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视野下孔子学院建设的时代意蕴
摘要：以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为象征的孔子学院建设采取送去主义，是“东学西渐”在21世纪的文化复兴和文化自觉，有助于扭转“文化逆差”颓势，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孔子学院建设播撒和谐价值观，有助于解决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下人类面临的一些困境，促进和谐世界的发展。孔子学院建设是文明间的对话，体现了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有助于保持旺盛的文化生命力，促进自身文化建设不断创新和发展。
自2004年全球首家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成立以来，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在全球3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114所孔子学院，遍布亚洲、欧洲、非洲、北美、南美和大洋洲，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加。孔子学院作为传播中国文化的平台和汉语国际推广的载体，在短短的两三年间便得到了如此迅猛的发展，在令人欣慰的同时，也的确令人深思。自19世纪西方文化逐渐成为主导全球的文化以来，“西学东渐”以压倒性优势历经两个世纪而不衰，人们习惯了“言必称希腊”。进入21世纪以来，非常有趣的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主流语境的全球化时代，竟然出现了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建设，并且蓬勃发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文化现象，是“破冰之旅”的偶然，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正是基于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兴趣与思考，本文试从哲学视角来解读全球化视野下孔子学院建设的时代意蕴。
一、孔子学院建设有助于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1.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东学西渐”
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东学西渐”源远流长。18世纪以前，中国基本上走在世界的前列，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吸引了西方传教士、外籍华人、留学生、商人等的注意，并通过他们广泛传播到世界各地。“东学西渐”先后经历了汉唐时期、宋明时期和明末清初时期三次输出高潮。
汉唐时期是“东学西渐”的第一次输出高潮。这一时期，国都长安（今西安）成为了世界经济文化中心，对外文化交流（文化输出）空前繁荣，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儒释道思想以及文字、绘画、丝绸、建筑、雕刻等，传入东亚和西亚，以及著名的丝绸之路、鉴真东渡日本传教、日本大量遣唐使来中国学习文化等，都是当时的典范。
中国传统文化继在汉唐时期经历了第一次输出高潮之后，又在宋明以及明末清初时期经历了两次输出高潮。其标志：一是15世纪的郑和下西洋。从1405年~1433年，郑和作为和平使者，率领庞大船队先后七下西洋，航海足迹遍及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不仅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而且把器皿（丝绸、瓷器等）、制度（历法、科举等）以及思想艺术（绘画、雕刻）等中国文化全方位地传播到亚非国家，为改变这些国家落后的“夷习”，并增进对中国的了解作出了巨大贡献。二是通过西方的传教士（如马可波罗、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到了欧洲一些国家。中国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传到西方的，对于促进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从17世纪开始，中国的一些儒家经典如《论语》、《大学》等，传到了欧洲。法国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曾极力主张法国乃至整个欧洲都应该在政治、法律、哲学和工艺技术等方面学习中国。此外，在欧洲大陆还出现了一批研究中国文化的书籍，如《孔子道德论》、《中国哲人孔子的道德》、《中国道德哲学与政治立法》、《中国的哲学》等。据统计，从1570年~1870年300年间，仅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和官员制度的书籍就达70种。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东学”的全面“西渐”期。
2.孔子学院建设是“东学西渐”的复兴
人类文明是多元化的文明，是不同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全球化不是单一价值体系的西方文化，而是世界不同民族的文明互动融合呈现出来的一种态势。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西学东渐”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西方文化无疑是语境的中心。
“中国是文化强国，5,000年文明史灿烂辉煌，但是中国不是文化传播强国，对当代人类文明的影响，比我们应该产生的影响要小得多。”[1]相反，以好莱坞、迪斯尼、麦当劳、CNN为代表的大众文化，正以工业化方式大批量地生产和复制，成为超越国界的全球文化，漂洋过海迅速地传播到世界各国，其影响力之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正如《权力的转移》一书的作者阿尔文·托夫勒所说：“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和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和金钱所达不到的目的。”[2]要改变这种“文化逆差”，从某种意义上说，“走出去”比“引进来”更为重要，更应主张送去主义，实现文化自觉[3]。无疑，孔子学院建设正是这种文化自觉的体现，也是时隔两个世纪后“东学西渐”的复兴，必将为21世纪迎来一次规模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东学西渐”高潮，回应西方文化强势语境带来的严峻挑战，维护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言：“如果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中又将进入一个强盛时期，我们就应该意识到，生活在新世纪中的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充分发扬中华文化特色的历史机遇的到来。”[4]
二、孔子学院建设播撒和谐发展的价值观
1.西方文化思维模式下的“二律背反”：工业文明与人的异化、人与自然对立
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在“理性、人类中心、进化”等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如笛卡儿提出的“我思故我在”、康德提出的“理性为自然界立法”等主张），实现了工业革命的三次飞跃，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创造了丰富的物质财富。
然而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由于工具理性的过度膨胀，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出现的结果却是人的异化。这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尖锐对立，而且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恶化，诸如战争冲突、资源枯竭、生态危机、南北差距和霸权主义等。这种以牺牲自然、社会来满足人类私欲的文化思维正是卢梭所说的科技文明与人类道德之间的“二律背反”。海德格尔更是认为，现代科技已经把地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行星工厂”，将人从地球上“连根拔去”，使人陷入了“无家可归”的悲惨境遇。
对于现代人把自然作为纯粹的客体，并为满足人类的私利而过于依赖科技来改造甚至破坏自然，恩格斯也曾尖锐地提出过批评：“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5]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果印证了恩格斯的精确预见。人类在享受文明成果的同时，却不得不面对另一幅现实图景：全球温室效应、臭氧层空洞、土地荒漠化、物种灭绝、资源匮乏等。
2.孔子学院建设有助于促进和谐世界的发展
面对西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困境，西方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能为解决工业文明困境这一世界性难题作出贡献。早在1920年，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来中国讲学，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之后在其《中西文明比较》著述中就曾指出：“中国的文化问题，不论对于中国还是对于全人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988年，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集会后发表的宣言指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继续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去吸收孔子的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和”，无论是“天人合一”思想，还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思想，都集中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和谐”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在追求“和”的同时，也讲究“和而不同”，即肯定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承认差异，倡导多元共处和相互依存。在人类社会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的今天，这种“和谐”、“和而不同”的思想无疑弥补了西方文化的缺陷，更能发挥出独特的协调、平衡和包容作用。正如哈佛大学杜维明教授所说：当代世界所面临的地区冲突、生态恶化等诸多课题，都可以从孔子思想中汲取化解之道，孔子学院受到全球欢迎，也说明了世界需要儒学来滋润。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第60届联大首脑会议上提出的关于“和谐世界”的重要论述，实际上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表述，是中华文化对国际秩序主流文化作出的新贡献，它对于化解各种危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孔子学院建设是文明间的对话
文化既有民族性，又有时代性。关于文化的民族性和时代性问题，季羡林先生有过深刻的论述：“文化既有其民族性，又有时代性。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民族性与时代性有矛盾，但又统一，缺一不可。继承传统文化，就是保持文化的民族性；吸收外国文化，进行文化交流，就是保持文化的时代性。”[6]事实上，在世界几大古老文明中，惟有中华文化从未中断而绵延至今，就是因为它既保持了文化的民族性，又保持了文化的时代性。
在全球化的当下，中华文化不仅需要继承，更需要创新。从一定意义上讲，文化要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必须注入异域的“基因”和新鲜“血液”。即是说，中华文化要以宽广的胸怀，吸收人类不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做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因此，我们在充分认识并高度珍惜中华文化民族性的同时，更要突出强调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建设。
建设文化的时代性，有两种路径：一是拿来主义，二是送去主义。自19世纪以来，我们学会了，并且善于“引进来”，中华文化的时代性建设基本上是单一的拿来主义，即“中体西用”。拿来主义在建设文化时代性方面的积极作用不可否认，但必须看到，单一的拿来主义在建设文化时代性方面的缺陷，这种缺陷是“守势、单向、非均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湮灭了中华文化的民族性。20世纪80年代后，很长一段时期，“全盘西化”、“唯西方论”曾经不绝于耳。显然，这种文化虚无主义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时代性建设。
相比之下，在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主流语境的全球化时代，送去主义以积极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不同文明间的交流，克服了这种“守势、单向、非均衡”缺陷，是基于平等基础上的文明间的对话。送去主义所实现的这一过程，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历程。孔子学院建设走出国门，正是中华文化实现文化自觉的历程，在与世界其他文明一道前进的同时，必将促进自身文化建设不断创新和发展，并为维护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和谐世界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
1.赵炬.“东学西渐”的深层探索[J].中国图书评论，2005(7).
2 .阿尔文·托夫勒. 刘江等译.权力的转移[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 .“文化自觉”是费孝通先生在1998年香港举行的“中华文化与二十一世纪”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见《中华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挑战》一文）。
4 .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P1295.
5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P383.
6 .季羡林.东学西渐与“东化”[N].光明日报，2004-12-23.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
[责任编辑：包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