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书法的书体及特色
敦煌文献同甘肃汉简一样，谱写了中国民间书法演变、发展的绚烂历史。其主要特征在于：一是由于大部分为佛教经卷，所以书法风格被赋予了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这是由这七百余年间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和审美趋向所决定的。东晋南朝以后，文化中心南移，南方兴起玄学等思潮，而在这里，依然保持着以往的儒学传统，所以敦煌书法书风的演变自然地融进了北碑时尚，即已由两汉时期先民们天籁精神下的浪漫不羁变为梵音佛乐中的老成持重。二是由于两晋、南北朝数百年间战乱频起，7至9世纪历时二百年的吐蕃统治及其他少数民族占领敦煌，加之隶变已经完成，书法的书体已基本完备，所以在书体演变程度上显然放慢了脚步，而是主要朝着书体楷化和风格的塑造稳步前进。三是由于书法材质变为以纸代简，书写运动幅度、笔势、墨性等发生了变化，因而书者情趣、书法意态等产生了不同于竹简木牍的特点。
敦煌写经的作者，除了少数士族显贵之外，多为接受过书法的基本训练或严格考核的寺院经生、经生手或僧侣，尽管他们社会地位卑微，并不大通字学，书写中俗体、错别字迭出，但就书法水平而言，决不乏堪与书法名家比肩抗行的精品佳作。
敦煌文献的书体有楷书、草书、行书、篆书以及各种过渡性书体，还有一些美饰类墨迹。而最为显著的则是“敦煌经书”，即狭义上的类楷书的经书体，或称之为写经体、经生体。书体的演进、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与时俱进(变)的。隶变在汉代完成以后，接踵而来的是楷书的走向臻熟，而迈出的第一步即先是“魏楷”兴起的转型。反映在敦煌书法中，从早期尚存带有分书意味的一些“汉楷”样式，随之逐步地形成以魏楷为基本而自成体系、颇具特色的经书体，突出地反映了敦煌书法特有的本质风貌。
下面，我们依大体时序，分别对敦煌书法的书体及其具有风格特色的一些墨迹，简要地进行讨论。
(一)敦煌经书
经书体，顾名思义，是指抄写经籍的书体。广义上包括楷、草、行等书体；但从狭义讲，人们习惯上只是把写卷较多的类楷书的书体称为经书体。它是自“汉楷”而后，形成于佛门寺院并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主流书体。由于宗教的需要，加之敦煌古代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必然带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甘肃先民鲜明的性格特征。书法的创造发展在民间。经书体反映出，它不仅翔实地记录了汉字在隶变完成以后向唐楷过渡的全过程，而且真实地显示出民间书家对汉字及书法的发展所起的重大推动作用。
经书体是两晋以来寺院抄写经籍的主要书体。为了表示对佛的虔诚，抄经者总是严格程式，工整抄写，只是时代不同风格亦不同。从经书体的演变发展过程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305580)，即自西晋经十六国、北魏、西魏至北周，这二百七十多年为第一阶段；隋唐时期(58l780)的二百年为第二阶段；吐蕃至宋时期(78l1006)，即自中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吐蕃占领敦煌及张、曹二氏归义军时期，经晚唐、五代延至西夏统治时期，这近两个半世纪为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的代表作品，有前凉升平十二年(368)的《道行品法句经》、晋《三国志·步骘传》、皇兴二年(468)的《康那造幡发愿文》、北魏《大般涅槃经》、兴安三年(454)的《大慈如来告疏》、延昌元年(5l2)的《成实论》、正光二年(521)的《大方等陀罗尼经》、540年左右的写本《贤愚经卷第二》、北周保定元年(561)的《大般涅槃经卷第十八》以及欧阳询《化度寺邕禅师塔铭》拓本等。基本特点是，多数墨迹构形上纵而趋方，结体紧凑尚存分书(汉隶)意味，转而融进北碑书风，呈现出一派古雅、峻整、朴厚的风格。
经书体发展到第二阶段，已由隋大业四年(608)的《大般涅槃经》、大业九年(613)的《胜鬘义记》等尚未成熟的楷书，逐渐形成为典型的唐楷。代表作品如唐咸亨三年(672)的《妙法莲花经卷第六》、咸亨四年(673)的《佛说大药善巧方便经卷上》、唐高宗仪凤元年(676)的《金刚般若经残卷》和颜真卿青年时代的开元二十三年(735)的《阅紫录仪》、玄宗《御注金刚经》、典型唐楷《思益梵天所问经卷第一第二》、《合部金光明经卷第三陀罗尼最净地品第六》、《佛性海藏智慧解脱破心相经》、《说苑反质第二十》、肃宗乾元二年(759)的经史写本《古文尚书卷第五残卷》等。书法进入唐代以后，名家辈出，广为影响，书法的社会意识急剧增强，反映在敦煌书法中，也是谨守法度，民间书法也向士族显贵书法靠拢，逐渐形成大同书风。
经书体楷书发展到第三阶段时，写卷书体多样化起来，所以像前此以往的唐楷书体相对较少。代表作品如唐昭宗大顺元年(890)的《论语郑玄注卷第二残卷》等。柳公权于长庆四年(824)所书《金刚经》碑拓，是他四十六岁时的代表作，也是敦煌文献中保存下来的士族书法瑰宝，楷法森严，清劲俊秀，规矩中有变化，方峻中有灵气，俨然“唐尚法”的典范书风。
(二)敦煌草书
敦煌是草书的发源地，东汉晚期的“草圣”张芝、“亚圣”张昶“兄弟二圣”和西晋“章草宗师”索靖等皆为敦煌人，所以敦煌有着草书传统。但是，敦煌文献中的一些经书类草书作品，与他们并无直接的承传关系，既无相传张芝所书《冠军帖》那样的连绵激荡的今草形式，更无相传索靖所书《月仪帖》那般“标准章草”的模样;既不同于孙过庭的宗王草法之劲利书风，更没有张旭、怀素那般浪漫不羁的狂草踪影，而完全是别具特色、书风独占的草书风格。故，本文提出“敦煌草书”的概念。
按说，抄写佛经是极为严肃的事情，依照程式、书写工整是起码的要求，亦示以对佛的虔诚。但到唐代，由于书法的社会风气十分浓郁，名家众多且影响甚深，连清静的寺院佛堂都被渍染，所以像草书、行书等体现着浪漫主义的书体也成为抄写经籍的书体形式，真可谓“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此其一。其二，从敦煌文献中有一些名家字帖摹本和书法理论残卷等情况分析，唐以来的敦煌，已不仅将草书、行书等书体作为抄写经籍的书体形式，并已形成了“敦煌草书”的书法风气，而且已然变成了一座庞大的书法学院，众多僧侣、经生手被深深地笼罩在又一个“鸿都门下”，成为有势力的民间书法集群。尽管他们大多未能留下姓名花押，但就书法水平而言，有些绝对不在名垂青史的大家之下；也正因此，敦煌才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光耀千秋的书法瑰宝。
“敦煌草书”的代表作品当以盛唐时的《因明入正理论后疏》最为精彩：字字独立，但字中极尽连带使转、起伏变化，结字简约圆秀，用笔纯熟自然，通篇二万余字一气呵成且无改漏，章法茂密，气韵通畅，显然出自某位学识渊博、功力精深的敦煌书法巨擘之手，绝对堪称不朽杰作。其次，有盛唐时的《恪法师第一抄》，不乏王羲之笔意，与孙过庭《书谱》息息相通。堪为今草杰出作品。再次，有大致书于772年前后的佛学论著《大乘起信论略述》，似开元代书家康里巎巎草书风格的唐佛经写本《妙法莲花经明诀要述》。其共同特点是结字浑圆，体势清朗，用笔流畅，率意自然，当为出自粗通草法的一位经生之手，篇中杂有行书乃至楷书笔意，草书显然尚不够成熟，但恰恰因此而更见变化，独具风格。
隋唐时期，由于王羲之声名显赫而噪南播北，连远在西陲敦煌莫高窟的经生们也推崇尊学，时成风尚。所以在敦煌文献中，还有幸留下三帧《王羲之十七帖》的摹本残迹，即《龙保》、《瞻近》和《得足》。从三帖中一些字的结体、风格等来看，似出自一人之手，行笔劲健流畅，生动自然，颇得“书圣”笔短意长之神韵，堪为敦煌书法中难得的宝墨佳品。其他草书墨迹还有见唐贞观十五年(641)的《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等，亦不乏骨力雄强且“半得右军之肉”的妙作之神采。
(三)敦煌行书
敦煌文献中的行书墨迹数量颇多，用途也很广泛，不仅用来抄写经文，还应用于一些辅助性经籍注释、疏义、略述及寺院的经济文书等诸多方面。
敦煌行书以行楷为多，行草相对较少。行楷的代表作品，依大体时序，一是西凉比丘德祐于405年所书《十诵比丘戒本》，大致与二王同处一代，书法极具特色，堪为珍品；二是西魏大统三年(537)的《东都发愿文》，书者令狐宝系敦煌令狐豪族、书法世家的一员，行笔流畅洒脱，线条飘逸俏美，可谓南北朝时不可多得的行书墨迹；三是唐天宝十四年(755)的《骑都尉秦元制受告身》，一眼可得其太浓的颜(真卿)味，实是书法佳作；四是盛唐时写本《高适诗选》，系曾久居西北、任河西节度使哥舒翰幕府书记时所作的反映士兵疾苦和边防生活而流传于敦煌地区的诗歌抄本，用笔沉雄峭拔，方圆兼使，大方自如，富有特色。此外还有如《归义军衙府酒破历》、张大千珍藏的《张君义勋告》以及《温室经疏》等，也都各具书法风格。
行草书代表作品，首先是西魏大统二年(536)的《法华经义记》，流畅潇洒，跌宕多姿，不乏二王风气；其次是隋仁寿元年(601)的《摄论章》，极富节奏韵律和线条变化，是改变了北魏以来的基本笔法却仍略带分书笔意的行书佳作。另外，裹藏于敦煌文献中的贵族书迹，即甘肃籍的唐太宗李世民于643年前后所书的《温泉铭》唐代拓本，原碑早佚，宋以来只有文献见闻，直到敦煌藏经洞发现才得以昭世。以行书入碑，唐太宗当为第一人。是铭用笔圆劲，线条清丽，一派“书圣”大风，不愧遒媚机敏之佳品。实际上，敦煌书法中的行书墨迹为数不少，除上述代表作品外，尚有北魏时的《胜鬘疏》，唐代的《众经别录》、《春秋经传集解》、《开门要训》、《兰亭序幕本残卷》，五代时的《曹元忠状》，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节度使某官发首燃灯文》、《正月十五日窟上供养》等等，都可谓敦煌书法之佳品，考虑到篇幅，这里就不再一一展论了。但值得一提的是，敦煌文献中约有二万页(以缩微胶片一张为一页计)多种文字的硬笔书法，其中一些汉文也不乏可鉴价值，如中唐和晚唐时期的二纸契据类墨迹等。这说明，一是唐代时民间也盛行硬笔书法；二是这些硬笔书法仅为书写实用墨迹，与当今的硬笔书法有着不同的内涵；三是硬笔在唐代也是一种(类)书写工具，与毛笔具有相同功能。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由斯入手，多方考察探究，梳古捋今，得出“硬笔书法是我国书法的母体”的结论，成为颇具新意的一说。
(四)敦煌篆书及其他
比较而言，敦煌书法中的篆书墨迹为数极少，仅发现几页残卷，这里借以《千字文残卷》作代表。《千字文》是南朝梁周兴嗣撰写的集识字、习字为一体的字书教本，历来以王羲之第七世孙、寺僧大书家智永以真、草二体所书的本子最为著名，敦煌文献中即有前述的《蒋善进临智永真草千字文》墨迹，但篆书《千字文》颇为少见。此残卷的发现，可谓填补了隋唐间《篆书千字文》仅有史乘载述而无迹鉴的空白，具有凡响不同的意义。此残卷给人一种有似见到战国时期楚系文字中的《岣嵝刻石》般的感觉，同样可用“奇谲诡异”来作评论，有学人称其为“篆书奇字”，就是因其书写颇为奇特，甚至杂有民间迄今流传的“蚊脚篆”、“香炉篆”等俗篆之意;其中的“丹青”二字又简直是楷书写法，故真当为奇特之书了。
讨论篆书必然想到篆刻。敦煌文献中还有一批为数可观的唐、五代时的篆刻印鉴，不仅填补了目前极稀见的唐印之白，而且也显示出各种极尽法度的精彩印风。不过在笔者的思想中，篆刻依然同书法分离，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所以还是以后另作讨论。
敦煌文献中有一元代至正八年(1348)的莫高窟造像《六字真言碣》(又称《六字真言碑》，亦可谓珍品之迹。上额为汉字楷书“莫高窟”三字，碑心为四臂观音像，上、左、右三方用梵、藏、汉、西夏、八思巴蒙古、回鹘六种文字各刻“崦嘛呢八咪吽”“六字真言”等，其碣的形式布局及内容等十分罕见。“六字真言”系喇嘛教教徒认为的经典之根源，谓经常反复吟诵可以积累功德，待“功德完满”即可解脱。此碣用六种文字刻立，当主要是为方便和满足当时敦煌多民族佛教信徒诵念之需。从书法角度看，也反映了民族文字与汉文字同光共辉的现实和书刻风格。尤其两侧和下部以汉字细密书刻的西宁王及妃子、太子、沙洲路及河渠司提领、大使、百户、僧人、长老、工匠等八十余位功德主姓名书迹，展现出自然无拘的书法风姿。
同甘肃汉简一样，敦煌文献亦可谓书法的海洋和百科全书，我们仅仅撷其两枝三叶做了个引述。事实上，敦煌文献中还有更多颇具特色、十分精彩的书法墨迹，而且有着许许多多在变中的过渡性书体原型，充分、多彩地展现出古代敦煌地区以至三陇民间书法的创造精神、天籁精神和自由精神。总之，敦煌书法是非常丰富的，极有艺术价值的，还有待去做进一步的挖掘、梳理和研究，不断发现、总结其隐藏着的书法奥秘，以启迪、指导我们当今的书法创作和甘肃书法“敦煌风”的构建与形成，并对书法艺术的发展以借鉴和思考。
余秋雨在其《文化苦旅·莫高窟》中说：“为什么甘肃艺术家只是在这里撷取了一个舞姿，就能引起全国性的狂热?为什么张大千举着油灯从这里带走一些线条，就能风靡世界画坛?”所以，敦煌书法，给予我们的启示同样也是很大、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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