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话语转换的内在机理分析

摘要：虽然党的政治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历程中曾被赋予不同的定位，在历次党代表大会的建设总体布局中话语地位不尽相同，但重视政治建设一直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和应然要求，这种应然性不仅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对国内外现实主动回应与理性审视的结果。新时代出于党的建设的有效性与社会治理的有效性考虑，再次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与“统领作用”，反映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建设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有了更科学的认知，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水平自觉性提升的反映。“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基于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全面领导的一致性、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互补性、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治理的相生性基础上得出的必然结论。

关键词：政治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领导；社会治理

中图分类号：D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3160（2018）02-0076-07

十九大对党的政治建设的强调，是新时代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对党自身建设重新审视和理性定位的结果。把政治建设作为党自身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党的建设的一贯原则和重要经验，也是历代中共领导人一贯强调的重要内容。结合历史经验和新时代特征，解读新时代“党的政治建设理论”话语转换的内在机理是坚持党的政治建设首要地位自觉性的必然要求。

一、“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期党建布局中的历史演进

由于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机关，其大会所通过的中央委员会报告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报告，既是对以往五年工作成就的总结与回顾，更是对未来国家建设和党的建设进行的战略性谋篇布局，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所以以改革开放以来历次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报告精神为切入点，是分析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期党建布局中历史嬗变的权威窗口。所谓党建布局，主要指党在不同时期提出的建设内容的几个维度，而政治建设虽然贯穿党的建设始终，但在党的历次代表大会中其话语地位和作用定位是不同的。

（一）政治建设与其他建设并列提出的“同位”时期

政治建设的首次提出是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虽然在改革开放前也有过党的政治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并列提出的历史阶段，但我们主要考察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历史时期，所以我们以十四大报告为例。十四大报告一开始提出政治建设这一内容时，并不是作为党建布局中的一维提出的，而是在论述全党面临的挑战时首次使用了这一话语，“在新的历史时期，党所处的环境和肩负的任务有了很大变化，党的思想、政治、組织、作风建设都面临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1]随后在提出的建设要求方面，虽然没有明确归类思想、政治、组织、作风建设的要求，但从其内容不难看出已涵盖了政治建设的内容，例如强调“每个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自觉维护党的团结和中央的权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决不允许有任何破坏和分裂党的行为存在。”[1]还有修改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提出的要“全面落实党的基本路线，反对一切‘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1]的思想都涵盖了政治建设的内容。但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报告文本中不难看出，这时的党对政治建设的认识还未上升到自觉的层面，对党的建设布局还未明确化政治、思想、组织、作风四个维度。

（二）政治建设话语地位“潜隐”时期

虽然这一时期也包含着诸多与政治建设相关的提法与内容，例如有着政治领导和政治路线的说法，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就明确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功绩是“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2]但政治建设话语本身并未明确化。这表现在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和十五大到十八大期间。十三大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建布局认知自觉提升时期，并将制度建设首次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一并提了出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制度建设思想的设定源于邓小平的认识，邓小平在1980年回顾历史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了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3]与此相适应，十三大报告在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的同时，一方面提出 “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要围绕“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跟随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作出相应调整，另一方面又指出 “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正确路线的巩固和发展，对于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对于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积极性、创造性，十分重要。”[4]这次报告中，没有明确提出政治建设的话语，但却强调了其他维度的建设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进行，而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本身就是政治建设的应有之义。1997年召开的十五大报告中，一方面强调要把党建设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5]的党，另一方面在进行党建布局时并未明确提出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只是就“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做了相关部署。到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制度建设重新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6]，这种提法是对十三大提法的传承与超越，如果说十三大提出“制度建设”是出于初步认识的话，十六大提出“制度建设”则是一种深入认识的表现，是从党建层面对十六大提出的“政治文明”建设目标的主动回应。到党的十七大召开时，由于反腐形势的严峻，出于反腐的需要，党又根据建设形势的需要添加了反腐倡廉建设的内容，“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7]。五年后的十八大报告虽然和十七大一样，也从“全面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8]五个维度提出了党建内容和任务，但这时的党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自身所面临的四大考验和四个危险的严峻形势，所以在进行党建布局时更关注其针对性和时代性，其中一个方面的体现就是明确了党的建设的主线“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三）政治建设首要地位“凸显”时期

这主要体现在十九大报告中。十九大报告一方面继续强调党的建设主线是“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9]，另一方面又对党的建设内容的几个方面进行了作用和地位的界定，例如，“党的政治建设”是统领，“坚定理想信念宗旨”是根基，贯穿其中的是“制度建设”。由此可见，十九大不仅把政治建设再次作为党的建设内容明确提了出来，而且突出了政治建设在“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制度”六维布局中的作用，即相对于其他建设内容而言，政治建设处于“统领地位”；就马克思主义政党要求来看，政治建设处于“首要地位”；就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来看，政治建设起着“根本性作用”。这些都反映了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党建任务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这时的制度建设也与十三大时提出制度建设的背景不同，这次制度建设更多是中国共产党法治思维、法治方式思考的结果。

从这一历史嬗变中可以看出，党的建设内容不是一成不变的，几次代表大会报告的不同阐述，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的传承性，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创新性，尤其是十九大对政治建设地位的强调，既是对我国国情深刻体认和判断的结果，也是对中国共产党党情准确判断的结果。

二、“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首要地位强化的应然要求

“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首要地位的强化，既是保持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的一贯性体现，也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对国内外现实主动回应与理性审视的结果。

（一）党的政治建设首要地位强化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根本要求

从政党的一般组织属性来看，任何政党组织首先都是政治组织，不论是从政党的产生来看还是从政党产生后的活动目标来看，都是围绕特定的政治利益和特定的政治目标运行的，虽然一些资产阶级政党讳言谈其阶级性和政治性，可对政治权力的角逐、对政治利益的追求始终是政党赖以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所谓政党，就是代表某一阶级、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为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而进行互动的政治组织。”[10]而政党为了实现组织目标，必须有明确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政治策略来领导本阶级的群众及其同盟者，这是整合本党成员思想共识进而形成行动一致的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宣称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1]公开亮出自己的政治旗帜，并提出相应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以示与其他各种资产阶级政党的不同。关于政治纲领在党的政治建设中的作用，恩格斯曾深刻指出： “一般说来，一个政党的正式纲领没有它的实际行动那样重要。但是，一个新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開树立起来的旗帜，而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12]同样，江泽民也指出过：“一个政党，就是围绕自己的政治纲领、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13]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使命，必然要明确自己的政治纲领，明确“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这些都离不开党自身政治建设的加强。

（二）党的政治建设首要地位强化是中国共产党履行执政任务、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现实要求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执政党，也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的执政党，她所面临的形势、所肩负的使命、所承载的责任需要有高超的政治水平、政治智慧、政治能力来应对，这显然需要党的政治建设来保证。党的政治建设事关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路线等，例如，政治立场关系着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是否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否是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政治方向关系着我们走的是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举的是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旗；政治路线关系着“党和国家的生命”，关系着“人民的幸福”。这些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出发点和执政的归宿点是否一致，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不能在政治上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所以强化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地位和统领作用，是党履行执政任务、提升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重要抓手，也是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必然要求。

（三）党的政治建设首要地位强化是新时代统一全党意志、凝聚全党共识、净化党内政治生态、加强党内团结的迫切要求

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8900多万名，随着党员队伍规模的壮大，党员队伍构成的多样，党内难免出现不和谐的现象，这些不和谐的现象越来越外显为政治问题。例如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现象所反映的都是政治领域的问题，这些现象严重破坏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群众性，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和党中央政治权威的树立。所以，为了保证党的团结和强化党中央权威，也为了防止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良现象的出现，必须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并将其提升为中国共产党建设的首要任务。“坚定执行党的政治路线，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9]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迫切要求，是巩固党的建设成果的内在要求，是实现新时代党的全面领导的根本要求。而不论是从“迫切性”来看，还是从“内在性”和“根本性”来看，都需要落实到党的政治建设中来，需要通过强化党员党性锻炼，提升党员政治担当，维护党的政治权威来达到新时代党要从严治党的目的和要求。

三、“党的政治建设”在新阶段伟大事业中的实然价值

从世界现代化发展路径和经验来看，在现代化发展历程中曾经出现过三种建设路径，一是靠社会来主导，二是靠国家来主导，三是靠政党来主导（主要表现在后发现代化国家）。而在传统的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往往关注的重点是国家和社会两个维度，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对社会系统的重要影响力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对于社会中心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我们在分析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伟大事业时，必须基于我们本土的话语和理论来解释。从宏观政治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推动主体实际涉及三大类型，一是社会，一是国家，一是政党（我们这里主要考察中国共产党）。所以，在审视党的政治建设的定位时，我们主要基于党的政治建设与党的全面领导、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治理三个角度来分析。

（一）党的政治建设与党全面领导的一致性

党全面领导的涵义可以从两个维度来理解，一是空间维度，指党要在“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诸多领域和诸多区域发挥领导作用；二是内容维度，指党的领导包括“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三个方面。如果说，空间维度涉及党在哪些领域和哪些群体中发挥作用，那内容维度则决定着党朝哪里领导。由此不难看出，政治建设与党领导的内容维度关系更为紧密，其中最直接的关系就是政治领导。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通过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方针、政治政策、政治原则等的规定与落实来发挥其领导作用，进而通过这种领导作用使全党团结在统一的政治旗帜、政治路线之下。而党的政治建设，正是党实现政治领导的保证，党的政治建设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体党员团结、统一在党中央的有力领导下，保证党在各领域和各方面得以有效地发挥党最高政治领导的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党的政治建设既是党政治领导的有力保证，也是党发挥政治领导的有力抓手。由此可见，确保党的政治领导实质上是党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强化党的政治建设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应有之义和必然路径。另外，思想领导是否实现，其衡量标准就是看全党思想是否团结统一在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之下，是否团结统一在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之下；组织领导是否实现，其衡量标准就是看干部的政治标准是否过硬，看干部是否具备“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例如，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选人用人导向要突出政治标准，要看干部是否具备“四个意识”和“四个自信”，是否对党忠诚，是否具备政治担当等[9]。所以不难看出，政治建设还规定着党思想领导的方向和组织领导的标准，加强党的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首先必须在遵循党的政治建设基本规律的基础上，紧紧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开展好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政治建设贯穿于党的建设始终，并总是与党的其他建设紧密联系着。”[14]

（二）党的政治建设与国家政治建设的互补性

“政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总布局中的一维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六大上，虽然在此之前也有“政治体制改革”“政治文明”之类的提法，但还没纳入建设的总体框架中去思考，后来经过十七大、十八大、十九大的补充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已经发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了。其中政治建设方面，十九大报告围绕“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一目标从六个方面进行了具体部署。由此看出，不论是从提出的时间来看还是从建设内容来看，这里的政治建设都与党的政治建设有所不同，而是从整个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角度提出的，内容更宏观，所以本文将其称之为“国家政治建设”。国家政治建设是围绕国家政治层面设定的建设内容，和其它四个维度的建设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包含“人民当家作主”的国体和政体建设，“党的领导、依法治国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统一”的政治方略设计，“协商民主”“机构改革”“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制定等。党的政治建设是国家政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融于国家政治建设又在国家政治建设中扮演着统领的作用，两者统一于“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设计中。虽然党政治建设的目标与国家政治建设的“民主、法治、有序”目标不尽相同，主要包括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营造清正的党内政治生态、发展积极健康的党内政治文化，加强全体党员的党性锻炼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党和执政党，而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其在政治上层建筑中“社会主义属性”的重要表征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此推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不仅决定着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方向和效果，某种程度上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与方向。所以，党的政治建设在新时代地位的强化与凸显，是中国共产党对自身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自觉认知的必然结果。

（三）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有效治理的相生性

从价值取向上看，党的政治建设与社会有效治理的共同价值依归都是为了推动“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落实，党的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兑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目标承诺既是党政治建设的最终归宿点，也是判断党领导下的社会治理有效性的标准。从逻辑关系上讲，社会治理是以人民为主体的治理，社会治理最鲜明的特点是参与主体多元、参与需求多样化。如何保证多元化的人民主体在多样性的选择中实现社会治理的有效性，显然离不开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只有坚持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才能协调多元利益进而促进社会治理有效性实现。所以，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党的领导的统一性，形成思想上的同心、行动上的同步。同时社会治理是否有效也是检验党領导有效性与否的晴雨表，是党合法性巩固的重要基础。社会治理既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力的体现，其有效性也是评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力的标志。所以，社会治理影响着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党执政地位的巩固、党政治优势的体现。两者是相生相成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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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谭桔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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