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言良辰轻唤回（五）

一

早在1940年2月，国史馆筹备委员会在重庆歌乐山成立，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委任张继为主任委员，聘请朱希祖为秘书长（不久改成总干事）。金毓黻是朱希祖的学生兼同事，他1913—1916年求学于北京大学之时，曾跟随朱希祖学习文学史两年;他1936年9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史学系，朱希祖时为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他们皆喜欢藏书，1937年9月日本轰炸南京，朱希祖欲将藏书运至安徽休宁戴震藏书楼，托学生戴伯瑚保管，金毓黻时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积极协调，为朱希祖解了燃眉之急。金毓黻任教于中央大学后，二人经常一起购书、讨论中国史学史。朱希祖任国史馆总干事后，遂推荐金毓黻任国史馆顾问。金毓黻对修史工作非常积极，经常访张继至歌乐山国史馆，商讨修史体例、制定搜集史料方案等。他请中央大学同事蒋维崧刻了一方印，上刻“同修国史”四字，称“此宋代史官之称也，余僭称之，可谓不知自量，然亦有类似处，故权用之”。可惜因时局动荡不安、他兼任三台东北大学教授事务繁多，他仅参与国史馆工作两年便退出了，但他对修国史一直无法忘怀。

1947年1月9日，金毓黻在南京访礼乐馆馆长汪旭初，得知国史馆馆长张继欲邀请自己参修国史，当即表示“甚乐为”，但他此时已身兼数任：东北大学史学系教授，因监察院副院长刘尚清之荐担任监察委员，受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之托筹备设立沈阳博物院。第二天早晨，金毓黻冒雨至中央路厚载巷访张继，谈修史事，并推荐徐震担任史官;1月25日，又至厚载巷访张继，谈修史事，回到住处后阅读吴廷燮所撰《国史义例》;1月29日，撰成《国史商例》五千言;2月5日，至礼乐馆访汪旭初，将《国史商例》请他指正并油印;2月13日，张继访金毓黻，建议他辞去监察委员，专任国史馆纂修，并允许他先回沈阳整理史料;2月21日，金毓黻再访张继，久谈，贡献修改《清史稿》之意见。3月18日，金毓黻被国史馆正式聘为纂修，在给好友佘雪曼的信中，他难掩兴奋：“昔刘子玄三为史官，再入东观，益为书生稽古之荣。余今亦忝居史官之列，正可上况子玄，窃用自喜。书生狂言，止可为知者道也。”3月20日，国史馆馆长张继、副馆长但植之邀请国史馆纂修、助修等人聚餐，商讨修史义例。与会者除金毓黻外，还有吴廷燮、柳诒徵、汪旭初、尹石公、黄穉荃、丁实存、王仲荦等人，众人对他的《国史商例》表示赞同，尤其是黄穉荃对他大加赞赏，赞同他在纪、志、表、传诸体裁外增加一种体裁“录”。可惜他的这一建议最终并未被采用。

3月底，金毓黻与张继约定四个月后就国史馆之职，遂返回沈阳，筹备设立沈阳博物院。7月11日，两人约定的期限将至，张继命刘恺钟手持自己的名刺前去访金毓黻，催促他速返南京就任国史馆纂修。但金毓黻此时正忙于沈阳博物院事，无暇抽身。7月22日，他回信给张继，称沈阳的史料以清内阁大库的残档最为重要，已遵指示运抵北平;他将于7月底至北平，整理清内阁大库残档，待秋凉后再南下南京。8月3日，他再次致函张继，称自己已整装待发，但因需要向故老访询张作霖父子主治东北时的遗闻轶事，致使多次欲行辄止;他所撰《王永江别传》和《张作霖别传》，其中史料即多得自口述;他还计划寻访杨宇霆、袁金铠、郭松龄、吴俊陞、韩麟春等人的事迹，一一为他们作传。

8月24日晚上九点，金毓黻终于抵达北平，宿于老友石剑晦处。第二天午后，他来到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五号院国史馆驻北平办事处，见到馆员王会庵（王树翰之孙），得知国史馆馆长张继将在北平视察两周，前一天刚随傅作义赴张家口一带旅行。待张继回北平后，金毓黻多次陪同逛琉璃厂、隆福寺等处阅书。9月9日，张继返南京，金毓黻将从沈阳运来的清内阁大库残档迁入翠花胡同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和国史馆北平办事处，开始加以整理。

秋凉后，金毓黻南下就国史馆之职，于9月19日晚五点抵达南京，下榻于尚书巷四十一号国史馆宿舍。9月26日午后，国史馆召开例会，金毓黻首次列席，提出“推进本馆工作之意见”，认为应从六个方面着手：定范畴、明主从、立细目、精铨配、修记注、订清史。此后他多次参加国史馆例会。在南京流连近一个月后，他受张继之命返回北平。

10月20日，金毓黻就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立志自此日起加强北平修史工作。四天后，他住进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五号院是一座由福康安建造于乾隆年间、格局至今仍保存完好的四合院，“清幽遂密，便于读书撰稿”。10月28日，张继再次来到北平视察修史工作，多次称赞金毓黻“作事有精神”。

此时，沈阳博物院筹建工作进展缓慢，金毓黻遂于12月9日再次回到沈阳。12月17日，金毓黻从报纸上得知张继已于15日夜去世，极为悲痛，在日记中称：“余于民二十九年在重庆始从先生参史馆之役，中间离去;今春史馆正式开办，又邀余入馆，秋间又畀余主办史馆北平办事处，实有肝膈之知。秋末，余入京供役史馆，先生又两次来平，朝夕聚晤，同与访书肆上。数谓余曰：‘子作事最有精神，北平史料极富，应努力为之。’又曰：‘在北方修史，交子主持。’余欲将沈阳事辞去，专任史馆事，先生曰：‘东北史料亦丰，沈阳文物由子兼领，可以因利乘便，暂不必辞。’言之再三，余曲从之。方谓长倚左右，得以完成素志，不图中道捐弃，为之黯然神伤。”张继的去世，使金毓黻的修史志愿颇受打击，“余方以修史自矢，了我余年，幸逢张公知我，愿为之尽力。在平月余，为此事有所营度，以为前途发展当无限量，今竟遘此变故。张公已矣，齎志殁世，安得再逢知己以酬吾素愿耶！”

1948年1月23日，金毓黻从沈阳返回北平，其后几天连日为张继撰诔文。3月5日，他从北平飞至南京，第二天即至开国文献馆张继灵堂致祭。

二

1948年3月9日，金毓黻访徐伯璞，得知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在他欲辞去沈阳博物院事的辞呈上手批了“恳切慰留”四字。对于筹设沈阳博物院，金毓黻颇为纠结，用他自己的话说，“固所愿为，唯念及作事之难，又为之却步”，又因“经费奇绌，障碍丛生，来日恐少成果”，因此在张继邀请他担任国史馆纂修之时，他“毅然允之，以为退身之计”。他曾多次向朱家骅辞职，皆未获批准，这次也不例外。至1948年4月8日，金毓黻至南京已整整一月，但诸事皆无头绪，亦不可北返，他为此焦灼万状。夜，黄荫亭来访，传朱家骅之语，命他火速北上，将沈阳文物择要外运。但直至4月30日，他才回到北平，立即着手筹备将沈阳文物外运。5月5日，他邀请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毛子水、杨振声、于省吾、阎文儒等人至国史馆北平办事处，召开东北文物迁运保管委员会。5月8日，他至故宫博物院访马衡，参观景山后身之寿皇殿，准备将沈阳文物存于此地。此后不久，沈阳故宫的瓷器、铜镜、档案和殿版书等文物陆续运至北平。

金毓黻仍想辞去筹设沈阳博物院事。7月8日，他在日记中感慨：“余久以修史为职志，而仍兼领沈阳文物事，屡思辞去而不得。兼领此事，不过月多得四千万元之津贴，实当现币二十元。恋此鸡肋，亦至无味，然又不能决意求退让贤，岂与某巨公同病乎？本无位可贪，无势可怙，何为而出此？”恰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棘手的事情。金毓黻从向觉民处得知，负责将大陆善本图书分批运往台湾的蒋复璁向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建议，将文溯阁《四库全书》交由中央图书馆保存，以遂其攫取之计;教育部社会司则建议将该书交由中央博物院保存。金毓黻大受震动，两次上书朱家骅陈说利害，坚决反对将《四库全书》运至南京。7月20日，他得知东北总部政委会议决定《四库全书》不准内运，立即将事情经过函告国民党东北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高惜冰，但他仍担心蒋复璁挟持“总统”以自重，以其他诡计而巧取之。7月25日，他致函在沈阳主持博物院工作的阎文儒，称“此阵线不由我辈坚守，将有坍台之虞。故此后非至万不获已，不可轻言辞职”，“兄在此夙夜兢兢，一息匪懈，即为将来立定脚跟计耳”，建议沈阳博物院筹备事“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即“包揽恢宏”，“扎硬寨，打死仗”，“必能如此，乃能支撑危难，以保生机于将来”。

金毓黻为修史事久驻北平，但“凡事非亲往商洽，不易得要领”，“盖不能见面，仅以书简相商，究于事无补也”。于是，1948年9月6日，他从北平再次飞回沈阳。9月10日，在沈阳博物院顺利召开筹备委员会议。9月13日，他访赵雨时、王铸九，商借《盛京时报》。《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在沈阳办的报纸，始于1906年9月1日，迄于1943年9月30日，除1918年和1920年的报纸被苏联红军1945年入沈阳时劫去，其余皆完好无缺。《盛京时报》的记载虽含有成见，且时有颠倒黑白、淆乱观听之处，但以异国人记中国事，或许正可从中得以反证，以明历史真相。金毓黻欲撰《民国通纪》，“蒐集史料不遗余力，在（北）平欲得一全份日报，竟不可得”。因此，数年来他曾多次与赵雨时协商，这次又有老友王铸九从中相助，赵雨时才同意借阅，但要求订立合约，并提出损失一册赔偿两百元，损失一部或一页相当于损失一册。经金毓黻力争，最后定为损失一册赔偿八十元。他虽“甚感不快”，但为了修史，也不得不答应下来。9月20日，经与沈阳市政府董洁忱市长商洽，在老友王树人的帮助下，他又向沈阳市图书馆借得二百八十八册《朝鲜李朝实录》。该书乃由日本影印，是他主持辽宁省立图书馆时购得。

1948年10月1日，金毓黻从沈阳飞回北平。他在当天日记中总结了自己的此次沈阳之行：“余此次回沈，凡驻二十五日，以蒐集史料为第一要事，如借得《朝鲜李朝实录》、《盛京时报》，皆为全帙，又院藏《满州国公报》亦为全帙，重约二吨，均得运平利用。又院藏珍贵图书及古物可供展览之用者，亦约重二吨，一并运来。此盖经余费尽心力，乃得有此结果。又包机价款为国币一百三十亿元，折合金元券四千三百余元，博物院无此财力，经余向东北政委会诸公折冲，准为垫款记账，乃得起运。然中间又经若干波折，院中同人如陈助山、张永朱、葛西平皆为此事奔走，皆持以恒心及毅力之效也。”

三

金毓黻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在历史学、文学、文献学、古文字学、考古学、金石学等领域皆有建树，尤其致力于东北史地研究和东北地方文献整理。在东北时，他曾追随刘尚清、臧式毅等当权派，任辽宁省政府秘书长、辽宁省教育厅厅长等职，与东北政要和学人皆有交往，组织编撰了《东北丛镌》、《辽海丛书》等;兼任三台东北大学教授时，他撰成《东北通史》，组织编撰了《东北要览》等，并计划撰写《辽海先贤志》;任职国史馆后，他在南京、北平、天津、沈阳等地，又结交尚秉和、闵尔昌、朱桂莘、瞿文选、佟德一、王耕木等故老，诗词唱和间畅聊东北史事，先后撰成《王永江别传》、《张作霖别传》、《袁金铠别传》、《杨宇霆别传》、《郭松龄别传》、《王树翰别传》等，《民国碑传集》亦积稿千余篇。

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后，金毓黻主持购买宋元版珍贵书籍，整理从沈阳运来的清内阁大库残档，将明天启、崇祯两朝各官署奏稿、折帖五百二十五件辑成《明清内阁大库史料》第一辑。他邀请馆员王会庵、刘石农、于石生等人协助，将1911—1928年北洋政府期间大事按日记载，撰成《通纪纲要》。受国史馆纂修尹石公的启发，他欲仿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编撰民国史长编，取名《民国通纪》，并欲制作北方政府诸年表。但他面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人手和资金不足。他多次致函尹石公请求援助，但均未获批准，这令他有些沮丧，但并没有影响他修史的积极性。

1948年9月4日，郑天挺、邓广铭邀请他在北京大学开设“民国史”课程，他表示“甚感兴趣”，计划以纪事本末体撰写《中华民国史稿》，“是否能成此作，当视吾意志如何，且必居多暇日，乃能终业”，但他又认为“在大学开课则嫌过早，盖非有十分准备则不能轻于开课”，因此与郑天挺、邓广铭商定缓至第二年春天再开。他此时仍兼任东北大学史学系（已迁至北平）教授，忍不住即尝试讲授民国史。11月8日，他开始撰写《民国史稿》;11月10日，撰写第一章;11月12日，“写《史稿》概论，殊不惬意，尚须改作”;11月17日，“取叙论稿视之，万不惬意，因大加修正，另缮清稿”;11月19日，在日记中反省：“近撰民国史至于废寝忘食，然多拾人牙慧，而绝少心得。如此而言著书，未免率尔操觚。”1949年1月13日，他收到南京国史馆马騄程的来信，其中称史馆中人得知他在撰民国史稿，甚感兴趣，要他将写成之稿寄至国史馆，以备在馆刊上分期发表。他认为该书乃未成之作，尚需订补，没有贸然寄去。1949年3月4日，他开始在北京大学讲授民国史，但他深感史稿内容并不充实，用文言也有左支右绌之患，遂打算尝试改用白话，但又踌躇不决。半月后，他用白话重写，“觉下笔沛然，可谓初步成功”，两天内写出约一万字，堪称迅速。3月21日，他在北京大学改用白话讲授民国史，“觉头头是道，更觉节目清晰，始悟改用口语之法为得计，此后即努力为之”。

四

金毓黻是一个自律甚严、行事谨慎、治学勤奋而又慷慨好义之人。他自称“雅有书癖，无书则不欢”，稍得空闲即读书自遣，“篝灯展卷，常至深宵。时复未明即起，振笔疾书，以此为乐，不知疲也”。他又“颇慕鲁仲连之行，好为人排难解纷”，因此，在学界和政界皆有相当的声望和影响。在学界，他“会通南北”、“左右结缘”，与蔡元培、胡适、罗家伦等人叙师友之谊，尤其与傅斯年保持君子之交、情谊深厚，与柳诒徵、陈中凡、汪辟疆等人谈诗论道，还与“左”翼人士范文澜、郭沫若等人有来有往。在政界，他与东北籍实力派人物刘尚清、莫德惠等人相交甚深，与张继、于右任、陈果夫、吴铁城、陈立夫、朱家骅等高官亦有往来。就任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后，他与北平学界互动频繁，时常与马衡、袁同礼、陈垣、胡适、张政烺、郑天挺、邓广铭、于省吾、毛子水、余嘉锡、唐兰等人聚餐或会谈，亦时常至天津拜访王锡钧、刘鸣九、佟德一等故老。

1949年1月，北平西郊已有战争，“清华大校后身已落弹，清华、燕京两大学师生纷纷入城避难”，“连日西郊炮声隆隆不绝，间以枪声”，金毓黻的内心不能平静，何去何从，“无以自决”，好友王树梅劝他“以不动为佳”。他在台湾的儿子金长衡、金长铭、金长振、侄子金长城劝他赴台湾，好友傅斯年亦新任台湾大学校长，但他考虑到自己负有保管沈阳文物的责任，“如果离去，恐有损失。即个人所有研究工具亦悉在平存放，一旦舍而他迁，则如鱼之失水，因此决不他往”。话虽如此，他并不踏实。在形势未明、人心惶惶之时，他带领国史馆北平办事处诸人埋首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但此时国史馆北平办事处经济上的困难欲加严重，不得已之下，1949年1月5日他再次致函尹石公，称：“现在此间所急切者，惟乏费用，即纸笔费亦患无出。切请左右乘间向蒲圻进言，拨汇若干，以解目前之厄，否则将索我于枯鱼之肆矣。奈何！奈何！”

1949年1月31日，农历己丑年正月初三，中国人民解放军自西郊进入北平。2月1日和2月4日，金毓黻接连读了两遍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2月9日，在金毓黻长子金长佑的陪同下，翦伯赞访金毓黻。金长佑抗战后期曾在重庆创办“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左翼人士书籍，曾印行翦伯赞《中国通史》。翦伯赞安慰金毓黻：“中共方面极注重研究历史，且应各守本位，惟少改变其重点耳。”翦伯赞还请他代为邀请北平史学界及博物馆、图书馆界人士作一次会谈。他当场答应下来，第二天即找韩寿萱、郑天挺等人商议。2月12日，他见到刚从石家庄至北平的老友徐放，得知老同学范文澜“患目疾甚剧，此在油灯下读书写稿所致”，他立即去信问候。2月13日下午三点，文化接管委员会尹达、王冶秋等人至国史馆北平办事处及沈阳博物院办理接管程序;2月15日，经金毓黻多方联络，北平学界众人在北平图书馆与翦伯赞会谈，但会谈并不顺利，“开会为人所扰，不能终会，为之愤悒”。这令金毓黻再次陷入纠结，他在日记中检讨：“余久思专作授书之业，不任其他职务，乃竟不能如愿。自今日起应亟作脱卸之计，不应再为事务所羁矣。”“余非政治界人，向以究心史事为的，故于政治向不关心。即偶尔处置事项与行政有关，然亦以学人立场从事。至于何等派系，固与余无预焉。但余对主管事项过于负责，往往失之过虑。然以纯从学术立场着想，绝无他方面之关系。必深知吾者，乃深信余言之不谬，否则悠悠之口可不计也。”

3月26日，沈阳博物院工作人员至北平，拟将沈阳文物运回沈阳。此后连续数日，金毓黻奔波于故宫等处，帮忙整理沈阳文物。4月20日，金毓黻随同返回沈阳，在沈阳半月当面交接清楚，总算是了了一段公案。

1949年5月11日，国史馆北平办事处正式并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改称民国史料研究室。从东四牌楼二条胡同五号院至翠花胡同，约一千三百米，金毓黻“尽一日之力迁移，至夜十时许方毕”。这一天后，国史馆北平办事处主任金毓黻转为北京大学民国史料研究室主任，继续带领同人搜集整理民国史料。1952年10月，金毓黻调入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即近代史所）。1962年8月3日，金毓黻病逝于北京，终年七十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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