褒贬祖《春秋》,叙述祖《史记》
摘要：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是“二十四史”中富有文学色彩的著作之一，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其叙事、写人学习《史记》传统，颇得史迁之神韵。而其以“呜呼”发端的独特史论体例，既继承前代传统，又有新的创造，是作者表达感情和评价人物的重要形式，《伶官传序》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其经典化的过程，显示了《新五代史》不朽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欧阳修；《新五代史》；传记风格；文学经典；《春秋》；《史记》
中图分类号：1209.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2)02-0031-10
收稿日期：2011-11-30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6BZW020)
作者简介：张新科，男，陕西眉县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任竞泽，男，内蒙古赤峰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欧阳修在中国古典传记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他与人合编《新唐书》，个人编纂《新五代史》，还写有大量的杂体传记，成就卓著。《新唐书》与人合著，姑且不论，其杂体传记的成就，笔者也曾专文论述①。本文就欧阳修《新五代史》的传记风格进行探讨。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向来班、马并称，《史记》《汉书》卓越的文学成就早已为古今学者所认识。欧阳修《新五代史》则与史、汉鼎足而三，或者说与《史记》双峰并峙，被历代论者誉为“得史汉之风神”、“得史迁之髓”等等。如陈师锡《五代史记序》云：“五代距今百有余年，故老遗俗，往往垂绝，无能道说者，史官秉笔之士，或文采不足以耀无穷，道学不足以继述作，使五十有余年间，废兴存亡之迹，奸臣贼子之罪，忠臣义士之节，不传于后世，来者无所考焉。惟庐陵欧阳公，慨然以自任，……而褒贬义例，仰师《春秋》，由迁、固而来，未之有也。”②认为《新五代史》所以能“继述作”而“耀无穷”，正是因为他“文采”“道学”相得益彰，思想内容和文学成就都堪与史、汉相比肩的缘故。尽管《新五代史》与《史记》同样具有巨大的文学价值，为古代批评家所激赏，如学者所云“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但现当代学术界对二者的研究却呈现了冰火两重天的不平衡态势。一方面，研究《史记》的专著论文上以千计，形成了一个专门的学术领域“史记学”，并且所有文学史著作辟专章论述介绍；另一方面，《新五代史》惟有《伶官传序》为文学史家津津乐道，而全面进行文学观照的学术论文则只有寥寥数篇，专著更是付之阙如。鉴于此，本文尝试论之。
一、点缀情事，独得太史公之神髓：
《新五代史》的叙事特点
欧阳修《新五代史》最突出的文学成就体现在他的叙事描写上，论者多与司马迁《史记》相提并论。宋人已多有论述，如苏轼序其文集云：“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①罗大经称其“作《五代史记》，便与司马子长并驾”。明清古文家所论尤为精详，大都从叙事的角度将《五代史记》与《史记》比肩。
综辑宋代至明清以来批评文献，结合《新五代史》原著，大体可以归纳出欧阳修史传文叙事艺术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便是“妙有镕炼”，“叙事处裁节有法”。如宋林之奇云：“《五代史》记事简略而包括甚广，如《安重诲传》数句是一个议论。又载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才数语尔，包尽多少事。如此等叙事，东坡以下未必能之。”《伶官传》写李克用临终以三矢授庄宗一段，虽寥寥数语，却蕴含了晋王李克用一生几次重大复杂的历史事件，所谓“包尽多少事也”。
欧公简要凝练的叙事风格尤能从描写战事上体现出来，此点“深得太史公之神髓”。如茅坤评《周德威传》云：“德威善战将，而欧阳公善序事，可谓两绝。”评《王建岌传》云“篇中叙用兵处可喜。”评《史建瑭传》云：“建瑭分五百骑为五队，散入五县，于以各获梁之刍收入者，什杀其九，而纵其一以归，而乱梁之军于以拔梁之营而追击之。吾不意五代时有战将若此，而欧阳公所当叙事处亦不下太史公之叙《李广传》也，可爱可爱!”所论颇为确当。史建瑭战梁太祖一役用兵如神，颇有李广之勇谋，而欧公“所当叙事处”亦颇见太史公《李广传》叙事曲折入神之处。
欧阳修“记事简略而包括甚广”的叙事风格，显示了他在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时，非每事必录，而是有所铨择，从中选列最能体现人物性格和具有兴亡之鉴的典型历史事件，这与其主张祭文、墓志铭以及行状等传记之文当“纪大而略小”和“取其要者”的文学创作思想有密切关系。如《论尹师鲁墓志》云：“其事不可遍举，故举其要者一、两事以取信。如上书论范公而自请同贬，临死而语不及私，则平生忠义可知也。”再如《与杜诉论祁公墓志铭》所论尤详：“缘修文字简略，止记大节，期于久远，恐难满孝子意。……修岂负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为鉴；更思之，然能有意于传久，则须纪大而略小，此可与通识之士语，足下必深晓此。”
所谓“其事不可遍举，故取其要者一、两事”、“缘修文字简略，只记大节”云云，是欧阳修墓碑志表古文创作的叙事准则，这一文学思想也被他运用在《新五代史》的史传写作上。这是因为碑志与史传一样，都重在叙写人物生平事迹，其叙事手法是相通的，故而历代论者也多把欧阳修的碑志和史传相提并与《史记》联系起来，如茅坤《庐陵文钞引》云：“予览其所序次当世将相学士大夫墓志碑表，与《五代史》所为梁、唐二纪及他名臣杂传，盖与太史公略相上下者。”“欧阳公最长于墓志、表，以其叙事处往往多太史公逸调，唐以来学士大夫所不及者。”《评校音注古文辞类纂》卷44王文濡评《范碑》云：“叙事能扼其大，措词不觉其繁，是欧公极意经营文字。”一方面，可以说这是欧阳修以撰写碑志的叙事方法撰写《新五代史》。另外，也可以说正因为欧阳修“得史、汉之风神”、“与太史公略相上下”，故其以史笔写碑志，碑志方有“叙事处裁节有法”的特点。茅坤、王文濡所谓“剪裁详略”、“叙事处裁节有法”、“叙事能扼其大”云云，都验证了欧阳修碑志和史传叙事手法的通融，也都堪称是他的文学思想的实践。
在对欧阳修史传和碑志之文的评论中，论者都注意到了二者与《史记》的关系，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欧阳修古文创作有两个承传系统：一个是同为唐宋古文运动的领袖，来自韩愈的濡染，另一个渊源《史记》，“得太史公之逸”。如茅坤《庐陵文钞引》称欧阳修“序、记、书、论，虽多得之昌黎，而其姿态横生，别为韵折，令人读之一唱三叹，余音不绝。予所以独爱其文，妄谓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所谓“虽多得之昌黎”，但“世之文人学士得太史公之逸者，独欧阳子一人而已”云云，这说明茅坤敏锐地看到了欧阳修与苏轼、王安石、曾巩等其他古文家的不同，在于他独有的史学创作经历和“得史迁之髓”的叙事手法。如《欧阳文忠公文选》卷8收欧阳修《文正范公神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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