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上高峰窥皓月

二十世纪的绿皮火车已风驰电掣般地驶过去了，时而硝烟弥漫，时而轰轰烈烈，时而暴风骤雨，时而阳光灿烂。列车在“咣当咣当”声中抛洒下的遗留物既不全是一地鸡毛，也不全是金屑银渣。需要清道夫打扫清理，盘点归类。这件工作很劳累很辛苦，也很琐屑很平凡，但这是下一班车出发前必须做的一些基础工作。

我们通常喜欢将前一个时代留下的东西一律视作遗产，如果这个比喻能成立的话，那么想象一下，任何一个继承者都是富翁，既在物质上富裕起来了，也在精神上富有起来了，只要躺在祖先留下的遗产上不断地啃老、挥霍就行了，何必还要创业创新呢？实际情形可能没有那么简单和直接。或许，前代留下的仅仅是个账单，但究竟是正资产还是负资产，需要科学的资产审计后才能公布结果。

二十世纪同时留给我们的一则遗训是，对于这笔数量巨大的遗产，既不能照单全收，也不能一把火全烧掉，而是要批判地继承，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只是“批判”一语在二十世纪频繁使用，词义复杂，且含有强势凌霸的意味，很容易产生误解。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对此现象有过一段形象生动且经典的论述：

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的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剌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换一个稍微中性一点的说法，应该是学理性的论衡，创造性的转化，这也曾是宋儒对他们那个时代所要面对的精神世界与知识谱系的基本态度：旧学商量，新知涵养。

一

了解历史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美国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就曾在《历史的教训》中提醒人们：“历史嘲笑一切试图强迫将其纳入理论范式和逻辑规范的举动；历史是对我们概括化的大反动，它打破了全部的规则：历史是个怪胎。”这种感叹可能同样适应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史，包括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史。

回顾并记录二十世纪学术演生的成果并不算少，一类是学界中人的个人记述，如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萧公权《问学谏往录》等；另一类是后学对前贤的记述，如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施议对编纂《文学与神明：饶宗颐访谈录》、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1949年后文坛纪实》等。还有文学类的记述，如钱锺书《围城》、鹿桥《未央歌》、杨沫《青春之歌》、齐邦媛《巨流河》、宗璞《野葫芦引》（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四部小说）、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岳南《李庄纪事》《南渡北归》等。其中前几种是文学类的叙述，带有一些虚构。后面的几种是纪实类的，特别是易社强、岳南的纪实作品，时间跨度长，涉及领域多，场面宏大，过程复杂，读后让人五味杂陈，无法简单言说。李怀宇《家国万里：访问旅美十二学人》，记述留美学人的踪影。陈平原《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梅新林《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等重在再现抗战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亮色。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将文学史的编撰与话语权力联系起来，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探讨文学史叙述的多种可能性，傅璇琮、蒋寅《中国古代文学通论》尝试汇通并归纳古代文学研究已有成果，董乃斌等的《中国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研究》则将文学史的叙述上升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来规划和研究。张燕瑾、吕薇芬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共十卷十二册，另配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论文选》十卷，统一策划，卷帙浩繁，是较早梳理归纳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有分量的成果。

检视二十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过程虽然复杂曲折，但细节已逐渐清晰起来。总体看来，出现了许多新的面相和新的趋向，若按我个人的初步粗浅归拢，大致有四个趋势：从对旧传统的全盘否定到对文学遗产的区别对待；从文学经典的树立到学术经典的出现；从旧范式的突破到新范式的形成；從一元方法的依赖到多元方法的尝试。下面做简单的说明和解释。

先说第一点，从对旧传统的全盘否定到对文学遗产的区别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了收到立竿见影的功效，开始时对传统文学的态度比较简单化，我们看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傅斯年、胡适以及鲁迅等“五四”学人当时的论述，可以看出他们对旧传统的激烈态度。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对他们的言说环境、立论主旨以及文化斗争的叙述策略，应该给予“了解之同情”，但从今天的语境来看，能够很明显地看出他们言论的激烈和偏颇。整个知识界再次回归平和理性，对前现代的文学遗产能恢复常识认知，为了这一进步，我们几乎蹒跚地走了一百年。

再说第二点，从文学经典的树立到学术经典的出现。前一个经典是指传统的文献文本，经过现代文艺理论的甄别选择后，被确定为新经典，并被纳入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国民教育体系中，被学习、传承和弘扬。新经典的范畴与传统经典的范畴，有交叉，有承继，但也有很大的差别。有的作品在旧经典范畴中，是作为经学的经籍，而在新范畴中，则是一般的文学作品。如《诗经》中的歌谣，《论语》《孟子》中的语录体文章，《左传》中的叙事段落，过去都属于经和传，在旧的分类学上是属于经部的作品。在旧的体系中，词是诗余，曲是词余，与主流的诗文是不能等量齐观的。还有曾被看作引车卖浆者流的小说、戏曲，被看作与昆曲相对的“花部”作品等，旧时也绝不会登大雅之堂。二十世纪以来，这些作品才被列入新经典的范畴中。这样看来，新经典要比旧经典的范围大得多，而且是开放的，不断纳入当时被认为是通俗的流行的东西。

后一个经典则是指，对传统文本进行解读研究的文章、著作、讲义、教材，竟然在传播过程中也成了经典，引用、点击、评论、翻译、再版，对于文学研究爱好者，特别是在学校里专门从事文学研究的更年轻的入门者，这些文本也有模仿借鉴的意义。二十世纪以来，不光以现代文艺学的眼光确立了文学创作经典，也开始以现代学术的眼光遴选文学学术经典。从中国本土学术演化史来说，对此拈出来加以特别强调，并不过分。

再说第三点，从旧范式的突破到新范式的形成。传统的文学批评方式主要是诗话、词话和文话，再加上各种注释评笺。文章体的评论作品较少，著作类的评论作品更少。但随着现代学术机构特别是高等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及现代科研院所的设立，催生出了许多新体的著述形式，比如刊登于报纸和学术刊物上的论文，学术会议上的演讲与学术报告，大、中、小学等教育机构中的讲义和教材，研究类大学的学士、硕士、博士学位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不光形式上与传统文类不一样，在学术理念、学术目的、学术要求、学术作用、学术规范上，也与前现代畛域不同。

再说第四点，从一元方法的依赖到多元方法的尝试。这里所说的“方法”，既指古人所用的诗文研究法，也指现代学者处理古代文学现象和材料所使用的观念与技术。前现代时期，文学的样式与文体分类很复杂，文学创作的方法也很丰富，但作为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方法谈不上很多。二十世纪以降，欧风美雨飘来，作为现代学术谱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古代文学研究，方法也日渐丰富。如梅新林《战时学术地图中的古典文学研究高峰》一文引用同行的成果，并特别提及抗战时期古代文学研究学术价值与启示意义集中体现在知识结构、学术取向、研究方法与创新追求四个方面，这对我们认识此一时期研究方法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有帮助。

二

对于这一百多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也可以从以下三端梳理：

一是时间的视角。如大致可以分为鸦片战争后近代时期、民国时期和一九四九年以后时期的古代文学研究。民国时期又可细分为“五四”前后、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和抗战这样几个时期。一九四九年以后也可细分为五六十年代、“文革”十年、新时期，以及新世纪等几个时期。

二是空间的视角。从大的空间上区分，有南方、北方之分。仅就抗战时期的研究而言，又有国统区、根据地和沦陷区的区分。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也可分为大陆地区、港澳地区、台湾地区和海外的研究。

梅新林曾指出抗战时期的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地图的一些特点，抗战爆发之前，全国学术地图的重心落在环东南沿海的东部区域，并以北平、上海、南京为三大中心而形成了东部学术“纵轴线”。抗战期间，东部大批教育科研机构陆续内迁，形成以重庆、昆明和陕西汉中为三大中心的西部学术“纵轴线”。就时空变局的趋势与节点而论，大致可以划分为整体内迁、逐步恢复、走向复兴、胜利回归四个阶段。东西学术“纵轴线”的重心转移，直接影响了国统区与沦陷区学者群体的空间流布与人生抉择。抗战时期的学术空间，确有内迁的主潮，形成所谓“文化三坝”（成都华西坝、重庆沙坪坝、汉中古路坝）的说法，但是在沦陷区的上海，包括在租界中仍有学人坚持抗战，坚守学术。另外，抗战时期的香港也发挥了地理区位上的独特优势，学人弦歌不辍，教学科研仍在推进。一九四九年以后，台港澳地区还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镇，有特色的成果仍不断出现。这是我们进行学术空间叙述时，不应该忽略掉的一些闪光点。

三是逻辑的视角。如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刘大杰《中国古典文学中现实主义的行程问题》、董乃斌《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 等。

与前面相呼应的，相关的研究成果也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类：

一是有关文学史的研究成果。这又可细分为通论文学史与断代文学史。前者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周贻白《中国戏曲史》等。还有讨论断代文学的，唐圭璋《宋词纪事》、吉川幸次郎《宋诗的性质》、赵景深《元明南戏考略》等。无论是通论通史类，还是断代研究的，数量都较大，成绩也较突出。这与前述现代高校教育体制与人才培养方案有关，无论公私大学，大多有国文系、中文系、文学院，其中的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汉语言文学专业），最基本的课程就是《中国文学史》，为了深化课程内容，研究性的著作或教学性的教材的编写如雨后春笋，应时而生。台港地区及海外也有编写并出版文学通史的热情，如近年台大出版中心将台静农《中國文学史》讲义编辑出版，上海古籍出版社很快引进推出大陆版。在三联书店组织翻译出版由孙康宜、宇文所安主编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可简称“北美本”）的同时，华东师范大学也陆续推出由顾彬主编的多卷分体本《中国文学史》（可简称“欧洲本”）。

二是有关作品文本的研究成果。如胡适的《〈红楼梦〉考证》、郑振铎《〈西游记〉的演化》、游国恩《屈赋考源》、唐圭璋《两宋词人时代先后考》等。这类成果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数量很大，兹不赘述。

三是有关文学关系的研究成果。从中外文学的关系、古今文学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以及文学与社会文化其他部类的关系、文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来思考，如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王瑶《文人与酒》、钱锺书的《论中国诗与中国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等。

四是有关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有关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主要体现在诗话、词话、曲话、文话的点校整理，如郭绍虞的《宋诗话辑佚》《沧浪诗话校释》《诗品集解·续诗品注》《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小笺》《宋诗话考》等，曹旭的《诗品笺注》《诗品集注》《诗品研究》，近年来大型的辑录集成也陆续出现。另一类就是文论范畴概念的梳理与义理分析，文论著作的理论研究，对比兴、风骨、滋味、神韵、境界等语词概念的持续研究。如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郭绍虞《文学观念与其含义之变迁》、程千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王运熙《文心雕龙探索》等。还出现了十余部批评史、文论史著作，这种体式也是二十世纪出现的。

三

中国现代文学学术史已经掀过色彩凝重的一页，系统全面地总结二十世纪古典文学研究的经验教训，虽然有极其重要的学理价值，但这不是本文也不是本书的重心所在。了解并认知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在理念、范式、方法、风格、学派等方面的一些基本特点，才是编选这个选本的初衷之一，这样做的好处既是对学术思想史的初步梳理，同时也能为更年轻的一代学人，在新时期探索新的研究理路、摸索新的研究范式，提供一些启示。在我看来，至少可以说，二十世纪的前贤们在如下几个方面给我们树立了标杆：

一是从材料出发，熟精原典。比起乾嘉诸老，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生的学人基本上接受的是新式学校教育，但他们与五六十年代以降“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相比，启蒙教育或家庭教育阶段，对传统文献和经典名篇都非常熟稔，虽然军阀混战、全面抗战、国共内战使得学校不能安置平静的书桌，但人文学科学人较少依赖实验室等物质条件，凭借着年轻时对原典熟悉的“童子功”，在艰难时期通过有限的资料照样可以做学问，在没有很多大楼的情况下，仍产生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在国际上为刚刚建立的中国现代大学，争得了体面，也为当代学术建立了典范，令后行者肃然起敬。

二是世界眼光，家国情怀。中国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留学”运动有关，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与大学的教授们，绝大多数有海外留学、访学的背景，对外国语言的纯熟运用，对学术前沿与风向的深入了解，使得他们能与国际学术同步。但因为二十世纪中国国运的忧患深重，外敌的强权蹂躏，又使得学人们的民族主义意识特别强烈，家国情怀特别深厚。这一特色不仅表现在他们的诗文创作中，也投射在他们的古代文学研究中。这一点仍深刻地影响着二十一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

三是疑古求实，科学考证。中国古代本来就有稽古考证的传统，清代乾嘉时期汉学复兴，校点、辑录、考证、整理古代文献和古史疑案的风气又炽烈起来。近代以来，受西方实证主义的影响，此类研究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因新证据、新材料、新方法、新工具的鼓荡，新的成果也层出不穷，因其从材料出发，用事实说话，价值中立，故研究结论能超越当时具体的时政纷争，在长时段中为学界所关注。

四是拿来主义，六经注我。由于二十世纪前半叶是现代学术的起步阶段，资料建设也同步刚刚开始，加之家国情怀深厚，所以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以抢救性、应急性、重点突破性居多，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工具型的数据库式研究还有待来日，如傅斯年写作《东北史纲》明确表示是从史学上阻击日本侵占东北的意图，是一种学术抗战和学术救国的表现。抗战时期，无论是教学还是研究，对于文学史上屈原、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作家的作品致意颇多，对于唐代的边塞诗、宋代的抵抗诗词予以很高的评价，也是基于学术救国的理念。无论是闻一多、宗白华的成果，还是陈寅恪、钱穆的著述，都包含着浓厚的人文性特色。

五是个人撰著，精工细作。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人文科学研究，主要还是一种书斋式的研究，也可以说是一种小作坊式的学术生产，还不是学术计划体制下的大兵团作战。这种学术生产的特点是貌似散漫，计划性不强，论文和著作中保存着鲜明的个性色彩，能触摸到学者个人的体温，每篇论文和著作都打着学者个人和流派的烙印。我们今天读闻一多、陈寅恪、钱锺书、宗白华、朱光潜、林庚等的古代文学论著，仍能看出鲜明的个性色彩。

目前对二十世纪学术的回顾盘点刚刚开始，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感觉到处理个案的、断代的、单一文体的成果较多，而综合的、全面的、系统的、前瞻性的总结还比较少，能客观地学理性地指出二十世纪学术研究不足的成果更少。有些大家关注少甚至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在这里稍做提点，以便能引起深入讨论和研究的注意力。

比如，因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救亡急于启蒙的时代主题的影响，使得古代文学研究中也透射出这个主题的影子，过多关注历史时期有关救亡主题的作品，而忽略了民族文化中对启蒙的强调。

又比如，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及人本主义的影响，对弱肉强食、落后挨打以及人定胜天等理念的片面强调，遮蔽了古代文化中阐发天人合一、天人交胜、参赞化育的作品，特别是忽视了我们的文化和文学中其实有比較丰富的自然主义和生态主义的作品，本可以作为回应现代西方学术界某些思想理论的本土资源。

再比如，大家都承认中华民族是由多民族凝聚而成的，中华传统文学是多民族共同创作的，但目前的中国文学史研究和教学，大多局限于讨论汉民族的文学，而忽略了对少数民族文学成就的研究，也忽略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交互影响的探讨。

此外，因新文化运动与推广白话文运动互为表里，这样一来，从在古代找白话文作品的例证到要在古代文学中建立白话文的主体地位，这样就把文言边缘化，有些文言文体研究极少，能以旧体的诗词曲赋骈文写作的更少，而所写作品也无法进入现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又比如八股制艺文章，学术界批判的多，但它在文体学上有什么意义，究竟如何写作，数量究竟有多大，很多人不甚了了。长此以往，传统文学样式真的就变成了遗产，又会由遗产变成化石。

还有，海外汉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学术的一种延伸和辐射，但是我们的文学史教学和研究，长期忽略这方面的成果，有许多研究生论文综述学术进展、开列参考书对这方面也付之阙如，甚至一些国内的同行专家，对海外同行的研究也知之甚少。手里这本《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经典精读》在选文时对海外汉学家吉川幸次郎、葛兰言、宫崎市定、青木正儿、小川环树、宇文所安、普实克，以及洪业、余英时、王德威等成果的提及，意在提醒年轻一代，古代文学研究也要大其视野，广其胸怀。作为二十世纪学术经典的开端，此书特意选了王国维先生的《唐宋大曲考》，同时在扩展阅读中又向读者推荐了《人间词话》《太史公行年考》等。作为编选者我们除了重视他的学术开拓外，也关注他学术之外的情思与见解。我比较喜欢引用他的《人间词》中的《浣溪沙》组词：

月底栖鸦当叶看，推窗跕跕坠枝间。霜高风定独凭栏。 觅句心肝终复在，掩书涕泪苦无端。可怜衣带为谁宽。

山寺微茫背夕曛，鸟飞不到半山昏。上方孤磬定行云。 试上高峰窥皓月，偶开天眼觑红尘。可怜身是眼中人。

单独欣赏，也是非常唯美和感伤的艺术精品，若能与他的《人间词话》中的相关论述对读：“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如果说前一首主要是“入乎其内”的重视与深情的话，那么后一首则主要表现“出乎其外”的超越与高致。跳出二十世纪的纷扰与纠葛，今天我们似乎能一定程度上出乎其外，上高峰，窥皓月。这是一种超越的姿态，但王国维的深刻处在于，他戳破了我们的孤芳自赏，他也揭穿我们与传统的不可分离处：“可怜身是眼中人。”我们与我们的昨天是分不开的。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描述他创作新诗《尝试集》的心路历程时说：“我现在回头看我这五年来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他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讲这话的胡适还算诚实，其实后来的文学与前一代文学永远剪不断理还乱。

时光荏苒，我们又处在二十一世纪的前半叶，我们能与二十世纪“缠脚时代的血腥气”脱开干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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