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融的五代辽金元时期历史编纂的文化取向
摘要：历史发展生生不息，历史长河前后相续。如何看待历史传承，它不仅涉及到各封建王朝对正统地位的诉求问题，还关乎到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判断。可以说有目的地撰写国史和前朝史的意识表明10--13世纪，沙陀、契丹、女真、蒙古等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将自己与以往汉族政权的历史自觉地连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自觉意识将各民族贯穿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纽带上加以反映，因而超出了纯粹政治上的策略考量，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选择，这正是中国历史由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由各民族相互纷争最终走向民族融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关键词：民族交融；五代辽金元时期；历史编纂；文化取向
中图分类号：K243；C9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1)06—0106—06
收稿日期：2010—lO—15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NCET—10—055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8BZS002)；陕西师范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10SZZD01)
作者简介：王耀明，男，湖南岳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施建雄，男，福建永春人，历史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公元10世纪以来，北方的沙陀、契丹、女真及蒙古等族先后与汉民族发生密切的关系，开创了一个民族大融合的时代。各民族长期生活在中华大地上逐渐形成了经济上相互交往、影响、联系、依赖、推动和渗透的不可分割的纽带，各民族“在不可避免的相互接触、不断增强的经济文化联系的纽带作用中，在共同进行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必然地互相影响、互相传授、学习和吸收彼此的东西，逐渐引起差别性的削弱、减少以至消失，共同性的形成、增长和发展，表现为一种自然融合的趋势”，“叫同化也好，融合也好，总之是搞在一块以后，旧的民族界限消灭了，出现了具有共同性的新的东西”。此中文化传统的交流融汇尤为重要。中华民族是具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的民族，这种深刻的历史意识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对于促进各民族之间的历史认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沙陀、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不约而同地推崇儒家学说，沙陀、契丹、女真统治者亦很注意学习汉唐的历史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中原文化中重视修史的传统，组织编写了大量官修史书，由此促进了历史编纂学的向前发展；元代统治者不仅重视本民族的历史以及元王朝政治统治的历史，同时也重视宋、辽、金三朝的历史，最终确定三史各自为书、各系其年号的基本编纂形式，这就显示出政治上的博大胸怀，也表明经过长期的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国历史是多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进程已逐渐成为一种共识，将这种进程接连不断地加以记载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这也是文化取向上的一个重要反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因而得到不断的加强。
一、五代时沿袭以往修史制度的文化取向
近代学者刘咸所指出：“自班固著《汉书》以后，断代体盛行，而每代之末，必修前代之史，开局设监之制由是而兴，整齐记注之法也由此而定。”反映中国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五代时期官修史书及史馆制度运作的承前启后，衬托出民族交融时期对中原历史传统加以继承的一个文化取向。此期政权更迭频繁，政局动荡不定，民族纷争激烈，然而沙陀族建立的政权沿袭以往汉族政权的历史传统，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首先，同样强调历史编纂的重要性，由此推动史书修撰的前后相续。五代时的人们认为，治学专究经旨，不通今古，率多拘滞，而在政治上要有所作为，“极谈王霸，经纬治乱，非史不可”。正因为有这样的认识，所以后梁末帝贞明中有修《太祖实录》和《大梁编遗》之举。后唐从立国之始，对实录及国史的修撰就倍加重视。明宗天成二年(927)诏告天下，“国祚中兴已逾五载，皇基统嗣爰及两朝，其有纪年之书、行事之纪，未闻编录，实谓旷遗。所司既不举明，史馆又无起请，因循斯久，阙漏转多。宜令史臣先修太祖武皇帝、庄宗两朝实录，速具奏呈。新朝日历行事亦可精专纂录，无使废坠者，文化取向非常明确。至天成四年，史官张昭远等修成后唐《懿祖、献祖、太祖纪年录》及《庄宗实录》，命名系采纳监修国史赵凤的意见，后者认为“承乾御宇之君，行事方云实录；追尊册号之帝，约文只可纪年。所修前件史书，今欲自庄宗一朝名为实录，其太祖已上并目为纪年录”，说明当时的史官对实录体史书的体裁、体例、断限有清醒的认识。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还曾两次纂修功臣列传，三年，张昭远等详考记注，按编年旧体，撰成《后唐明宗实录》。后晋时纂修《旧唐书》更是一代佳话，下文将专门介绍。后汉时也不乏修史举措。不仅于乾祐二年(949)二月敕令宰臣苏逢吉监修，贾纬、王伸同修《高祖实录》，而且采纳窦贞固的建议修前朝实录，窦氏以为，“近见史臣修高祖实录，神功圣德，靡不详明。述汉之兴，由晋而起，安可遗落朝代，废缺编修?更若日月滋深，耳目不接，恐成湮没，莫究端由。伏穹睿慈敕史官纂集晋朝实录”，将环环相扣之历史传承加以记录已成为一种自觉意识，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取向。
其次，修史规章制度制定前后呼应，日臻完善。此项在后唐明宗、后晋高祖时就表现得相当突出，因为他们曾分别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官修史书制度的建设，切实保证历史记载的有效性和延续性。后唐建立伊始，庄宗即采史馆所奏中书并起居院诸司及诸道州府合录事件报馆诸事例。明宗时，先是赵熙要求凡是内中公事及诏书奏对，应不到中书者，即委内臣一人，旋具抄录，月终关送史馆；后是崔税建议史官随宰臣上殿记事，“陛下发一德音，宰臣陈一时政，事元大小，皆令编录，季终即送史馆”。上述建言显然是希望赋予史官记载事实以更多的便利，而史馆负责人则对其组成人员所承担的修撰任务提出了明确和细化要求，同时还制定一系列奖惩措施。这些举措明确具体，操作性强，这就是后唐以降修史不辍的制度性因素。后唐末帝清泰元年(934)诏令端明殿学士韩昭裔、枢密直学士李专美录送书诏及处分公事、臣下奏议予史馆。后晋高祖时，对此项规定则强调得更加明确，天福二年(937)八月，宰臣暨监修国史赵莹请循唐明宗朝例，凡有内廷公事及言动之间，委端明殿学士或枢密院学士侍立冕旒，系日编录，逐季送当馆；其百司公事，亦望逐季送当馆，旋要编修《日历》；后又要求宰臣一员仿唐代宰臣撰《时政记》等。
再则就是《旧唐书》的大力修撰。第一阶段为资料的初步搜集阶段，起于梁末帝龙德元年(921)二月。此后唐明宗时又先后两次有目的地广泛收集史料。一次是天成元年(926)因都官郎中庾传美为蜀王衍之旧僚，家在成都，且言成都收藏有唐朝实录，故于九月委派庾氏充三川搜访图籍使前往蜀地搜访史籍，十二月，庾传美访图书于三川孟知祥处，得九朝实录及杂书传千余卷，并付史馆，“同光已后，馆中煨烬无几，九朝实录甚济其阙”；另一次是长兴二年(931)五月，崔税奏言：“臣尝闻宣宗缵承
大业，思致时雍，旰食宵衣，忧勤庶务，十余年之内可谓治平。于时史官虽有注记，寻属多故，辇辂省方，未暇刊修，皆至沦坠，统临之盛，寂冀无闻。伏思年代未遥，耳目相接，岂无野史散在人间?伏乞特命购求，十获五六，亦可备编修，冀成一代之信书，永祚千年之盛观。”次年十一月，史馆又上奏，“当馆昨为大中已来，迄于天祐，四朝实录，尚未纂修，寻具奏闻，谨行购募。敕命虽颁于数月，图书未贡于一编。盖以北土州城，久罹兵火，遂成灭绝，难可访求。窃恐岁月渐深，耳目不接，长为阙典，过在攸司。伏念江表列藩，湘南奥壤，至于闽、越，方属勋贤。戈铤自扰于中原，屏翰悉全于外府，固多奇士，富有群书。其两浙、福建、湖广，伏乞特降诏旨，委各于本道采访宣宗、懿宗、僖宗、昭宗以上四朝野史，及逐朝日历，除白银台事宜，内外制词，百司沿革簿籍，不限卷数，据有者抄录进上。若民间收得，或隐士撰成，即令各列姓名，请议爵赏”。馆臣对唐代史料的搜集有某种紧迫感和危机感，反映出当时士大夫对修前朝史怀有一种神圣的职责，出身他民族的唐明宗予以充分采纳，这同样是民族交融中文化取向的一个鲜明体现。
《旧唐书》的成书在后晋时期。高祖天福六年(941)二月，最高统治者认为有唐“远至高祖，下暨明宗，纪传未分，书志咸阙。今耳目相接，尚可询求；若岁月寝深，何由寻访?”故令赵莹、张昭远等纂修唐史。石敬瑭不仅认为沙陀所建立的后唐是唐王朝的一部分，而且强调对其历史及时加以探访并予以记载的重要性，文化取向彰显无遗。当年四月，监修国史赵莹将《唐史》修纂的大体原则、史书的基本体例以及搜罗各方面资料的途径等作了详细的规划并如实上报。开运二年(945)六月，史馆上新修前朝李氏书纪、志、列传共220卷，并目录1卷，这就是后人所称的《旧唐书》。赵翼客观评价道：“唐书因载籍散佚，历梁、唐数十年未溃于成，直至晋始成书，则纂修诸臣搜剔补缀之功不可泯也。”
历史发展生生不息，历史长河前后相续。如何看待历史传承，它不仅涉及到各封建王朝对正统地位的诉求问题，还关乎到文化取向上的抉择判断。可以说有目的地撰写国史和前朝史的意识已深刻表明五代各少数民族政权将自己与以往汉族政权的历史自觉地连在一起，也就是用一种自觉意识将各民族贯穿在一个相互联系的纽带上加以反映，因而超出了纯粹政治上的策略考量，而上升到一种文化的选择，这正是中国历史由分裂最终走向统一，由各民族相互纷争最终走向民族融合的最重要因素之一。
二、辽、金承接中原修史传统的文化特征
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秦汉以后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过去中国各民族推演着以汉族为主干的相互融化过程，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个过程，成了中国疆域和人口不断扩大的一个条件，各族人民间的经济和文化上的联系密切的一个条件。”各民族政治经济的密切往来一定程度上消弭了心理上的隔阂，进而推动文化取向的渐趋一致，导致文化认同。其中史学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着文化认同的路径，辽和金代设史官，起居注和实录的修撰几乎没有停过，金代曾两度修撰《辽史》，这些正是对中原文化传统进行效法的具体体现。
从辽代修史机构的设置可以清楚地看出，唐、五代时期的史馆制度作为国家机构的组成部分被各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加以继承和发展。《辽史·百官志》记载，南面官系统下设起居舍人院，由起居舍人、知起居注、起居郎组成；另有国史院，下设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正如金毓黻所论：“辽、金史馆之制，略如唐、宋，修撰之外，更有史官学士。是时史官，虽由他官兼典，而史馆则为常置，其规制视旧日之著作，为闳扩矣。”辽廷进行的修史活动大约有：太宗会同四年(941)二月，诏有司编《始祖奇首可汗事迹》；景宗乾亨八年(941)，室昉表进所撰《实录》20卷；兴宗重熙十三年(1044)，诏耶律谷欲、耶律庶成等编集《国朝上世以来事迹》；道宗大安元年(1085)，史臣进《太祖以下七帝实录》，耶律孟简于大康中上疏称“本朝之兴，凡二百年，宜有国史以垂后世”，乃编耶律曷鲁、屋质、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命置局编修。天祚帝乾统三年(1103)，召监修国史耶律俨纂《太祖诸帝实录》等。辽代君王还极为关注具体的修史活动，如景宗保宁八年(976)二月壬寅，谕史馆学士，书皇后言亦称“朕”暨“予”，著为定式。圣宗统和二十一年(1003)，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二十九年，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兴宗时，诏谕翰林都林牙、兼修国史萧韩家奴：“朕之起居，悉以实录”。道宗清宁二年(1056)，“罢史官预闻朝议，俾问宰相而后书”；大康二年(1076)，“道宗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梅及忽突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流林牙萧岩寿于乌隗部等”。虽然从后者可以看到最高统治者企图干预修史活动的不利面，但换一视角又可以看出当时史官已相当自觉地继承了前代史家维护信史的那种信念，这不也是文化取向的一种表现吗?
历史编纂同样是金代文化取向彰显的一个重要领域。《金史》载，女真初无文字，……既未有文字，亦未尝有记录，故祖宗之事皆不载。太祖时有阿离合懑，……祖宗族属时事并能默记，与斜葛同修本朝谱牒。“见人旧未尝识，闻其父祖名，即能道其部族世次所出。或积年旧事，偶因他及之，人或遗忘，辄一一辨析言之，有质疑者皆释其意”。天辅三年(1119)，“寝疾，宗翰日往问之，尽得祖宗旧俗法度”。宗翰好访问女真老人，多得祖宗遗事。天会六年(1128)，诏书求访祖宗遗事，以备国史，命勖与耶律迪越掌之。勖等采摭遗言旧事，自始祖以下10帝，综为3卷。凡部族，既日某部，复日某水之某，又日某乡某村，以别识之。凡与契丹往来及征伐诸部，其间诈谋诡计，一无所隐。事有详有略，咸得其实。天会十五年十二月，熙宗命韩昉、耶律绍文等编修国史，皇统元年(1141)十二月，左丞勖进先朝《实录》3卷，八年八月，宗弼进《太祖实录》。世宗大定六年(1166)，良弼进拜右丞相，监修国史，世宗谓其日：“海陵时，记注皆不完。人君善恶，为万世劝戒，记注遗逸，后世何观?其令史官旁求书之。”次年八月，进《太宗实录》。九月诏修起居注。十一年十月，进《睿宗实录》。次年十一月，世宗屏侍臣，与宰臣议事，记注官亦退，世宗日：“史官记人君善恶，朕之言动及与卿等所议，皆当与知。其于记录无或有隐，可以朕意谕之。”十八年，“朝奏屏人议事、记注官不避自此始”。
金世宗与宰臣论史事时对直笔的强调以及他不参乎史的行为尤为可贵。大定十九年三月，世宗日：“朕观前史多溢美。大抵史书载事贵实，不必浮辞谄谀也。”世宗曾与侍臣论古之人君贤否，移刺子敬奏言：“陛下凡与宰臣谋议，不可不令史官知之。”世宗回答说：“卿言是也。”世宗又曾问徒单克宁史事，后者奏言：“臣闻古者人君不观史，愿陛下勿观。”世宗指出：“朕岂欲观此?深知史事不详，故问
之耳。”世宗又曾谓思敬日：“朕欲修《熙宗实录》，卿尝为侍从，必能记其事迹。”后者回答说：“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此其大概也，何必余事。”大定二十年，《熙宗实录》终于修成，世宗谓完颜守道日：“卿祖谷神行事有未当者，尚不为隐，见卿直笔也。”郑子聃，迁侍讲、兼修国史，世宗道：“修《海陵实录》，知其详无如子聃者。”盖以史事专责之。世宗又曾对宰臣日：“海陵以近习掌记注，记注不明，当时行事，实录不载，众人共知之者求访书之。”孟浩答言：“良史直笔，君举必书。帝王不自观史，记注之臣乃得尽其直笔。”以上所述，充分显示对历史记载的重视以及强调直书已成为金君臣上下的共识，这是一种很鲜明的文化取向。
金章宗明昌四年(1193)八月，国史院进《世宗实录》。“九月，以岁幸春水、秋山，五日一进起居表，自今可十日一进。”承安四年(1199)十二月，右补阙杨庭秀请类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圣训，以时观览。从之，仍诏增熙宗为四朝。增设国史院女真、汉人同修史各一人。五年闰二月，尚书省奏“右补阙杨庭秀言，乞令尚书省及第左右官一人，应入史事者编次日历，或一月，或一季，封送史院”。“章宗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润色，付之。”泰和三年(1203)六月，诏选聪明方正之士为修起居注。九月，尚书左丞完颜匡等进《世宗实录》。宣宗兴定元年(1217)冬十月，命高汝砺、张行简同修《章宗实录》。五年正月，尚书省奏“《章宗实录》已进呈，卫王事迹亦宜依《海陵庶人实录》，纂集成书，以示后世”。哀宗正大二年(1225)九月，诏赵秉文、杨云翼作《龟镜万年录》。四年八月，同知集贤院史公奕进《大定遗训》。五年冬十一月，进《宣宗实录》。就章宗以降时代而论，其史官制度及其职能不断变化，一定程度上反映民族融合历史进程中文化取向的形成是一个艰难和曲折的过程。
编纂前朝史也是金代重要的修史活动。广宁尹耶律固曾奉诏作《辽史》，死后，萧永祺继之，作纪30卷、志5卷、传40卷。大定二十九年(1189)，党怀英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移刺益、赵讽等7人为编修官，参知政事移刺履提控刊修《辽史》。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泰和元年(1201)，增修《辽史》编修官三员，诏分纪、志、列传刊修官，有改除者以书自随。六年六月，敕翰林直学士陈大任妨本职专修《辽史》。十二月，《辽史》撰成。修撰前朝史是各新起王朝的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项政治活动，标志其建立的政权已合法地取代前朝，因而拥有正当性，同时它也是文化取向的一种自然沿袭，从而为后世文化的进一步认同架设了一座桥梁。
三、元代大规模编纂活动的历史意义
元代史馆修史可以追溯到窝阔台汗时。耶律楚材曾请立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编集经史，当时《蒙古秘史》也还在修撰，它是惟一一部真实记录蒙古立国之初历史的巨著。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大臣王鹗“请延访太祖事迹付史馆”，次年二月，忽必烈便敕选儒士编修国史，九月设立翰林国史院，“翰苑，载言之职，莫国史为重”；至元五年(1268)十月，应中书省所请，以和礼霍孙、独胡刺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乃因“前代朝廷必有起居注，故善政嘉谟不致遗失”；灭宋后，命耶律铸监修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修史机构逐渐健全，修史活动也渐趋完善。元初至元末十三朝实录的陆续编纂，是元代官修史书的最主要成就。虽有如《元史·奸臣传序》所言：旧史往往详于记善，略于惩恶。盖史官有所忌讳而不敢直书。“然元史大概，亦尚完整，则以旧时纂修实录者多有熟于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国史，于祖宗功德近戚将相家世勋伐，皆记忆贯串，史馆有所考究，悉应之无遗”，而且其执笔撰述者，“又多老于文学……明初修史诸臣即抄撮成书，故诸列传尚多老笔而无酿词”。元代还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官修史书，包括1000卷的《元大一统志》、60卷的《元典章》及《大元通制》和《经世大典》等。
元代承前制设史馆修宋、辽、金三史最为突出，它充分体现元统治者取法汉人修史传统的文化诉求。元世祖中统年间，王鹗请修辽、金二史，称“自古帝王得失兴废斑斑可考者，以有史在。我国家以威武定四方，天戈所临，罔不臣属，皆太祖庙谟雄断所致。若不乘时纪录，窃恐岁久渐至遗忘。金实录尚存，善政颇多；辽史散佚，尤为未备。宁可亡人之国，不可亡人之史。若史馆不立，后世亦不知有今日。”忽必烈甚重其言，命国史附修辽、金二史。《廉访使杨文宪公》宋亡，元廷又命史臣通修三史，故脱脱等《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避忌，陈大任词乏精详，世祖皇帝敕词臣，首及于辽”；《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先，王鹗采金事于后”；《进宋史表》云，“世祖皇帝拔宋臣而列政途，载宋史而归秘府，既编戡定之勋，寻奉纂修之旨”。而《元史·脱脱传》又云仁宗元祐；占、文宗天历间，屡诏修前朝史，因宋、金虽各有国史，但至其末年，国祚已移，记载因而缺略，故元廷命史官着意采掇，史官也因两朝时代较近，所记载的内容较为熟悉，故有关宋金末年的史事就整理得较为详明。大约宋度宗、金宣宗以前之史皆遵旧本，而宋恭宗、端宗、帝呙、金哀宗之史，并元人所辑。然三史之所以不能在顺帝前成书，《脱脱传》言，以义例未定，或欲以宋为世纪，辽、金为载记，或以辽立国在宋先，欲以辽、金为北史，宋太祖至靖康为宋史，建炎以后为南宋史，各持论不决故耳。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诏修辽、金、宋三史。《修三史诏》言：“这三国为圣朝所取制度、典章、治乱、兴亡之由，恐因岁久散失，合遴选文臣，分史置局，纂修成书，以见祖宗盛德得天下辽、金、宋三国之由，垂鉴后世，做一代盛典。交翰林国史院分局纂修，职专其事。”附录除脱脱居中起到组织并确定体例的关键作用外，欧阳玄和揭侯斯都是其中很重要的人物。即便是其他民族出身的学者也不无出力，如康里人嵫蠖“侍经筵，日劝帝务学。一日进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因言国家当及斯时修辽、金、宋三史，岁久或致阙逸。后置局纂修，实由蠖蠖发其端”。至正四年(1344)，《辽史》和《金史》撰成，次年十月《宋史》修毕。
就《辽史》而言，其撰述是在辽代已有的耶律俨本、金代陈大任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其本纪记载辽代9位帝王事迹，重在后4位君主，其分量占本纪三分之二有奇，篇幅的差异一方面反映出撰者对辽代由盛转衰历史过程的重视，另一方面也是历史记载渐趋规范、资料保存愈发丰富的体现。就编纂学角度而论，《辽史》撰者敢于在篇幅的分配上大刀阔斧，使体例为其所要反映的内容服务，某种程度上作到章学诚所说的“抉择去取”、“独断于一心”。列传中无专述一人的单传，都是以类相从的合传，耶律及萧氏子孙列传占全部列传的2／3以上，诚为他史所未有之现象；《能吏传》《伶官传》颇有新意，作者于
《奸臣传》和《逆臣传》的序文中直接表达对欧阳修“春秋笔法”的推崇，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宋元理学对历史编纂所产生的影响。传记内容注重记载一些君臣之论，尤其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内容更是不惜篇幅加以记录，在人物性格的刻画和情节的描述上，也颇多精彩之处。十志中的《营卫志》《兵卫志》为前史所无，体现了辽代政治和军事统治的特色。八表亦有新意，如《部族表》《属国表》等。在综合运用体例方面，如列传第45《二国外记》，就是寓“纪”于“传”中的一种形式。《高丽传》前半部分，纯粹是往返贡使的记录，是按年纪录的朝贡编年史，可与《属国表》相辅相成。最后就是《国语解》的创设，通过元代修史诸臣循其音读，释其文义的工作而成的《国语解》，极有功于后世学者，也是前史所无之创举，意义匪浅。总之，《辽史》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价值。它对契丹社会历史进程，民族交融的历史经验，历史、文化认同的多方面展现，以及贯穿其中的对多民族历史发展的平等、客观来看待的历史观念，展示出其鲜明的文化取向。
《金史》在体例上的创新点表现在卷l立《世纪》及《世纪补》，言简意赅，将其历史脉络清晰地展现出来。《交聘表》也属新创，能充分反映时代的具体特点。叙述和议论融为一体是《金史》的鲜明特色，其《兵志》中不仅有制度演变的记载，同时夹杂着相关论述；《天文志》则详细记录金代君臣联系现实探讨天象的对话。再就是叙述的穿插自如，卷91《移刺成传》中插入“西番结什角”部落来龙去脉的内容就相当巧妙，后半段介绍其所处地域及方位尤为清晰，较好地继承了《史记》和《汉书》中记载少数民族历史和地理的有效手段。《金史》在各体例之间的衔接和配合上也作得较为成功。其叙述还体现在详实、具体和生动方面，如卷102详载“红祆军”之始末，卷109详载贞祐四年(1216)七月陈规上章所言，卷111详载兴定二年(1218)石伦所奏。对战争的描绘生动细腻，这是《金史》编纂反映时代方面的突出特点。卷87《纥石烈志宁传》所载志宁用兵以及卷112记载的“三峰山之役”是为典型案例：《金史》注重用具体事例来说明相关制度的主要特点。如通过对“通检推排”实施的目的、推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具体执行中成效的介绍来说明金代有关制度的利弊得失。《金史》对具有民族特色的内容更是重视有加，这本身是民族交融时期时代特点的反映，如兵制中有关猛安谋克的内容。《金史》在发挥历史著作的鉴戒功能方面也作得较为出色。《世宗》《章宗》《哀宗》纪中的三篇史论尤为突出，它不仅将金世宗在金代历史上的地位及其成功的原因做了深刻剖析，又对章宗时期由盛转衰的深层次原因予以揭示，最后借论金亡之事从宏观角度总结了金一代兴衰的经验教训，是一篇意味深长的“历史兴亡论”。赵翼评《金史》本纪所载世宗嘉谟懿训最详，较《贞观政要》更多数倍，推其故，盖当时记注官之得其职。可以说《金史》所反映的时代内容与民族交融的历史特点，以及所彰显的文化认同，对于全面认识民族交融时期历史发展的脉络和正确把握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民族生命力、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各民族共同推动了祖国的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多个民族、多元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交相辉映，是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的具体体现，而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是在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形成的，因而其他少数民族在文化取向上有趋同于中原文化的特点也不难理解，因而辩证地看待二者关系是尊重民族重新组合时期客观历史的一个正确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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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