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洁型政党：基于新时期党建理论创新的逻辑透视
摘 要：建设什么样的政党是加强党的建设首先要回答的重大命题。党的十八大报告虽然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要求，但这一党建总目标体系定位未能完全涵盖为加强党的建设应如何化解消极腐败危险的重大考题。当前将廉洁型政党纳入党建总目标体系有着充分的理论依据。它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对“依然严峻复杂”的党建形势判定，饱含“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的党建忧患意识，彰显建设“清正廉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发展愿景，反映“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党建主线延伸，贯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的党建布局生成，是蕴含于新时期党建理论创新成果之中的智慧结晶。
关键词：党的建设；廉洁型政党；理论创新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7）05-0024-06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于党的建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奋斗历程中得出的基本结论。加强党的建设，需要坚持目标引领，准确回答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政党”的问题。党的十八大报告创造性地提出要“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三型政党”的党建总目标体系本真地反映出党的性质、宗旨和价值追求，也适应了新时期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时代要求。然而，“三型政党”的党建总目标体系定位未能完全涵盖当前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其正面临着“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的重大考题。在此意义上说，积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将“廉洁型政党”纳入到党的建设总目标体系。这一党建新目标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实践达成的思维共识，是蕴含于新时期党建理论创新成果之中的智慧结晶。
一、从“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到“依然严峻复杂”的党建形势判定
自诞生起，中国共产党就明确自身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高举廉洁旗帜，厉行廉洁政治。革命战争年代，由于环境险恶，党的任何腐败行为都可能导致生存危机，危及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历史方位的转换给党的建设一度带来腐败问题高频爆发的严峻挑战，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从各个层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在“保持党和国家机关清正廉洁方面，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1]，“总的来说，那时广大党员、干部是清廉和比较清廉的”[2]，腐败问题被控制在极低的范围内。
改革开放初期，党的建设工作关注的内容是端正党风、解决特殊化和纠正不正之风。这些情况多属党的思想作风问题，尚不能全部归于腐败犯罪。但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党内消极腐败现象开始呈现上升之势，当时党中央的判断是，党风虽有相当大的进步，但“与建国初期相比，党风还没有根本好转，不正之风还相当严重”[3]。1982年4月10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说：“自从实行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经济两个方面的政策以来，不过一两年时间，就有相当多的干部被腐蚀了”，“卷进经济犯罪活动的人不是少量的，而是大量的”，“犯罪的严重情况，不是过去‘三反’、‘五反’那个时候能比的”[4]402。从公开文献看，从1978年到1983年上半年，邓小平基本没有使用“腐败”概念，直至1985年9月23日他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腐败”一词，随后正式进入中央文件。这说明党内腐败问题并未因整党等反腐活动的开展而消减。
党中央为此提出一系列的措施，这些措施对于当时遏制腐败增长确实起到作用，但由于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换中，党内腐败问题又很快呈现高频爆发的趋势。1993年8月，十四届中纪委二次全会作出“反腐败斗争形势是严峻的”这一重要判断。此后一直到十八届中纪委二次全会，在近20年间，党中央对反腐败斗争形势判断的词汇不外乎是“严峻”、“还很严峻”、“比较严峻”、“依然严峻”等。与形势判断相对应，提出制止或遏制腐败蔓延的要求多次出现在中央有关文件中。这表明，伴随着经济社会深刻变革，反腐败斗争形势始终是严峻的，而“遏制”是在严峻形势下对党内腐败问题提出的明确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腐败和反腐败形势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新变化。习近平总书记通过综合考虑查案、信访、巡视及审计发现的问题和贪腐者的沉重忏悔，对反腐败斗争形势作出“依然严峻复杂”[5]的新概括。“依然严峻复杂”的精辟总结，深刻折射出当前腐败问题的程度之深、涉及之广、性质之烈：一是从严峻性来看，近年来腐败现象趋于严重，区域性腐败、系统性腐败、家族式腐败、塌方式腐败等不断发生，特别是在反腐败斗争高压态势下，仍然有人顶风作案、我行我素；二是从复杂性来看，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相互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互为依存，体制外和体制内挂钩，权钱交易、权色交易、权权交易同在，利益关系错综复杂、盘根错节，形成了“共腐关系圈”，甚值警惕的是，有些人搞官商勾结、上下勾连，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相互渗透，极大危害党的领导和团结统一。五年来，经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持续努力，尽管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但是“要清醒看到，目前管党治党宽松软问题尚未根本改变，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6]。客观上越来越严峻的党建形勢已迫切要求建设廉洁型政党。
二、从“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到“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的党建忧患意识
因胜利而骄傲，因环境舒适而滋生享乐腐化思想，因腐化堕落而失去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周而复始的规律性现象。毛泽东对此始终保持清醒认识，并开始思考走出新路。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要求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果国家，主要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7]。刘少奇曾尖锐指出：“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担心，我们未得天下时艰苦奋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国民党一样腐化。他们这种担心有点理由”，“革命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搞不好，别人也会推翻我们”[8]。周恩来说：“一旦取得了全国政权，就带来一个危险，就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腐蚀，被胜利冲昏头脑，滋长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甚至会出现个人野心家，背叛群众。这方面的危险是随时存在的，每个共产党员都要警惕”[9]。这些论述都深刻揭示，党的执政地位既为中国共产党践履党的宗旨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同时又存在被腐蚀而蜕变的潜在危险。
创业难，守业更难。与革命党不同，执政党没有处于战争时期那样的残酷环境，并且手中可利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资源相对过去大幅增加，党起作用的渠道和途径更加多样化。尤其是通过掌握和运用权力来实现确定目标，是非执政党所不具备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正确地开展活动，如何正确地利用这一优势，并且防止自身的腐化变质，保持清正廉洁，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绕不开的重大命题。改革开放初期，鉴于未曾预料的新形势新情况，邓小平曾忧虑地指出：大量党员干部腐化“这股风来得很猛”，“如果我们党不严重注意，不坚决刹住这股风，那么，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这不是危言耸听”[4]403。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在庆祝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们的信任和支持”[10]。2012年11月8日，胡锦涛在十八大报告中郑重强调：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11]。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屡次发出“不反腐败确实要亡党”的谆谆告诫。2012年11月17日，他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我们要警醒啊”[12]；2014年8月27日，在听取兰考县和河南省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情况汇报时的讲话中说：“如果我们党不能自己解决自身的矛盾和问题，长期积累下去，那就要发生我说过的霸王别姬的问题了，那就不是一般的被动，而是为时已晚了”[13]。当前，党面临的最大风险和挑战是来自党内的腐败和不正之风，“不管党、不抓党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出大问题，结果不只是党的事业不能成功，还有亡党亡国的危险”[14]。建设廉洁型政党的强烈期盼俨然隐含于党建忧患意识之中。
三、从“公正廉洁的党”到“清正廉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发展愿景
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奠基者。他们在创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参与创建和实际领导第一国际的过程中，依据19世纪40年代以来欧洲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发展状况，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有大量精辟论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着重从纲领上建党”，厉行廉洁政治，着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列宁根据当时俄国实际情况强调从理论和组织上建党，建设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工人阶级的、革命的、充满战斗力的新型政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毛泽东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党的学说与中国实际进行有机结合，鲜明提出“从思想上建党”，“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15]。从字面上来看，尽管他们从未有过关于廉洁型政党的明确表述，但实际上这一要求始终贯注于其全部党建思想和行为中。
改革开放后，鉴于党建的历史教训和现实难题，特别是伴随着党内消极腐败问题的日益突出，邓小平对“建设什么样的党”这一问题有了深刻思考。1983年10月，他在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定要搞好这次整党，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16]，下大气力解决“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前列，成为一个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17]的党建要求。“公正廉洁的党”这一表述，标志着廉洁型政党的要求正式破题。
自上个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国际形势发生显著变化。少数党员干部贪污受贿等问题日趋严重，导致人民群众强烈不满。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叮嘱说：“党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18]314，“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18]380。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领导干部“要做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的表率”，“把反腐败斗争同纯洁党的组织结合起来”[19]。进入新世纪，针对党的建设仍存在许多与新形势新任务不适应之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初步提出新世纪党建目标是：“通过全党共同努力，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党，成为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党，成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20]276。这里从党的宗旨、方略和作风三个方面正式提出“清正廉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愿景。党的十七大报告站在新起点上强调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使党始终成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求真务实、改革创新，艰苦奋斗、清正廉洁，富有活力、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21]118。建设“清正廉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新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境界。虽然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建目标，但同时对全党提出“永葆共產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做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11]的要求。应该说，从“公正廉洁的党”到“清正廉洁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表述，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建设廉洁型政党的孜孜追求。
四、从“执政能力建设”到“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党建主线延伸
党建主线是统领党的建设各方面发展的纲，也是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中之重。党的建设主线，最初的内容是执政能力建设。建国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从作风和本领两个方面向全党提出接受执政考验的问题，表明执政能力建设的开始。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要改善党的领导，实际上包含强调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进入新世纪，执政能力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重点。随后召开的十六大第一次明确把“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作为党建的重要任务，表明党对执政能力建设有更深刻的认识。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对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作出全面部署，要求把党建成“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高效、清正廉洁的执政党”，由此“执政能力建设”正式成为党建的根本主线。
在长期执政条件下，党的先进性建设与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紧密相关、相辅相成。党的先进性建设是执政能力建设的内在基础和决定因素，执政能力是党的先进性的客观标志和外在体现。离开党的先进性建设，执政能力无从谈起。2006年7月，胡锦涛在庆祝建党8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重大命题，“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始终是党生存、发展、壮大的根本性建设。抓住了先进性建设，就抓住了党的建设的根本，就抓住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关键”[20]615，言简意赅地揭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对于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意义。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作为主线”，由此先进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一道成为党建主线。这不仅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发展。
党的纯洁性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同样关系紧密。这是因为“纯洁性是先进性的前提和基础，先进性是纯洁性的体现和保证，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先进性决定纯洁性的价值方向，是判断党是否纯洁的根本尺度；纯洁性是先进性的重要支撑，党若不能保持纯洁，先进性自然无以依托。2012年5月21日，习近平在全国创先争优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先进性和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贯穿于党的性质、宗旨、任务和全部工作中，体现在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实际行动上”，“这种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固定不变的，不是一劳永逸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深刻表明，保持、发展先进性和纯洁性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的思想政治任务，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前途命运”[22]。在党的十八大上，纯洁性建设正式进入党建主线范畴。十八大报告要求全党“增强紧迫感和责任感，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11]，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这样，“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与“执政能力建设”构成党建两大主线。实际在逻辑关系上，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的价值指向都是要建设马克思主义廉洁型政党，而廉洁型政党建设“就是要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23]，二者之间耦合。
五、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
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建设+纪律建设”的党建布局生成
怎么样搞好自身建设，始终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和领导马克思主义政党过程中，非常重视抓好思想建设，坚持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列宁根据俄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提出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毛泽东在继承和发扬经典作家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特殊的国情和党情，首先強调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建设。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确立思想建党的原则，针对党内存在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和极端民主化等错误思想，要求以马克思主义改造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24]，保持党的思想和组织的纯洁性。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党员队伍的发展壮大，党的作风建设地位日渐突出。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我们要完成打倒敌人的任务，必须完成这个整顿党内作风的任务”[25]。1945年4月，党的七大报告将党的优良作风概括为“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自此，作风建设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一起构成党建布局的雏形。
改革开放初期，鉴于过去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1980年8月，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纲领性文献中系统阐述了为何以及怎样从制度上加强党的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邓小平指出：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4]333。1983年10月，党的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各级党组织要从思想教育、制度建设、组织建设方面努力巩固和发展整党的成果”[26]。“制度建设”的提法随后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得到进一步确认。2003年2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六届二中全会上对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提出总要求：“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和制度上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27]。这样，党的建设布局在原来“三位一体”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四位一体”。
跨入新世纪新阶段，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在党建布局中的作用愈加彰显。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时首次出现“反腐倡廉建设”的表述。不久，这一提法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进入党建布局。十七大报告是这样表述的：要“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贯彻为民、务实、清廉的要求，以坚定理想信念为重点加强思想建设，以造就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为重点加强组织建设，以保持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为重点加强作风建设，以健全民主集中制为重点加强制度建设，以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为重点加强反腐倡廉建设”[21]38。至此，“四位一体”党建布局变为“五位一体”，“反腐倡廉建设”提法取代了过去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长期使用的“反腐倡廉工作”的表述。“反腐倡廉建设”从“作风建设”中独立出来，成为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又一重要抓手，这是马克主义政党一以贯之从严治党的鲜明标志。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将党建布局内容的次序作出新安排，反腐倡廉建设与制度建设换位，从原来的第五位调整到第四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的强烈意志和坚定决心。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报告在“五位一体”党建布局的基础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党的纪律建设”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加强纪律建设视作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党建布局获得深入拓展，正风反腐成效显著。党建布局内容的逐步丰满，特别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分量加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具有建设廉洁型政党的高度政治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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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 张煜洋
Abstract： A prior issue to deal with in strengthening party construction is to answer the question of what kind of a party is to be constructed. Although the report of 18th National Congress proposes the requirements about building learning-oriented， service-oriented， innovation-oriented Marxist party， the overall goal has not fully covered the significant issue of how to defuse the risk of corruption in this respect of strengthening Party construction. To hav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party included in the goals of Party construction has its sufficient theoretical basis. It is based on the estimation of the situation that is still “severe and complicated，” a reflection of the worry that “the Party goes extinguished if corruption is not eliminated，” a full demonstration of the vision of construction of a “clean， forthright， and Marxist party，” an extension of the clue of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governing， advantageousness， and purity，” with the clue of ideology， organization， style of work， anti-corruption， institution and discipline running through it. It is a wisdom contained in the innovational fruits of Party-building theor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Party construction； clean Party； theoretical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