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企业间工资趋同的经验研究

摘要：本文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对制造业企业间人均工资的趋同速度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估计中国制造业企业间人均工资的收敛速度，发现近年来企业间工资存在绝对收敛，且趋同的速度较快，这一结论在不同行业、地区和所有制下都成立；企业规模、所有制、垄断程度等企业和行业特征对企业间工资趋同速度有显著影响。

关键词：工资差距；绝对收敛；制造业企业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一、引言

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国内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快速扩大。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不断上升，在1991年就突破了0.4的警戒线，2001年以后则一直徘徊在0.5左右。收入差距对社会公平产生了不利影响，成为引发多种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因此，有必要充分研究收入差距变化的事实，探索造成收入差距变化的原因。

工资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初次分配中形成的工资差距可以揭示中国收入差距的最初源头。在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年收入中最主要的部分。在农村居民收入中，最主要的是家庭经营收入，其次才是工资性收入。2000年，中国工资最高组与最低组之间的人均工资差距在6倍左右，缩小工资差距对于解决中国收入差距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的文献对中国工资差距的研究往往是从家庭和微观个体的角度出发，讨论组间工资差距的变化，忽视了组内收入差距的重要性。从企业层面讨论工资的文献则往往集中于探寻决定企业工资水平的原因，很少关注工资在企业间的差距及其变化。本文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工资差距进行讨论，希望通过研究企业间工资差距的动态变化事实及其影响因素，弥补对组内工资差距研究的空白，并为研究收入分配差距提供新的视角和事实基础。

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对企业人均工资差距进行研究，试图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近年来中国企业间的人均工资差距变化趋势是扩大还是缩小？二是企业间的工资差距以何种速度变化？三是企业特征和行业特征如何影响企业间工资差距变化的速度？

二、文献综述

价格理论认为，供给和需求二者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均衡价格。在价格理论的框架下，工资作为劳动力的价格，是由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在市场上达到均衡所决定的。因此，分析工资的变化就要分析劳动力供给和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以及工会、最低工资等影响市场的制度性因素。以上因素不仅在时间序列上影响工资的变化，而且在横截面上影响工资的分布或差异性。事实上，站在任一时点，工资在整体水平以及不同受教育年限、不同工作年限、不同行业、不同省份的劳动者之间普遍存在差异性。从历史来看，这些差异性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规律。

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变化的角度来看，Katz and Murphy（1992）通过标准的供给-需求模型分析了美国1963-1987年间工资结构的变化。他们发现，美国的工资结构出现了三大变化：一是按照劳动者的受教育年限划分，教育年限高的工人工资相对增长更快，尤其以大学毕业生群体的工资增速为最高；二是按照年龄划分，年长的工人其工资相对增长更快；三是整体来看，各群体间及群体内的工资差异基本都在扩大，但是男女之间的工资差异反而缩小了。对于这样的变化，其背后的解释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解释以Krueger和Mincer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美国国内的技术进步产生了对人力的替代，因此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具有更高受教育年限和更高技术能力的工人的需求相对上升。Berman， Bound and Griliches（1994）也支持这一解释，他们指出了三个基本事实：一是劳动力需求由低技能工人向高技能工人转移的现象发生在美国制造业的450个行业中，而不是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转移；二是国际贸易对于劳动力需求在不同技能水平工人之间的转移只有非常小的影响；三是不直接从事生产的工人数量迅速增加，并且这种增加与电脑和研发部门的投资密切相关。

第二类解释由Murphy和Welch等人提出，他们注意到国际贸易的影响，即由于巨额的国际贸易带来的替代效应，美国对于本土制造业产品的需求下降，而对于高教育年限劳动者以及女性劳动者密集型行业的产品需求则相对上升。Woodand Adrian （1997）则对比了东亚经济体与拉丁美洲的情况。1960-1970年间，东亚经济体的经验表明，开放的贸易政策可以减少工资差异；而198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验则表明，开放的贸易政策反而增大了工资的差异。Wood认为背后的原因不是东亚与拉丁美洲的差距，而是这两个年代的差距——技术进步带来的新的对于高技能工人的技术偏好。根据Heckscher和Ohlin的理论，一个国家会出口那些使用本国相对丰富的资源进行生产的商品，而进口那些使用本国相对稀缺的资源进行生产的商品。因此，国际贸易将提高对于本国相对富裕资源的需求从而抬升其价格。根据这一理论，国际贸易将抬升美国的高技能工人和高受教育年限工人的工资，从而使得工资差异拉大。

第三类解释由Feenstraand Hanson（1996）提出，他们认为虽然技术进步和国际贸易对于工资的影响已经引起了研究者的重视，但是全球化进程中的外包这一因素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外包是指企业动态地配置自身和其他企业的功能和服务，并利用企业外部的资源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经营服务。外包行为使得美国对于高技术能力的工人的需求相对上升。如果美国公司普遍通过外包来提高自己的竞争力，那么就会导致雇佣劳动力的需求由低技术能力工人向高技术能力工人转化。

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以外，劳动力市场制度的变化解释是工资差距变化的另一重要因素。对工资差距造成影响的制度性因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最低工资和工会。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颇具争议，讨论最低工资对工资差距的影响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大部分研究表明，最低工资会限制工资差距，如DiNardo， Fortin and Lemieux （1995）等。美国的实际最低工资水平在20世纪80年代显著下降，一些学者认为这可以完全解释工资不平等的上升，如Lee （1999）。同样的，90年代后实际最低工资的上升可以解释工资不平等的改善。正如Card and DiNardo （2002）所强调的，最低工资变化和工资差距变化的时间趋势十分吻合。与最低工资相似，工会对工资差距的影响得到了强有力的事实支撑。在发达国家，工会在工资决定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工会可以通过集体协商和工资溢出效应直接影响工资，也可以通过影响政府决策间接影响工资①。Lewis （1986）回顾了研究美国工会对工资影响的相关文献，得出的结论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会对个人工资差距缩小的贡献大约为15%。Card （1996）使用长期数据来考察工会的作用，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并发现工会对不同工人工资的影响程度不同。但是，工会对工资结构的作用缺乏理论模型基础，因此在估计工会对工资结构产生的效应时存在一些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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