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人”假说视角探讨邻避冲突成因及解决路径

摘 要：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纵深推进，邻避冲突事件在各地频繁发生。基于经济学对“经济人”的三个假说分析——自利、理性和公共福利性，可以发现邻避冲突产生的原因。相应的，当邻避居民用理性的行为来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时，客观上能够促进社会整体效用的最大化，即在化解邻避冲突的同时优化了邻避设施建设方案。而合理补偿机制、协同参与机制以及整体规划机制能有效回应“经济人”三个假说，为邻避冲突的解决提供有力支撑。

关键词：邻避冲突;“经济人”假说;合理补偿;协同参与;整体规划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9）34-0146-02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进程进入到中期加速阶段，为了缓解激增的人口给环境带来的压力，各地兴建了许多邻避设施。这些设施能有效缓解人与自然的矛盾，但由于邻避设施具有负的外部性，由此也导致许多邻避冲突事件发生。我国的邻避冲突事件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环保部发布的相关数据显示，仅环境型邻避问题引发的冲突事件年均增长速度就高达30%。冲突范围也从传统的修建铁路、医院、公墓、垃圾焚烧发电厂扩大到石化类项目、电池厂项目、高压水塔项目、核电厂项目等。总体而言，邻避冲突事件呈现数量增多、范围扩大、规模升级等特点。一旦处理不好，将会严重影响政府同居民的关系，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产生不良影响。

西方发达国家对邻避冲突研究较早，学者们分别从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视角对邻避冲突成因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应治理邻避冲突的方法。其中，从经济学视角研究邻避冲突主要集中在自利的“经济人”方面，综合运用经济学中“经济人”的三个假说来分析邻避冲突形成原因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而作为邻避冲突主体的社会人之所以会采用对抗的方式来表达自身诉求，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经济人”的思维模式。因此，从“经济人”假说出发，研究邻避冲突形成原因和解决路径是切实可行的。

一、理论基础：“经济人”假说

1.自利的经济人。经济人具有自利的本性，在日常经济活动中总是趋利避害，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正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述，“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联合。”[1]人的利益首先起源于人的需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2]马斯洛需求理论则更好地阐释了人的需求从较低层次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到较高层次的情感归属需求、受尊重需求再到最高层次的自我价值实现需求的过程。相应的，从古典经济学到新古典经济学再到现代新政治经济学，经济学中“经济人”自利的内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货币收入和物质享受不再是自利的经济人唯一关注的内容，自利的内涵也从单一的对物质经济的需求扩大到对尊严、名誉和社会地位等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精神需求。

2.理性的经济人。经济人是理性的，他总是根据所处的市场环境来判断自身利益，并且努力采取各种手段使得自己追求的利益实现最大化。从斯密开始“理性经济人”经过了几个主要的发展阶段。在斯密那里，经济理性表现为：人们在市场活动中，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得失和盈亏的精密计算。到了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理性被视为与自身利益最大化同等，理性经济人是效用最大化的追求者[3]。近年来，经济学领域还将“完全理性”修改为“有限理性”，有限理性理论提出了人类选择面临的困境，从而让人们认识到人类认知的局限性。

3.公共福利性。公共福利性是指经济人谋取私利的行为最终会促进社会公共福利。虽然经济人进行市场经济活动的出发点是利己的，目的也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但是在一定的法律和制度框架下，利己的经济人在从事着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活动时也客观地促进了社会分工精细化，以及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人们素质的提升。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内涵也不仅仅局限于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还应该包括社会关系的扩展、社会生活的丰富、人们综合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4]。

二、贯穿邻避冲突的“经济人”行为

1.从利己的经济人到利己的社会人。自利是人的本性，无论是身处经济活动中的个人还是身处社会活动中的个人都无法避免。如果政府建造的是诸如图书馆、体育馆、公园等邻迎设施，在丰富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使得居民的资产不断增值，那么周边的居民对该设施会持欢迎的态度，支持政府的行为。而诸如高速公路、垃圾焚烧厂、化工厂等邻避设施，其产生的噪音、异味等有毒物质不但降低了附近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可能对其身体健康产生潜在危害，同时会导致附近居民资产贬值。虽然大家知道建造邻避设施可以缓解当地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邻避设施对自己、对他人，乃至整个社会都是有利的。但由于建造鄰避设施产生的负外部性成本是由少数人承担的，作为自利的社会人在权衡利弊后会采取有利于自身的决策——拒绝项目建在自家附近。正是由于社会人也具有自利的本性，当他们拒绝邻避设施建在自家附近，而政府的决策又无法满足他们的诉求时，邻避冲突的种子已经种下。

2.理性的动机引发非理性的行为。经济人在进行经济活动时是理性的，他们会在法律和制度框架内根据市场状况做出有利于自己的决策。同理，在邻避设施选址问题上，居民也是理性的社会人。由于邻避设施可能导致一定范围内的居民健康受到危害，资产遭到贬值。因此，理性的社会人在权衡自身利益和集体利益、自身成本和集体成本后拒绝邻避设施建造在自家附近。同时，研究表明，居民对邻避设施的接受度也与居民自身的需求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即对设施的需求度越高，居民的接受度也会相应提高，反之越低。但是居民理性的动机却引发了非理性的行为，导致邻避冲突的发生。这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制度问题，目前我国在居民参与政府决策，听政议政方面的制度流程还很不完善，居民缺乏与政府进行沟通的有效渠道。当政府提出要在自家附近建造邻避设施时，出于保护自身财产不受侵害的理性动机，居民拒绝在附近建造邻避设施。但由于制度流程不健全、双方沟通不畅等原因加剧了双方信息不对称，特别是在某些媒体大肆渲染和不负责任的报道下。理性的社会人采取了非理性的行为来维护自身权益，由此导致邻避冲突的爆发。

3.利己、利他和利社会的形成。斯密的经济人在谋求个人利益的主观驱动下，通过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最终促进了社会公共福利。同理，社会人在进行邻避抗争的过程中，虽然主观动机是自私的，是出于对自身财产的保护。但是在与政府沟通、交流甚至是碰撞、冲突过程中不但可能实现邻避设施成功落地，而且还使得各项制度日趋完善、监督体系进一步健全，建造工艺愈加纯熟，整体规划更加全面。在提升当地居民安全感、满足感和幸福感的同时客观上也增进了他人的福利，从而使得社会整体福利水平得到提升。湖北仙桃市垃圾焚烧发电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从刚开始的项目秘密启动，群众毫不知情，到项目即将竣工引发大规模邻避冲突，项目被迫暂停，再到后续的在政府引导下，群众积极参与项目建设，将该项目的布局从单个垃圾焚烧发电厂拓展为“一园五厂三基地”总体布局，充分体现了“前瞻性规划、一揽子解决、合理化循环、生態友好安全”的整体思路。因此，邻避居民在进行抗争的同时，也促使政府及相关主体对邻避项目进行反思、改造和升级，制定并完善群众参与决策的相关制度，客观上增进了社会整体福利。

三、化解邻避冲突的路径研究

1.合理补偿，覆盖风险。基于利己的经济人假设，居民在做出抗议邻避设施行为的时候考虑最多的是自己的利益不受到侵害。因此，合理地对居民进行经济型补偿能有效降低邻避冲突发生概率。经济型补偿包括两种方式，一种是货币型补偿，一种是非货币型补偿。就货币型补偿而言，旨在给予邻避居民一定的货币来弥补和覆盖他们承担的风险和损失。但是补偿金额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涉及到补偿标准的制定，居民承担风险损失的衡量。国外在邻避补偿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路，即在进行邻避设施选址时提供多个备选方案，同时将邻避设施的建设成本，以及提供给邻避居民的补偿成本作为一揽子计划打包进行公开拍卖，拍卖价格逐步提高，直到有社区愿意接受该邻避项目。通常拍卖价格有一个极限，即项目方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如果在这个极限价格之下仍然没有社区愿意接受，说明该设施造成的损失超过了项目方愿意支付的成本，此项目会因为没有达到社会最优效益而被取消[5]。非货币型补偿包括政府在社区附近兴建一些供周边居民免费使用的公共设施，如图书馆、运动场所、公园等。通过这些邻迎设施来缓释当地居民对邻避设施的不满情绪，从而使项目顺利完工。或者项目建设方雇佣当地居民到项目组中工作，在项目投产运营后为当地居民提供尽可能多的就业岗位。

2.信息对称，协同参与。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由于建造的邻避设施会给当地居民带来潜在危害，这种负的外部性成本是由邻避居民承担的，而产生的收益却由整个社会共享，理性的居民对邻避项目持拒绝态度。在各种制度不完善、交流机制不健全等因素的作用下，居民和政府、项目建设方无法进行平等有效的沟通交流。政府、项目建设方对项目的规划、设计以及项目可行性分析等技术性方案无法有效传达给居民。居民担心的问题也不能通过正当渠道反馈给政府。由于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加上沟通交流机制不健全，从而导致邻避冲突的爆发。信息不对称产生的根源在于各主体获取信息能力不同、信息传递机制完善程度不同、各主体获取信息成本不同以及信息传递过程中影响因素不同等方面。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键在于建立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随着居民主人翁意识的逐步增强，在邻避设施决策过程中引入公众参与能有效规避邻避冲突的发生。引入包括邻避居民、专家、媒体、企业和社会组织在内的多主体参与，在项目启动前对其进行充分有效的评估并真实全面地披露信息。完善多主体协同参与机制，建立包括多主体协作决策机制、多主体协作执行机制、多主体协作监督机制和多主体协作反馈管理机制在内的多主体协作治理机制使项目建设全过程的信息充分流动，各主体充分表达意见，降低邻避冲突发生概率。

3.整体规划，立足长远。基于增进社会公共福利的假设，居民在进行抗议邻避项目的过程中使得政府和企业方重新全面规划、总体布局，客观上促进了社会整体福利的增加。因此，避免邻避冲突的发生，政府和企业方必须从项目规划期开始就具备全局整体意识，建设邻避项目不是简单的局部规划，而是全局整体性规划，要力争实现以点带面的效果。依托产业园区建设，引入循环经济模式。通过产业园区合理配置资源，形成有效产业链，打造一体化项目群，高标准、严要求建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统筹处理[6]。例如，可以将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打造成以垃圾焚烧发电厂为核心，集聚各种再生能源公司为主体的产业园，通过将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筑垃圾等各类垃圾分类集中处理，使得废弃物可以就近、就地得到处置，降低了各类垃圾的转运、处置的成本和风险。园区还可以依托周围的自然条件，建设生态公园和科普活动中心，通过邻迎设施缓释邻避设施可能带来的风险和损失。通过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吸引更多企业入驻，进一步完善周边配套设施，使产业园区红利辐射面不断加大，实现以点带面式的发展，让产业园区及周边成为集聚吸引力的地方。

四、结语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纵深推进，邻避问题呈现多发性、多样性的特点。究其原因，主要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政府忽视了作为“社会人”的公民具有“经济人”的特质。利己的社会人在理性的驱动下做出了非理性的行为，导致邻避冲突的发生，而在解决邻避冲突的过程中客观上能够促使社会整体效用的增加。为了避免邻避冲突，政府必须不断完善合理补偿机制、协同参与机制和整体规划机制，从“经济人”的三个假说予以有效回应。

参考文献：

[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  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J].学术月刊，2001，（2）：28-35.

[4]  张恒龙.论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说的合理性[J].经济评论，2000，（6）：50-72.

[5]  赵小燕.邻避冲突参与动机及其治理：基于三种人性假设的视角[J].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36-41.

[6]  江婷钰.城市规划中的垃圾处置因素考量[J].再生资源与循环经济，2018，（4）：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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