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叙事与“语言学转向”的兴衰
内容提要 20世纪40年代后，史学理论界在围绕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因果解释模式探讨中，出现了从历史解释到历史叙事的研究视域转换。20世纪60年代末，后结构主义思想家巴尔特将文本主义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了历史叙事研究中，从而开启了史学领域的“语言学转向”。海登·怀特进一步分析了叙事文本的形式与内容，从而建立起了一种系统的文本主义史学理论。文本主义史学理论立足于文艺立场阐释了史学的真理性，但却难以从自身层面克服历史客观性被解构的缺陷，从而促使20世纪70年代至今，史学在重塑客观性的问题上对其进行扬弃，并逐渐走向一种新的科学立场。
关键词 历史叙事 语言学转向 文本主义 巴尔特 海登·怀特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2-0094-12
20世纪的西方史学理论有两次重大转折。第一次是1942年卡尔·亨普尔（Carl G. Hempel）《普遍规律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一文的发表，标志着史学的科学性范式占据了上风。自此，学界围绕着历史解释及相关问题讨论了30年。第二次是1973年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元历史学》的问世，标志着史学理论的后现代转向或“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完成。自此，学界围绕着历史叙事及相关问题又讨论了30年，直到本世纪初才逐渐把话题回到了记忆、经验、证据、在场等历史客观性问题上。董立河：《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今天，当回顾这段学术史时，不禁要问：这两次转折之间，也就是从历史解释到历史叙事的动因和内在理路是什么？学界在讨论历史叙事问题时，又是如何借鉴了语言学的思想资源来切入到对叙事的剖析中的？在语言学转向下，史学理论又有什么样的发展变化，它的意义和影响是什么？
一、从历史解释到历史叙事：一个研究视域的转换
关于史学自身性质和地位的探讨，从19世纪初职业史学诞生之时起便从未停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对实证主义史学的种种批判与反思所反映的就是史学科学性和艺术性这两种立场的论争。至20世纪中期，大半个世纪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一個共识，即“史学既非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非真正的艺术，而是一门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的学科”。
但这种共识只是暂时性的，持不同立场和洞见的学者总不会满足于这种费边策略式的论调。随着20世纪40年代逻辑实证主义兴起，上述论争又出现了新进展。逻辑实证主义者亨普尔重申了史学的科学性，认为史家的工作就是力图发现过去的实在（事实），并以一种严谨的科学解释来尽可能地对历史事实的原相进行还原。并且，在掌握了大量历史事实的基础上，史家还应对不同历史事实所体现的共同规律进行总结，并根据规律的因果性来对尚未发生的事件（events）进行可能性预测。这就意味着，在历史中必然存在着某种普遍规律，这种规律对史学的作用就好比数学公式对自然科学的作用一样：通过它，一方面，可以从已知事件出发去回溯这些事件发生的原因（由果溯因），即对历史的“解释”（explanation）;另一方面，还可以从已知事件出发去推导这些事件导致的结果（由因导果），即对未来的“预测”（prediction）。Carl G. Hempel， “The Function of General Laws in History，” 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vol.39， no.2， 1942， pp.35～48.在经验科学的意义上，当前能被直接感知的现象就一定是确定的、真实的事件，那么只要我们根据普遍规律，就可以从当前出发得到关于过去事件的解释，以及关于未来的预测（尽管史学家一般不将预测未来视为史学的任务）。这同时也意味着，只要关于某一历史事件的解释是根据普遍规律得出的，那这种解释就是科学的，因为它不是思辨的历史哲学那种“上帝意志”或“自然计划”的目的论解释，而是“建立在普遍规律的假设之上的理性的、科学的预见”。“历史事件并非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基于某些先行条件或同时性条件的必然结果”。Carl G. Hempel， Aspects of Scientific Explanation and Other Essay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5， p.235.这一论断的提出，标志着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在史学中占据了上风，以往实证史学的种种问题似乎都能在这里得以解决和完善。
但是，一些学者很快发现，史学中的普遍规律并没有像预期地那样起作用。如果按照上述说法，当要解释“一战”爆发时，我们先要给出一组关于“初始条件”（事件）的描述性陈述：萨拉热窝事件，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俄军进攻东普鲁士，德军开进比利时，等等。同时，还需给出第二组解释性陈述：德国国力迅速增长，英国霸权受到德国挑战，德国在欧洲中部寻求同盟，英、法、俄等国结成反德协约，等等。在这组陈述中，就暗含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强必霸，两霸必战”等普遍规律的假设。在亨普尔看来，此时我们不仅对一战爆发过程进行了陈述，也根据普遍规律解释了一战爆发的原因。但这里存在的问题在于：首先，在一般的史著中，很难区分上面两组陈述。史家不可能也不会像科学家那样，运用数理规则得到关于某一具体现象的精确描述，而是以“叙述”（narrate）的方式对历史进行陈述的。比如通常的史著对一战的叙述应是：对标志一战开始这个事件前，各个事件的陈述;对一战开始后各个事件的陈述;以及对标志一战结束事件的陈述。在此，描述性陈述和解释性陈述并没有得到明确区分，而是被包含在了关于事件的整体叙述之中。换言之，史学不像自然科学那样能够精确区分两种不同的陈述，史学的陈述是寓于叙事中的，叙事是陈述的综合;其次，在史著中，普遍规律往往不是预先给定的，而是暗含在关于事件的陈述中的。如果我们追问，到底什么是一战爆发的原因，是暗含着普遍规律假设的陈述呢，还是普遍规律本身呢？如果是普遍规律本身，那么我们就无需给出第二组陈述，直接将它视为是一切战争的原因不就行了？显然，这是不可取的。波普尔（Karl Popper）就曾把这种方法称为“历史决定论”（historicism）而加以猛烈批判，因为它缺乏环环相扣的逻辑推理，而只是直接“把特定初始条件的趋势与普遍规律混为一谈”。Karl R. Popper， 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 New York： Happer Torchbooks， 1957， p.128.这好比我们在读一本故事书时，刚读到开头时就说已经知道结局是什么了，但实际上故事的结局往往与我们预想的不同。因为故事的开头只是一种趋势，它并不必然导致与它相同的结果。历史事件是由人的思想和行动导致的，而人的思想行动又受到形势、情境、心理、道德准则、意识形态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从而导致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着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在史学中我们不能预先给定一个大而不当的普遍假设，而是要根据一组特定事件的陈述来总结出其中的原因。这又反过来表明，历史解释实际上不是由预先的普遍假设来决定的，而是由关于历史事件的一组陈述来完成的，这一组陈述就是叙事。因此，历史叙事是历史陈述的载体，也是历史解释的表达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