体制机制，抓紧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矛盾和问题”[9]。另一方面，又抓聚焦问题、找准症结、抓住关键，强调“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将党建问题聚焦到党员干部队伍上来、狠抓执政骨干队伍建设。对此，习近平不但明确提出了新时期好干部“五条标准”，而且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如何成长为好干部”“如何选好、用好、管好干部”“如何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等选人用人基本问题；这涉及到党员干部的党性教育、选人用人制度、作风建设、权力监督与制约、自律与他律等诸多问题，涉及到思想建设、作风建设、干部队伍建设、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等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与全部内容。
仔细分析习近平党建相关讲话精神，其现实针对性跃然纸上：第一，他之所以强调思想建设，突出强调“补足‘精神之钙’、坚定理想信念”，主要针对的就是有的党员干部信仰迷茫、精神迷失、不信“马列信鬼神”，从封建迷信中寻找精神寄托；有的对马克思主义不是“真学真懂真信真用”，而是将马克思主义“挂在嘴上”用来装饰“门面”、“忽悠人民”；“有的是非观念淡薄、原则性不强、正义感退化，糊里糊涂当官，浑浑噩噩过日子；有的甚至向往西方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丧失信心；有的在涉及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等原则性问题的政治挑衅面前态度暧昧、消极躲避、不敢亮剑，甚至故意模糊立场、耍滑头；等等。”[10]（P161）因此，习近平强调：“思想纯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纯洁性的根本，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11]要把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与党性修养作为干部成长的基本路径与必修课；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模范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以理论上的坚定保证行动上的坚定，以思想上的清醒保证用权上的清醒，不断增强宗旨意识，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和廉洁操守” [11] 。第二，之所以突出强调“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好干部标准与“不唯票、不唯分、不唯年龄、不唯GDP”的“四不唯方针”，主要针对的是选人用人中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江湖主义、好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选人用人不正之风问题。习近平强调：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必须树立正确用人导向、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有效管用、简便易行”选人用人机制、纠正以往选人用人中的偏差，“使那些对群众感情真挚、深得群众拥护的干部，那些说话办事有灼见、有效率的干部，那些对上对下都实实在在、不玩虚招的干部，那些清正廉洁、公众形象好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使那些享乐思想严重、热衷于形式主义、严重脱离群众的干部，受到警醒和惩戒，用为民务实清廉的良好形象凝聚党心民心”[12]。第三，之所以突出强调“严整‘四风’，打破‘破窗效应’”，主要针对的是干部队伍中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等的“反复发作、愈演愈烈”问题。习近平强调：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作风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13]因此“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14] 。第四，之所以突出强调“对腐败‘零容忍’、从严惩治腐败”，主要针对的就是干部队伍中形形色色的“权力异化”与“权力腐败”现象，主要针对的是“老虎、老鼠、苍蝇”等胆大妄为、徇私枉法与腐败之道。习近平强调：“腐败是社会的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 [13]“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6]，以反贪肃贪的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第五，之所以突出强调“严肃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统一”，主要针对的就是党员干部中“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意志不统一、行动不统一、步调不一致”等党内组织纪律涣散问题。习近平强调：“如果党的政治纪律成了摆设，就会形成‘破窗效应’，使党的章程、原则、制度、部署丧失严肃性和权威性，党就会沦为各取所需、自行其是的‘私人俱乐部’。”[13]因此强调：要严肃党的纪律、使党的纪律真正成为带电的高压线；“遵守党的纪律是无条件的，要说到做到，有纪必执，有违必查，不能把纪律作为一个软约束或是束之高阁的一纸空文。” [6]上述可见，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关于党建的一系列讲话精神，主要针对的是党员干部中存在的问题；毫无疑问，“以干部队伍建设推动整个党的建设”乃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鲜明特色。
四、“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新特点与新启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甚至超出人们预期的显著效果，这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决心与信心有关，与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新思路、新要求、新举措有关，与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当代理论统一与实践统一有关。结合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和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我们发现，新时期“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明显具有以下显著特点：
一是坚持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所谓“科学治党”，简单地说，就是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就是要把握执政党建设规律、按规律办事。所谓“从严治党”，简单地说，就是党要管党、严肃党纪、严格管理、严惩腐败与不正之风。从党的建设史看，“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概念并非同时提出的：党的十三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要“从严治党”，“科学治党”的提出则相对较晚，直到十七届四中全会我们党才明确提出“党的建设科学化”这一概念，直到党的十八大才把“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作为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主题，开始实现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理论统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后才开始自觉实现二者的实践统一[15]。对党的建设而言，治党务必从严，也务必科学；既要讲“科学治党”，也要讲“从严治党”，更要实现二者的理论契合与实践统一。若没有“科学治党”，党的建设就容易陷入“盲目”、“人治”而缺乏成效；没有“从严治党”，“科学治党”就难以落实，容易流于形式；只有真正实现二者的理论与实践统一，才能真正促进党的建设、有效解决党建问题。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表明：当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自觉或不自觉地契合时，党的建设就能沿着正确轨道前进、党的建设就会取得明显的成效，党领导的事业就能顺利发展；当二者背离时，党的建设就会成效大减、党的领导就会面临挑战、党的事业就会遭遇曲折。十八大以来的党建的理论与实践，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坚持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其中，第一，所谓“严字当头、真抓实干”，主要体现在对党的建设尤其是对“四风”与腐败问题的态度与行动上。从根本上看，对党的建设问题是奉行“零容忍”还是“适度容忍”态度，是“真抓实干”还是“走形式、走过场”，其实践结果迥异。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奉行“水至清则无鱼”，甚至认为“腐败是改革发展的润滑剂”等“适度容忍”态度，则无法有效打破“破窗效应”，无法真正有效地反腐倡廉。若对“四风”与腐败问题采取选择性态度，因人而异、执法不公；或者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惩处不力，即使有完善的权力制约与监督机制，也不足以整治“四风”与腐败。这要求我们以改革精神加强党的建设，必须严字当头、从严从实，出实招、动真格、见实效，杜绝形式主义；必须对“四风”与腐败问题奉行“零容忍”，克服“腐败心理”、反对“特权思想”、肃清“腐败文化”，如此方能树新风、正人心、得民心。党的十八大以来严整“四风”、反腐倡廉的实践再一次证明：“只有严要求、动真格，真实抓、抓真实，才能真正达到预期目的。” [4]第二，所谓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的方式方法上。从根本上看，对党的建设是采取“粗放经营”还是“深耕细作”、是“有的放矢”还是“无的放矢”，其实践成效迥异。若采取“粗放经营”，只作一般性要求而无操作性措施，或只作原则性规定而无具体底线，或只听雷声不见下雨、只见“森林”不见树木，则党的建设难以做细、做实，从严治党难以落到实处、收到实效。只有从细微做起、有的放矢，才能事半功倍。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党员干部队伍中的突出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简单明了、细致入微的“八项规定”立起，以反“四风”为突破口，以点带面；既认真解决“四风”问题，又注重通过强化理想信念、规范工作程序、完善体制机制抑制不正之风，反腐倡廉。这正如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所言：“实践证明，有的放矢事易成，无的放矢事难成，集中教育活动要取得实效，必须找准靶子、点中穴位。” [4]第三，所谓以身作则、以上带下，主要体现在党的建设的路径上。从根本上看，党的建设的路径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是“上下一致、一视同仁”还是“上下有别、内外有别”，其实践成效有天壤之别。古人云：“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历史充分证明：“上行下效”是党风、政风乃至廉政建设的基本定律。只有自上而下、以上带下、一级带一级，一级做给一级看，才能东风压倒西风，正气压倒邪气；只有上下左右一视同仁，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制度面前没有特权，制度约束没有例外，如此才能“正乾坤”。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实践成效再次说明了这一点，这正如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所言：“中央怎么做，上层怎么做，领导干部怎么做，全党都在看。首先从中央做起，各级主要领导亲自抓、作表率，是这次活动取得成效的关键。”“实践证明，各级领导干部敢于拿自己开刀，解决问题才能势如破竹，改进工作才能立竿见影。”[4]总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八项规定”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之所以能得举世瞩目，甚至超出预期的显著效果，其成功秘诀就在于“严字当头、真抓实干、细致入微、有的放矢、以身作则、以上带下”；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说，在特定时期，政治领袖的决心与信心、真抓实干、自上而下的廉洁自律等甚至比制度机制还管用。
三是坚持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协同推进。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惟一的领导党，也是惟一的执政党，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领导的伟大事业从来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党的建设从来都不是“自转”，都不是为建设而建设，而是“公转”的，是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为加强与改善党的领导服务、为党领导的伟大事业服务的。因此，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不仅要从“小党建”（即党的自身建设）角度来思考，还需要从“大党建”（即党的建设、党的领导、党领导的现代化事业相统一）高度、从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的高度来深刻思考。从大党建角度看，十七届四中全会将“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作为“坚持和健全民主集中制，积极发展党内民主”的首要内容、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来强调。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中更加明确地指出：“推进党的制度建设，要坚持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16]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在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同时，非常重视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统一问题。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决定》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明确提出了“六个紧紧围绕”的改革思路，最终落脚在党的建设与党的领导上，落脚在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上：其中，一方面强调要“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强调要“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民主集中制建设，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再一方面强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与实践充分说明，党的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相辅相成、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与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协同推进。若脱离政治体制改革来探讨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党的建设就会陷入“自转”、“空转”甚至会流于形式；若没有党的领导体制与领导方式的改善、没有党政简政放权与职能转变、没有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没有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机制与监督体系，无法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无法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则党的作风建设、反腐倡廉乃至整个党的建设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四是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共同推进、“德治”与“法治”相辅相成。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角度看，新时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与依法治国相协调，二者共同推进。对此，习近平2012年12月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坚持党的领导，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新形势下，我们党要履行好执政兴国的重大职责，必须依据党章从严治党、依据宪法治国理政。”[17] 2014年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又一字不差地重申了这一点。这一方面要求，坚持党的领导、改革与完善党的领导方式与执政方式，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宪执政、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另一方面要求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依据党内法规管党治党。这一思想，集中体现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决定》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将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强调既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还要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同时强调：“党内法规既是管党治党的重要依据，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总之，新时期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把“从严治党”纳入全面推进
[HJ3.15mm]
依法治国的整体框架之中，既要加强党内法规制度建设，完善党内法规制定体制机制，形成配套完备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也要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提高党内法规执行力，促进党员干部带头遵守党纪国法；更要增强党员干部的法治意识与规则意识、提高其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甚至也要求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抓作风建设、抓党的建设，从而促进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的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另外，从治党理政的模式与方式看，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党，都存在一个“德治”与“法治”、“自律”与“他律”的关系问题。对国家治理而言，徒善不足以为政，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但徒法也不足以自行，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只有德法相济、方利于治，内外相济，才利于序。对党的建设而言，也是如此。从整体上看，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加强党内规章制度建设，完善党内规章制度体制机制，依规治党。这一方面是因为，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只有科学的制度才能规范人、纠偏差、正人心、造就人，另一方面是因为，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看，我们不乏“内省”“慎独”“德治”的传统与做法，缺乏的恰恰是民主、法治与完善的制度；新时期，若没有完善的规章制度，“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就会缺乏基本保障与刚性约束。但从个体角度看，党员干部自觉加强党性修养，廉洁自律，这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也非常重要，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领导干部更具有主观能动性。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部署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04-20.
[3]李斌.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习近平总书记再访西柏坡侧记[N].人民日报，2013-07-14.
[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10-09.
[5]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3-06-30.
[6]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2014-01-16.
[7]刘红凛.从严治党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J].党建，2014，（12）.
[8]邓小平文选（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9]习近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要突出抓好六个方面工作[J].求是，2013，（1）.
[10]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11]习近平.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 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N].人民日报，2013-04-21.
[12]习近平.要多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解决问题[N].人民日报，2013-02-06.
[13]习近平.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1-23.
[14]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3-06-19.
[15]刘红凛.科学治党与从严治党的理论契合与实践统一[J].理论探讨，2014，（ 5）.
[1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17]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2-12-05.
责任编辑朱天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