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教育活动及其心理动力探析

【摘要】李大钊不仅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教育事业发展呕心沥血。本文对李大钊的教育活动进行梳理，对其心理动力进行分析，以期激发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教师的爱国意识和教育责任感，从而激发教师的教育创造力。

【关 键 词】李大钊；教育活动；心理动力

中图分类号：G40-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10）06-0024-04

“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是李大钊写在《晨钟》上的格言，也是他一生的写照。面对满目疮痍的河山，李大钊决心勇担救国救民的责任，虽然他的思想由教育救国转向革命救国，但他对青年培养的责任感却一直没有减弱。在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和教授期间，李大钊通过图书馆工作、授课、演讲、发起或参加社团组织等方式对青年进行教育。在此期间，他还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对青年进行社会教育。通过这些跳动的文字，亦可见其教育活动的心理动力，这是李大钊留给当代教师的宝贵财富。本文对其教育活动进行了梳理，并对其心理动力进行了分析。

一、李大钊的教育活动

（一）图书馆工作

1918年1月至1922年12月李大钊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刚到北大图书馆时，面临的情况是：藏书少，阅览条件差，管理不善，制度不健全。为改善这种状况，李大钊做了大量的工作，进行了图书馆教育的探索。在扩大藏书量方面，除购置图书外，他发出征求寄存图书的公告，收集各办公室阅览过的报纸，多次把自己的藏书捐给图书馆。1918年10月，北大图书馆搬进了红楼新址，阅览环境得以改善，据《北京大学日刊》记载，扩充后的图书馆设有二十一个书库和六个阅览室。在借阅规则方面，从数则《图书馆主任公告》中可见李大钊制定的一系列新借阅规则，以达到：“各处图书可以循回转置，流通阅览，俾收最大最普之效用，以利研究而惠学子。”[1]在工作中，李大钊形成了自己对图书馆教育功能的认识：旧教授法是以教师为主体的，新的教授法是教师还列出参考书供学生在教科书和讲堂以外自学。图书馆要据此做出变革，如增加复本、设立助教在图书馆里搜集书籍供学生参考等。现在图书馆已经不仅仅是藏书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机关，图书馆教育的发展关系到国家教育的前途。李大钊进行了一些图书馆教育方面的演讲，并写文章介绍北大图书馆经验、美国十七个图书馆学校及图书馆教育课程设置等情况。1920年8月，李大钊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举办的图书馆讲习会上，做图书馆问题的讲演，这次讲习会听讲者多是各省各校选派来的有志于图书馆教育的工作者，《晨报》在报导这一消息时称之为“吾国图书馆教育的新纪元”。[2]

经过整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在藏书量、管理和图书利用方面都大为改观。“那些英文、日文和中文的进步书籍，吸引着青年学生，来图书馆看书的人比以前多了好几倍。有的学生是慕李大钊之名特来请教的，他们从博学多识的大钊同志那里得到很多教益。”[3]如：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罗章龙、刘仁静等。毛泽东经杨昌济老师的介绍也由李大钊安排在北大图书馆做图书馆管理员，与李大钊朝夕相处，毛泽东开始学习、研究和接受马克思主义，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的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做管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4]

（二）授课

1920年7月8日，李大钊被聘为北大教授，直至1927年被捕就义。他曾在北京大学政治学系、史学系、经济系授课，还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北京师范大学、北京朝阳大学、中国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授课。讲授课程：唯物史观研究、史学思想史、史学概论、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现代政治讲座、现代普选运动、女权运动史、史学史、社会学、图书馆学。1923年还出任北大政治系学生演习指导教员，指导社会问题方面的题目。

李大钊在北大学生中威望很高，学术思想也得到后人的肯定。1920年7月，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新任校长毛伟邦还未到校就职，学生程俊英、罗静轩等就到他家提出下一年希望聘请李大钊先生来授课，他们在《五四运动的回忆点滴》中说“李大钊担任‘社会学’、‘女权运动史’两门课程老师，这使我们初步接触到马列主义的理论”[5]；1924年在北京大学《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中“国内大人物”学生投票结果中，李大钊排名第八；1925年，李大钊曾被提名为北大经济系主任候选人。对李大钊作为教授的学术成就，有学者作了如下的评价：“李大钊的学术思想博大深邃，内容丰富，为现代马克思主义学术体系的构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在哲学、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美学、教育学、图书馆学、新闻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尤其是他的史学思想、平民主义思想、经济学思想等，在理论体系上更是达到了思想先驱的高度。”[6]

（三）发起、参加社团组织

1920年1月，李大钊在《由纵的组织到横的组织》中阐述了关于以爱为基础的“横的组织”的观点：“从前的社会组织是纵的组织，现在所要求的社会组织是横的组织。”“将来学生有学生的联合，教职员有教职员的联合”，“在此一大横的联合中，个性都得自由，都是平等，都相爱助，就是大同的景运。”[7]

李大钊在北大期间，也积极践行这一想法，他发起或参加多个学生社团组织，对青年进行培养和教育，还加入了教职员团体，进行学术交流、维护教职员合法权益。具体情况见下表，资料整理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年谱》。

表一：李大钊发起、参加的社团情况表

（四）讲演

1917年李大钊在《讲演会之必要》一文中分析讲演之于名流著书、学校授课的四个优势，并发出感慨：对于国内名流、异邦学者，“一旦逢有机会，开讲演会请其莅席，名流数辈，济济一堂，其言论丰采，气宇态度，皆为其人格之暗示，每足与吾人以感化力，而潜移默化，以高其志趣，阔其胸襟。”[8]

在李大钊自己成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和教授之后，他担起对青年进行高志趣、扩胸襟的责任，在北京、上海、武汉、天津、广州等地面向学生和群众进行讲演。讲演时间和主题如下表，资料同样整理自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李大钊年谱》。

表二：李大钊的讲演情况表

（五）发表文章

1913年11月，尚在北洋法政学校读书的李大钊发表了《文豪》一文，他认为洒一滴墨，可以使天地改观、山河易色，是文豪的本领。文字感化的力量可以化魔于道，化俗于雅，文豪可以三寸毛椎力，造光明世界于人生厄运之中。这样的文豪，是人类的福星。而文豪之于“衰世”，当以全副血泪倾注墨池，启发众生天良，觉醒众生之忏悔，昭示人心复来之机，方能救人救世。[9]李大钊本人笔耕不辍，担起启发众生、救人救世的责任，他在北大期间也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19年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对青年进行社会教育。

综上所述，作为北大图书馆主任和教授的李大钊对教育事业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到底是什么样的心理动力推动着他如此呕心沥血地进行教育活动呢？

二、李大钊的心理动力分析

（一）爱国爱民思想

李大钊在他的《狱中自述》中说，“钊自束发读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尚在天津北洋法政学校读书的李大钊于1912年6月写下了《隐忧篇》，1913年4月写下《大哀篇》，他忧的是国运，哀的是民生，这些是李大钊最早期的文章，表现出忧国忧民的思想。后来李大钊在《言治》上发表了很多文章，同学评价为：“同人之文，多拘挛法理糟粕”而李大钊的文章则“造意树义，一以民生为念，阐发先哲贻德为念”。[10]可见从青年学生的时代起，爱国爱民，就成为李大钊思想的特征之一。

李大钊生活在国难当头、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 他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写在《晨钟》上，还在《此日》中呼唤：“世运所逼，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益重。面对如此的国运世道，他更明确了自己作为一个国人的责任：建天堂天国于人世，化荆棘为坦途，救人救世且以自救。[11]

（二）教育责任感

在李大钊的早期思想中已经形成了他关于教育对国家命运的作用的认识：“夫国民教育，乃培根固本之土，所关至钜，余当更端论之。”[12]他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教育责任感。他甚至希望“所谓仁人君子，奋其奔走革命之精神，出其争夺政权之魄力，以从事于国民教育，十年而后，其效可观。”[13]这种“教育救国论”的思想的确有一定的局限性。在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走上社会革命的道路之后，李大钊对教育的责任感仍然很强烈。因为他认定中华民族生存乃至腾飞的希望在于中国的青年，而青年的培养无疑要靠教育的力量。正如他写的“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14]于是他不但在学校对青年进行教育，而且写了大量的文章来对青年进行社会教育，在这些文章中可见其拳拳爱国爱民之心和对青年培养的急切之情。李大钊在《狱中自述》中写道“钊……为功为罪，所不暇计……倘因此而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则钊感且不尽矣！”[15]他对同时被捕的爱国青年的保护之情跃然纸上。

总之，面对国难当头、政局混乱的外部动力，爱国爱民的李大钊产生了深深的教育责任感。在其走上革命道路后，爱国爱民的思想和对青年培养的责任感等，一直作为其心理动力，推动着他矢志不渝地进行教育活动。

“教育史学的‘育人’功能首先在‘育师’，为培养合格、理想的教师服务。”纵观教育史，无数的教育家都留下来强烈教育责任感的记述，这些也是他们的心理动力之一。“古圣先贤留给后人的最有价值的东西，和他们最值得后世崇敬的地方不在他们定下的法制典章，而是他们自重、自强的精神及其创造力。”[17]李大钊面对国家的危难和社会的变革，选择了用积极乐观的心态担起责任，爱国爱民的思想和强烈的教育责任感是推动他进行青年教育的心理动力。本文试图呈现李大钊的教育活动，并对其心理动力进行分析，以期发挥教育史“育人育师”的功能，激发社会大变革背景下的教师的爱国意识和教育责任感，从而激发教师的教育创造力。

注释：

[1]李大钊.图书馆主任告白,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83.

[2]《李大钊年谱》编写组.李大钊年谱[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112.

[3]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31.

[4]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63.

[5]张静如等.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112.

[6]朱文通.李大钊传[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196.

[7]李大钊.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李大钊全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7-168.

[8]李大钊.讲演会之必要,李大钊全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95.

[9]李大钊,文豪,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68-71.

[10]张静如,马模贞.李大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6.

[11]李大钊.原杀.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7.

[12]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李大钊全集（下转页）（上接页）(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3.

[13]李大钊.论民权之旁落.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43.

[14]李大钊.《晨钟》之使命——青春中华之创造.李大钊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67.

[15]李大钊.狱中自述.李大钊全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230.

[16]肖会平,周洪宇.教育史学的学术功能与社会功能[J].教育学报,2006(6).

[17]朱志敏.李大钊传[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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