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陈寅恪的藏书实践
摘 要： 陈寅恪毕生读书、买书、藏书、著书，书籍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寅恪没有专门的藏书思想，也没有发表过藏书方面的论著，但是他通过具体的藏书实践活动，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做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 陈寅恪 藏书 教授
陈寅恪是20世纪的一位国学大师，对中国历史学、古典文学、宗教学均有精湛的研究，尤其精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其《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已经成为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经典名作。陈寅恪毕生读书、买书、藏书、著书，书籍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寅恪没有专门的藏书思想，也没有发表过藏书方面的论著，但是他通过具体的藏书实践活动，摘 要： 陈寅恪毕生读书、买书、藏书、著书，书籍成为他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陈寅恪没有专门的藏书思想，也没有发表过藏书方面的论著，但是他通过具体的藏书实践活动，在中国近代藏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值得做比较深入系统的探讨。
关键词： 陈寅恪 藏书 教授探讨，我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陈寅恪藏书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私人藏书历史上，宋代与清末民初是两个重要的转折时期。从宋代开始，雕版印刷术占据了印刷业的主要地位，成为私家藏书逐步走向繁荣的起点，使私人藏书家在保护中国文化产品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自清末民初以来，私人藏书逐渐走向大众化。当时由西方传入的铅字印刷术已经普及，以成本低廉和简易快捷而占据出版业的主流地位，使一般文化人家庭都能拥有或多或少的藏书，尽管可能以铅字版或者影印版的书籍居多。至于古色古香的传统书籍，除了宋元版古籍或者其他善本珍本孤本图书的价格昂贵之外，一般雕版印刷书籍都很便宜，明清版古籍一套的均价为几十元。对于普通人来说，不太容易买得起。但是对于处于社会上层的知名人士来说，实在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难怪这一时期出现的知名藏书爱好者，不是实业家、官宦世家，就是知名学者，而且学者所占比例特别大。当然，像叶德辉那样对书籍的情感既特别强烈又特别独特，声称“买书如买妾，美色看不厌”的传统色彩浓厚的文人，只能归入比较古怪的另一类。
心力与财力是成为藏书家的先决条件。具有自由与充足的经济来源，是文化人维持独立精神的前提条件，也是文化人从事收藏事业的物质基础。有了财力，心力就显得特别重要。清末民初以后，中国从西方引进大学制度，使各种形式的大学逐步在中国建立并发展起来。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一共有高等学校227所，学生104000人。其中公立学校138所，私立学校65所，教会学校24所；其中，大学65所，专门学院92所，专科学校76所；在大学中，工科院校18所，高等师范15所[1]。学者特别是从事文史哲等基础文科研究的学者，除了在高等院校教书之外，似乎并没有太多职业可供选择，其中有一定成就和知名度的大多是教授。
从购买力平价的角度计算，专家教授经济待遇最好的时期，应当就是民国前后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前。根据有关学者的研究，1934年大学教授的一级月薪为600圆，约合当今人民币18000元；副教授一级月薪为400圆，约合当今人民币12000元[2]。当时凡是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大多拥有一定的藏书，其中有的人甚至符合藏书家的标准。像熊十力这样没有藏书的知名学者很少，与熊十力的研究注重思想感悟而不依靠知识积累有关。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大学教授的实际收入有所下降，但是和米价上涨不同的是，书价与以前相比却有所下降，而且与其他阶层相比，情况还算过得去。尽管面对国家和民族的严重危机，学者们没有以往那份闲情逸致了，但是他们购书藏书的兴趣仍然很浓厚。因此，学者教授们的收入高，经济基础好，是购买大量书籍的前提条件。当然，学者藏书爱好者与一般书籍鉴赏家、收藏家、买卖家，还是有着一些根本性的不同。我们以有一定的藏书史料记载且有一定的藏书特色为底线，作为学者藏書爱好者的基本条件。这样纳入这个范围的人数相当多，如朱希祖、郑振铎、罗振玉、梁启超、胡适、伦明、吴梅、黄侃、陈寅恪、钱穆、顾颉刚、邓之诚、陈垣、汤用彤、唐弢、阿英等人，举不胜举。其中收藏精品成为系列且在藏书研究上有造诣的，就可以称为藏书家。
范凤书在《中国私家藏书史》修订版（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的第三编中，在“中华民国时期的私家藏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私家藏书”两章里，分别列出专门一节，通过简表的形式，将收藏一万册以上珍贵书籍的名人列为藏书家，其中民国为187家，当代为108家，这恐怕值得商榷。首先是范凤书将藏书家的门槛定得太低了。其实，民国年间，藏书动不动就在五万册以上的学者，比比皆是。例如，据《梁氏饮冰室藏书目录》（国立北平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一书汇载，1929年梁启超逝世后，家属按他的口头遗嘱，将其平生藏书寄存于北平图书馆。1933年，北平图书馆将书目编排出版，共3470种，41819册。又如1930年，钱穆来到北平，受聘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1932年开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并在清华大学等校兼课。一直到1937年冬随北京大学南迁，钱穆在北平生活了8年。除了教学研究之外，他的许多精力花在购书藏书上。他说：“北平如一书海，游其中，诚亦人生一乐事。”“余前后五年购书逾五万册，当在二十万卷左右。历年薪水所得，节衣缩食，尽耗于此。”[3]他们恐怕还不能算藏书家，只能算是藏书爱好者。其次，范凤书所掌握的近现代藏书史料比较有限，即使按照他制定的标准，也有一大批藏书家特别是学者都没有收进来。我认为苏精在《近代藏书三十家》增订本（中华书局2009年版）中收录的三十多位藏书家，比较符合严格意义上的藏书家标准。不管大量学者能不能算成藏书家，他们的藏书活动都已成为近现代藏书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本文专门要谈的就是陈寅恪的藏书实践。
二、陈寅恪藏书的大致情况
根据《吴宓日记》的记载，1919年，正在美国求学的29岁的陈寅恪，喜欢读书，并且非常注意收购书籍，频繁出入各家旧书店。1923年，已经转往德国求学的陈寅恪，给妹妹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因我现必须之书甚多，总价约万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续两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续大藏，其他零星字典及西洋类书百种而已。若不得之，则不能求学。”[4]由此可知陈寅恪已经完全离不开书籍。到了1925年，通过挚友吴宓的极力推荐，陈寅恪受聘担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当时陈寅恪继续购买了大量书籍，为此还向学校预支了部分薪金。1926年，陈寅恪到校任教。1929年国学研究院停办，清华大学转而聘请他为历史、中文两系的合聘教授。
购买或者收藏图书资料，一般有以下几种方式：一是依靠家中长辈积累流传下来，二是老师朋友的馈赠，三是购自书店、书摊，四是书商上门推荐，五是依靠抄写或者影印，也就是一旦见到某些名贵珍稀的书籍，买不起或者买不了，就可以托人抄录副本或者雇人影印复本。像邓之诚从1917年任职国史编纂处时起，一直居住在北京，经常到琉璃厂等地的书店书摊购买书籍。邓之诚遇到重要书籍又无法购买时，多托人抄录副本。所抄之书有《苞桑丛识》、《东冈文稿》、《说抱桐轩文集》、《巢松集》、《石云居文集》、《硕园诗稿》、《调运斋文钞》、《了庵集》等[5]。其中，购买无疑是学者聚书的一个最主要的途径。他们往往以自己生活工作区域的书店书摊为中心，又随时关注京津、江南等文化中心地区的图书动态，因此与不少书商成为朋友。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他就是这样结交了几位书商朋友。
陈寅恪在北平时期购买的书籍最多，估计陈寅恪藏书的数量与钱穆藏书的数量不相上下。据他的学生蓝文徵后来回忆，在陈寅恪的书房里，各国各类书籍都有，处处是书。学生进去，先要搬搬挪挪才能坐下。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陈寅恪很快南下，并将部分常用工具书和资料书籍包好托人寄出，剩下的书籍暂时存放在北平朋友家中。结果寄出的书籍正好碰上长沙大火，被烧得精光。而留在北平的书籍则幸存下来[6]。1947年冬天，已经回到北平清华园的陈寅恪，为了买煤取暖过冬，加上自己已经双目失明，便将个人藏书中的一大批佛教和东方语文专业的珍贵书籍转卖给北京大学东方語文系，其中包括被誉为词典典范的Boehtlingk和Roth所编的两卷本巨著《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在胡适校长的关心下，北京大学不用不断贬值的法币支付书款，而是支付了2000美元，显得极为特殊。与此同时，陈寅恪又于当年购买了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丛书集成》初编2000册[7]，作为自己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时使用的重要参考资料。一直到20世纪中期，北京大学才将陈寅恪卖出的这部分外文藏书进行重新整理，放在东方语言文学系资料室的专柜中。这些藏书涉及梵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等多种语文，其中多数是英语、法语、德语书籍。以英文刊行的巴利文典籍几近完备，而两卷本巨著《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格外醒目[8]。
1949年陈寅恪到了广州以后，将寄存在北京的书籍暂运上海托他早期的学生蒋天枢代管，并把其中部分书籍卖掉。再把卖掉的钱寄来广州，一方面补贴家用，另一方面在广州又买了一些书籍。陈寅恪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以后，他留在广州的书籍全部由中山大学取走[9]。
凡是学者藏书，总有几件是自己特别喜欢的镇馆之宝。例如，前后购藏四万册图书的陈垣，把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手稿、钱大昕的《五代史考异》视为他珍藏的秘宝。又如据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他专藏的《竹书纪年》一书，于明代以下各家校刊竹书纪年，搜罗殆尽。而汤用彤则专藏《高僧传》一书，遇异本即购，几乎无遗漏。至于邓之诚，特别尊敬顾炎武，在书斋里挂着他的画像，平时注意搜集关于顾炎武著述的不同版本，特别想搜罗清代康熙九年的《日知录》初刻八卷本，但一直没有弄到，引为憾事[10]。陈寅恪特别喜爱的藏书，大概就是那套著名的《大正藏》了。《大正藏》全称《大正新修大藏经》，在日本大正年间开始编修，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于昭和九年（1934年）完成。全书100册，分为正藏55册，续藏30册，别卷15册（图像12册，目录3册），从当时到如今，一直是最受欢迎的中文版善本大藏经。陈寅恪在三十年代，用分期付款的办法，订购了这套书籍。他十分珍爱，一直视为镇库之宝。1949年从北平南下之后，才将《大正藏》转存于上海。据说，1960年陈寅恪托人（可能就是蒋天枢）在上海卖了一部书，卖了500元[11]。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价格应该算是很昂贵了。不知卖掉了自己收藏的哪一套书？不会是《大正藏》吧？
许多学者藏书的最终去向，一是捐赠给公共图书机构，二是出售给公家或者私人，三是慢慢地散失，四是传给子孙后代。无论是陈寅恪留在北京或转存上海或在广州重新购买的图书，现在大多数都已经失散。但是，陈寅恪散失的藏书仍然时有出现。例如，西泠印社拍卖有限公司印制《西泠印社二〇一五年春季拍卖会·古籍善本专场》一书记载，第622号拍品为陈寅恪藏书五种，一共10册，即《国朝汉学师承记》、《七克》、《殷墟霾契考》、《天下才子必读书》、《妙法莲华经论》，上面有陈寅恪的藏书印，但没有亲笔签名，也没有任何批注。当时估价为20000元～30000元。据该公司网站的资料，这套书在2015年7月4日的成交价为25300元。如果有陈寅恪签名或批注的书籍，很容易就能鉴定其真伪。但是只有陈寅恪藏书印的书籍，确定真伪并不容易。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三种可能性：一是书籍有可能是真的；二是书籍有可能印真书伪，因为陈寅恪的部分印章已经散失；三是书籍有可能全是假的，因为有人模仿真印制造了假印，盖在某些不相干的书籍上。所以，弄清书籍的出处十分重要。
三、陈寅恪藏书的基本特色
尽管郑振铎曾说：“我不是一个藏书家。我从来没有想到为藏书而藏书。我之所以收藏一些古书，完全是为了自己研究的方便和手头应用所需的。”[12]但在近现代学者当中，能够称得上藏书家的，大概就是朱希祖、郑振铎等一小部分人。他们的藏书特点，一是收藏了有系统的孤本善本珍本书籍，二是凭借自己的藏书在学术研究上取得某些突破。朱希祖郦亭藏书全盛时达25万册，其中还有像《山书》、《鸭江行部志》等一大批名贵的书籍，特别是明钞宋本《水经注》，被王国维誉为《水经注》诸版本中第一，朱希祖因此把自己的藏书室取名为郦亭。朱希祖藏书的一个重点，就是对南明史料的搜集与辨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系统研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史料题跋上，由此成为南明史研究权威。这些成果后来由其子朱偰整理成书，名为《明季史料题跋》，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的一部名著。郑振铎藏书以应用与稀见为主，最终聚书17224部，94441册。里面有宋刊7种，金元刊26种，明刊1888种，清刊4100种，钞本稿本237种，其中最受重视的就是俗文学收藏，计有通俗小说682种，曲本667种，弹词鼓词289种[13]。他在学术上最受学者推崇的，就是他在小说戏曲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有关作品孤本、稿本、钞本及原刻本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如《录鬼簿》、《录鬼簿续编》、《鸳鸯棒传奇》等。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所选的插图，多数来自于自己的收藏。
至于大多数学者藏书，尽管不能排除有作为身份象征甚至有囤积居奇等方面的考虑，但是最重要的是求实求真，通过阅读、批校、题跋、考证，充分发挥出图书资料的价值。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少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由博返约。像邓之诚藏书极其博杂，购书成癖，但以后有所收缩，专藏清初诗文集。到了20世纪50年代，邓之诚的五石斋收藏的清初诗文集大约有800多种，难得者200余种，孤本60种[14]。据说，其中包括《青来阁初集》、《西斋集》、《土风录》等。
陈寅恪的知识广博，兴趣宽广。陈寅恪在少年时期，就很喜欢钱曾注释的钱谦益诗集，到了20、30年代，当时钱氏的遗著已经陆续印出来，尽管陈寅恪的治学范围与明清文学没有多少直接关系，但还是读过了钱谦益的几乎所有著述。因而陈寅恪在购买图书上同样是博杂，什么书籍都要买。他以使用为主，以收藏为次，没有特定的重点，也没有明显的特色，不追求孤本书、善本书、珍本书、昂贵书，特别不刻意追求宋元刻本，但是注意对工具书、资料书的搜集。无论是手稿本、传抄本、雕刻本、影印本、油印本、排印本，他都十分讲究版本的质量。抗日战争时期，正在昆明的陈寅恪，“披览报纸广告，见有鬻旧书者，驱车往观。鬻书主人出所藏书，实皆劣陋之本，无一可购者”[15]。经过陈寅恪的仔细询问，卖书者表示以前在常熟钱谦益旧园里拾得红豆一粒。其实这种事情的真假已经无法判定，但陈寅恪宁愿相信红豆一事是真实的，还花重金买下了这粒红豆，因为那些版本太糟糕的书籍，他一本都不想购买。
陈寅恪在广州的图書，后来全归了中山大学图书馆，准确数量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里面几乎没有几种属于善本珍本书籍。中山大学图书馆于1982年印行了一本《古籍善本书目》，里面收录了善本书1995种，另收朝鲜刻本176种，日本刻本85种，共计2256种。其中只有一种与陈寅恪有关，即蒋天枢于1964年购赠乃师作为寿礼的《世说新语》。书中的第1037号是《世说新语》三卷共计六册，“明代嘉靖十四年（1535年）袁褧刻，明代万历四年（1576年）云间王氏湘云堂重印本，清人朱墨笔校注及题识”。“据卷前近人蒋天枢墨笔题记，知此书乃蒋氏购赠陈寅恪者”[16]。扉页上的蒋天枢墨笔楷书题记，发表于198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漫录》第七集上。到了2014年，《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一共收录古籍善本3800余部，其中名人赠书均加注明。其中盖有陈寅恪印章或者标明陈寅恪赠书的书籍，只有6种，除了蒋天枢赠送陈寅恪的《世说新语》之外，还有《夷坚志》、《杜工部集》、《苏文忠诗合注》、《御选唐宋诗醇》、《同人集》。有意思的是，陈寅恪自己撰写的研究论著数量很多，其实有不少版本可以归入善本图书行列，如《论再生缘》1954年油印线装初版本，却只有一种被中山大学图书馆编进了善本书目，即《元白诗笺证稿》1950年岭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室初版铅印本，这册书上还有黄萱的补订与刘少雄的题跋[17]。
四、陈寅恪藏书的主要价值
根据《胡适藏书目录》（北京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编纂，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目前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现存胡适1949年前的藏书，共8699种；胡适纪念馆现存胡适1949年以后的藏书，共3813种。两馆合计12512种。其中很大一部分书籍胡适都认真地看过，留有大量题记或批注或圈画过的痕迹。陈寅恪也是这样，而且更突出。他在双目失明以前，亲手批校过大量书籍，不少批语往往成为他以后撰写文章的基础，从而形成他批注按语式的特殊文风。这种方式似乎很像宋代历史学家们所著的《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编》、《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书中所使用的长编考异之法[18]。因此，陈寅恪藏书最主要的价值，不在于书籍本身，而在于陈寅恪在上面留下了大量的批注。
陈寅恪的《读书札记一集》、《读书札记二集》、《读书札记三集》三部书，收录的批注书籍一共是24种，除了批注较多的《旧唐书》、《新唐书》、《高僧传》、《续高僧传》、《宋高僧传》之外，还有《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后汉纪》、《资治通鉴考异》、《唐律疏议》、《人物志》、《云谿友议》、《酉阳杂俎》、《弘明集》、《广弘明集》、《冲虚至德真经》、《陆宣公奏议》、《刘宾客集》、《韩翰林集》、《唐人小说》、《沙州文录补遗附录》、《敦煌零拾》。近年来不断地有陈寅恪批注过的书籍被人们发现，如《白氏长庆集》[19]、《宋诗精华录》[20]等，有关学者还撰有专文加以探讨[19]。
陈寅恪研究隋唐史的三部专著，即《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元白诗笺证稿》，均是从批注有关书籍而来的。他曾经表示，依靠对《通典》的批注，写成《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依靠对《旧唐书》的批注，写成《唐代政治史述论稿》[21]。陈寅恪对《旧唐书》和《新唐书》下过不少工夫。《旧唐书》的批注本为1923年印行的竹简斋影印殿本，陈寅恪大约在20世纪30年代对此书先后认真地校读了多次，留下了大量的批注文字。《新唐书》为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陈寅恪于1939年至1942年在此书中写了不少的批注。有些重要的批注与心得，恰恰可以和两《论稿》中的有关论述互相对照，进而加深对陈寅恪隋唐史学术体系的理解。陈寅恪批注本《白氏长庆集》为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批注时间为1931年至1937年之间，存有大量细字批注。有关学者曾将批注本《白氏长庆集》与专著《元白诗笺证稿》进行对比之后，发现两者存在一脉相承的关系，《白氏长庆集》在前，《元白诗笺证稿》在后，前者是后者的基础，为后者开启了思路，而后者比前者更加精要与清晰[22]。
抗日战争时期，陈寅恪在滇越铁路运输中被窃去书籍两木箱，其中有不少中文书籍与古代东方文书籍及拓片、照片，特别是他费了不少心血的《蒙古源流注》、《世说新语注》、《新五代史注》等，从此均在越南遗失[23]，对他日后的学术研究造成的影响极大。但是《蒙古源流注》的结晶，早已体现在《吐蕃彝泰赞普名号年代考》、《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彰所知论与蒙古源流》、《蒙古源流作者世系考》等四篇《蒙古源流》研究论文里；《世说新语注》的精华，则主要反映在学术名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与《书世说新语文学类钟会撰四本论始毕条后》当中。可惜的是，《新五代史注》两册虽然幸运地被一位越南华侨购得，但以后又不幸毁于西贡大火中[24]，而陈寅恪也没有留下专题论文，只是在1964年写成的《赠蒋秉南序》中高度评价了欧阳修的《新五代史》而已。
五、结语
朴园书藏是四川省岳池县陈树棠的藏书楼。抗日战争时期，不少文化名人流寓西南，纷纷应邀为朴园题词。1943年，陈寅恪写了一首诗《寄题朴园书藏》：“沧海横流无处安，藏书世守事尤难。朴园万卷闻名久，应作神州国宝看。”[25]其中通过自己的藏书经验，对藏书保存之艰难似颇有感叹。总而言之，应当把近现代学者的藏书活动作为一项重要的学术研究课题，这对我们深入研究中国学术史与中国藏书史很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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