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儒僧”刘秉忠对蒙古汉化的影响
摘要: 刘秉忠(1216-1274),蒙古汉化之集大成者,元朝的政治家、作家。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前,广罗人才,组织“金莲川幕府”,海云禅师以刘秉忠“博学多才艺”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把他留在身边,委以重任,经常与其商谈军国大事,“参帷幄之密谋,定社稷之大计”。他为忽必烈的元王朝服务近三十多年,为元朝政治统治秩序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本文将详细阐述以刘秉忠为代表的汉家儒学士子在元初蒙古汉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推动作用,以及蒙古汉化后的影响。
关键词:忽必烈蒙古汉化刘秉忠 大哉乾元
一. 蒙古初得天下的政治统治选择
蒙古族是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长期生活在蒙古高原上。蒙古族的直系祖先,是和鲜卑、契丹人属同一语系的室韦各部落。大约在9至11世纪,其中的一支蒙兀室韦,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下游之东逐渐西迁,到了斡难河(今鄂嫩河)、克鲁伦河和土剌河(今图拉河)三河的上源一带,分成尼鲁温蒙古(“出身纯洁”的蒙古人)和迭儿列斤蒙古(一般的蒙古人)两大支,合称为合木黑蒙古——全体蒙古人,其中包括许多大大小小的氏族、部落。合木黑蒙古之外,当时在蒙古高原活动的,还有蔑儿乞、塔塔儿、克烈、乃蛮、斡亦剌等部。所有这些氏族部落,先后都受到辽和金的统治。他们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到12世纪时,有的还在森林里从事狩猎,有的则在草原上从事游牧,只有少数部落经营农业。不过这时,他们通过同中原的贸易获得了大量铁器,从而推动了生产的发展,阶级的分化更加明显。为了掠夺更多的财富,各个部落的奴隶主互相展开战争。
蒙古高原地区的众多蒙古部落原为金朝的臣属民族。随着金朝的逐渐衰落,蒙古的势力也开始壮大起来,逐渐脱离金朝政权的统治。1204年(金泰和四年),蒙古族领袖铁木真通过残酷战争统一了蒙古高原各蒙古部落。公元1206年(金泰和六年),铁木真被各部落推举为“成吉思汗”,建立政权于漠北,蒙古汗国成立,国号“大蒙古国”。从此,蒙古草原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
蒙古崛起之初,尚处于奴隶社会,经济主要是游牧经济;到成吉思汗时,才建立政权,初步确立了军事、行政、司法制度。元的统一主要建立在强大武力的基础上。被征服的金.南宋地区,则已处于封建社会,经济主要是农耕经济,文化上有高度发达的礼乐文明,政治统治经验丰富,政治思想成熟。蒙古统治者面临着跨越巨大的政治、经济、文化差距,实现对众多人口和广大地域统治的问题。
一些蒙古统治者逐步认识到汉法的价值,开始有意识地吸取中原王朝的统治经验。与此同时,儒学也在积极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政治形势,求得生存和发展。一方面承认蒙古统治者的权威和其统一天下、统治全国的合理性,并为之作出理论论证;另一方面阐明儒学汉法于治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推动统治者接受汉法,以儒学为政治指导思想,即“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北方奄有,必行汉传,可以长久”,“故魏、辽、金能用汉法,历年最多,其他不能实用汉法,皆乱亡相继,史册具载,昭昭可见也”,“夫路行宜车,水行宜舟,反之则不能行;幽燕食寒,蜀汉食热,反之则必有变。以是论之,国家之当行汉法无疑也”。郝经、刘秉忠、许衡等人都参与了这一过程。其中,刘秉忠是先驱和代表性人物。
二.刘秉忠对蒙古汉化的推动作用
刘秉忠,字仲晦,初名侃,邢州(今河北邢台县)人。生于1216年。他自幼博览群书,风骨秀异,志气英爽不羁。八岁入学,日诵数百言。年十三,为质子于帅府。十七,为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以养其亲。居常郁郁不乐,一日,投笔叹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没为刀笔吏乎!丈夫不遇于世,当隐居以求志耳。”1238年,辞去吏职,先入全真道教,后在天宁寺(今邢台西大寺)出家为僧,拜虚照禅师为师,法名子聪,号藏春散人,后出外云游遇海云禅师,海云禅师以其"博学多才艺",推荐给元世祖忽必烈,秉忠兼通儒官道释四门,于书无所不读,尤邃于《易经》及邵氏《经世书》,至于天文、地理、律历、卜筮、三式六壬遁甲等各门学问,无不精通。世祖大爱之,海云南还,秉忠遂留籓邸。
1260年,忽必烈称帝,命其制定各项制度。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命子聪还俗,复刘氏姓,赐名秉忠,授光禄大夫、太保、参领中书省事(丞相)、同知枢密院事。在任期间推出多项蒙古汉化政策:
(一)至元八年,刘秉忠建议忽必烈,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将蒙古更名为“大元”,忽必烈采纳了,这就是元王朝命名所由来。刘秉忠还主持了元朝首都大都和陪都上都的营建。蒙古从此告别了游牧时代,逐渐融入到了中原文化之中。
(二)蒙古贵族在统一中国的初期,大肆进行烧杀抢掠,变农田为牧场,使社会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刘秉忠建议薄赋、高薪、养廉、治贪。他说:天下百姓虽过百万户,但连年战乱,徭役太大,军马调拨,使臣烦扰,官吏强取,老百姓受不住,只好逃窜。因此,当前的赋税应该减半,至少应该减掉三分之一,使还在原地的百姓按减少的数额交税,再动员逃跑的百姓回来就业。现在对官员没有一个奖惩原则,以致清廉者不能升迁,贪污者也无法降职。应当按照古代的原则决定百官的俸禄和仪仗,要让官员们一家不愁吃穿,明白为官者身份的高贵,如此,再贪赃枉法就可依律惩治。特别是要百官明白,制定法度那是君主的权力,奉命行事才是百官的职责,而现在百官们滥用职权,连进退生杀都随心所欲,是应立即禁止的。
(三)刘秉忠还建议重教轻刑。他认为因未对百姓进行教化,现在狱中的囚犯宜予赦免,然后对他们法度教化,让他们知道哪些事可做哪些事不可做,这样一来犯法的人就会减少。对于死刑犯,一定要上报然后等待复查,以免刑及无辜。
刘秉忠还阐明了国家和百姓的鱼水关系。“天子以天下为家,兆民为子,国不足,取于民,民不足,取于国,相须如鱼水。”国家设府库,建仓储,是为了百姓;百姓营产业,耕天地,也是为了资助国用。他还建议,以往百姓所欠官府的债务凡赔偿无名的或不是真实欠下的,或偿还部分已经超过本金的,都应一律赦免。
(四)刘秉忠很重视教育。“古者庠序学校未尝废,今郡县虽有学,并非官置。宜从旧制,修建三学,设教授,开选择才,以经义为上,词赋论策次之”。至于学生,则以开国功臣的子孙为主。国家需要官员时,从学生中选择有本事的加以任用。
(五)刘秉忠建议忽必烈要量才用人。他说贤明的君主用人就象高明的木匠用材一样,根据木材的粗细长短施以规矩绳墨,做到人尽其才。他还要求要广开言路,君子不以言废人,也不以人废言。他特别强调当君王的要兼听。他形象的比喻说:天地是很大的,日月也是很明的,但间或也会也会受到遮蔽。遮蔽天之明的,是私欲佞说。普通人被私欲佞说遮蔽,不过遮蔽一人而已,人君被遮蔽,那就是遮蔽了天下。因此要挑选好左右谏臣,要他们讽喻于苗头初起之时。刘秉忠将君子和小人做了理论上的区分。他说,君子之心,一于理义,怀于忠良;小人之心,一于利欲,怀于谗佞。君子得位,有容于小人;小人得势,必排于君子。明君在上,不可不辨也。错用了小人,就有覆家灭国之危。
三 蒙古汉化的影响
由于长期的战争,使得北方人口下降,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在内地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元朝统治者逐渐放弃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实"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忽必烈在位期间,先设立劝农司,后又更名为司农司、大司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元政府又将《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元朝推行了军屯、民屯及军民和屯等屯田措施。此外,还采取了兴修水利等其它许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于是,各地的农业生产逐渐获得恢复和发展。元代棉花种植的逐渐推广,是农业生产上的一项重要成就。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元代基本上沿袭辽金及南宋的传统,佃户从事生产的租佃关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元朝,佃户的地位又有所下降。
中国多民族文化并存的格局进一步得到肯定。自春秋时代开始,中原地区所形成的“夏夷”之说,强调“尊夏攘夷”、“以夏变夷”的思想,对各民族之间的平等交往形成障碍。例如在史学领域极具影响的“正闰”说,主张“四夷不得正统”,将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的政权,与“窃国”、“篡国”者并列,纳入非“正统”序列,事实上对其他民族政治文化形成排斥。由于元朝亦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统治者为了确立自身地位的合法性,需要努力扭转这一传统观念。在编纂《辽史》、《宋史》、《金史》时,三史都总裁官、中书右丞相脱脱力排众议,“独断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议者遂息。”这一举措结束了自辽朝灭亡后200多年的“正统”之辩,同时也在中国史学史上,第一次以中心政府的名义肯定了各民族政权的合法地位。
儒家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孔子在元代被封为“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使其美誉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孟子等历代名儒也获得了崇高的封号。元朝在中国历史上首次专门设立“儒户”阶层,保护知识分子,“愿充生徒者,与免一身杂役”。元代的民众普及教育超过了前代,书院达到400余所,州县学校的数量最高时达到24400余所。对元代儒家文化的发展,陈垣先生是这样评价的:“以论元朝,为时不过百年。若由汉高、唐太论起,而截至汉唐得国之百年,以及由清世祖论起,而截至乾隆二十年以前,而不计乾隆二十年以后,则汉、唐、清学术之盛,岂过元时!”
四 蒙古汉化,其实质就是儒家和元统治者相互借重
儒家创立于春秋战国时期,其政治思想以重道德、讲仁礼为特色,注重的是政治秩序,着眼于从整体上调节社会关系,建立和巩固统治秩序,而不关注富国强兵等政策,因此他们的政治主张没有引起当时统治者的重视。到了西汉武帝即位始,汉朝进入全盛时期。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黄老之学的无为政治主张已不能适应形势的变化,统治者急于寻找一种新的思想学说作为治国的理论指导。这一时期,儒学宗师董仲舒阐发了“天人合一”、君权至上、纲常理论等政治学说,符合了汉武帝对国家政治、思想文化的大一统要求,成为了西汉王朝的政治指导思想。此后,历代帝王都尊崇儒学,儒学日渐成为政治权力的附属品,丧失了自由发展的活力,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僵化。到了南朝时,政权更迭频繁。为了继续保持独尊地位,儒家开始注重对政权更替的解释与论证,突出了天命的权威和个人才德的作用,论证更为简洁和实用,适应了王朝更迭频繁的现实,但也削弱了王权的基础,开启了后来者的觊觎之心。南宋灭亡,元朝统一天下,汉人的朝廷不复存在,儒士们“被迫”再次做出调整。因此蒙古汉化是儒家传统权变思想又一次伟大运用,是权变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有机结合。
刘秉忠等儒生对儒学伦理原则的先进性、正确性、权威性深信不疑,但面对强大而野蛮的蒙古统治者,他们只能接受其占据天下的既成事实,在合作中保持和发扬儒道,即“传正脉于异俗,衍正学于异域”。当然蒙古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儒学对统治的价值,并懂得权变之术,能“以时进退,握乾知几”。蒙古汉化体现了儒家文化强大的适应能力,客观上有利于蒙汉文化的交流,也使儒学得以保存和延续。
参考文献:
[1]《郝文忠公全集.与宋两淮制置使书》
[2]《郝文忠公全集.时务》
[3]《许文正公遗书.时务五事》
[4]《元史.刘秉忠列传》
作者:
孙博邢台广播电视大学文经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