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罗多德与西方历史学的起源

[摘要]当西方历史学在希罗多德笔下诞生的时候，尚不具有完全的自觉意识，社会现实对历史学的要求以及历史学因而承担的社会功能，也就更直接地从希罗多德的著作中反映出来。基于这一前提，本文通过对希罗多德《历史》起源问题的分析，试图考察历史学与生俱来的某些特性。西方学者在该方向上进行的深入研究，本文也将特别予以介绍。

[关键词]希罗多德，历史编纂，史诗，爱奥尼亚学派

[中图分类]IK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09)02－0046－04

一

希罗多德在西方史学史上是一位褒贬兼于一身的历史学家，虽然古罗马的西塞罗将他尊为“史学之父”，但也很早即出现他的反对者：希罗多德的年轻对手科特希阿斯(Ctesias)称他为“谎言家”。后来，普鲁塔克攻击希罗多德为“恶毒”。16世纪的西班牙哲学家胡安·路易斯·比维斯又谴责希罗多德是“谎言之父”。即便不是反对者，希罗多德在古典时代的后人也没有真正继承其衣钵，修昔底德在风格和思想上与希罗多德迥异，而色诺芬虽然某种程度上是希罗多德的模仿者，但是思想仍然不同。在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出现许多修正希罗多德著作内容的地方史和地理志。“希罗多德‘史学之父’地位的确立，是近世以来的事”。

进入19世纪，希罗多德遭到与古典时代相似的命运，客观史学推崇修昔底德，贬低希罗多德。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希罗多德的评价风向才有所转变，同时，社会科学的发展也更与希罗多德的某些精神相一致，出现许多模仿希罗多德的历史著作，而且，越来越多的人探讨历史学自身的意义。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西方学者对希罗多德的再认识更进一步，以豪威特(Hauvette)和哥朗第(Grundy)为代表，证明希罗多德对波希战争记载的准确性；其后，以斯皮格尔博格(Spiegelberg)和索尔第勒(Sourdille)为代表证明希罗多德在人种学方面的准确性；再后，杰可比(Felix Jacoby)研究希罗多德《历史》的写作结构，认为希罗多德的艺术正在于安排那些“题外话”的技巧。杰可比的研究标志从19到20世纪对希罗多德认识的转折点。

伊默瓦尔(Immerwahr)认为，20世纪西方历史学家对希罗多德认识的转变，在客观条件上，是由于古风时代散文和诗歌存在的发现，弗朗克尔(Hermann Friinkel)最先以此为据为希罗多德的风格下定义。另外，随着更深入地理解早期希腊思想，西方学者对希罗多德也有了更新的认识，其中以莱根伯根德(Otto Regenbogende)的论文《古典时代》(Die Anfike)为代表。在主观方面，对希罗多德认识转变的原因，则是学者们对历史学本身的再认识，即对历史学“非科学性”方面的认识。伊默瓦尔(Immer-wahr)将这一认识总结为如下：历史学是最多人性而最少科学的准确性；历史学不仅是基于证据的逻辑结构，而更多是通过对过去的思考而保留下来的一系列人类记忆，人们从中认识自己；历史学是人类的自传。

以上列举的西方学者认识和研究希罗多德的大致过程说明，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选择希罗多德著作中的不同特征加以引申和发挥，或将其抽象化、概念化为史学的基本理论和原则。当我们对希罗多德《历史》进行文本解读时，必然受到前辈历史学家对希罗多德评价的影响，这样，一方面我们给希罗多德赋予了过于丰富的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希罗多德的意义表现为不稳定和不确定的了。但是，历史学从其产生作为一种新的知识形式与其他既存知识形式的关系，以及历史学自身的社会功能等事实是确定的，也即历史学的一些基本特性是确定的，历史学的存在从其产生即是有意义的。对这些问题的探询，体现在西方学者认识和研究希罗多德的进程中，沿着这一探索进程，凭借语言、史料等方便条件，一些西方学者深入到希罗多德《历史》的起源问题，考察希罗多德的创造性活动与当时社会及其他知识形式的关系，探索历史学的基本社会功能、最本质的特征、历史学的学科地位及其存在的意义。这是西方学者认识希罗多德和反思历史学不断深入的结果。

二

希罗多德将他的著作称为historia，这是historia-词在爱奥尼亚方言中的形式，此后，公元前5世纪后期，修昔底德等人的历史著作并没有以此命名，到公元前4世纪，这个词开始被重新使用，且多以复数形式出现，作为当时历史著作的名称。古罗马时期，西塞罗使用该词的拉丁化写法historla，它最终演变为今天英语中的history一词。

虽然希罗多德为历史学赋予名称，并成为“史学之父”，但是，他并没有给出“历史学”的定义。甚至他以后，公元前5世纪后期和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历史学家们也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过反思，而是将它留给哲学家们。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将历史学与诗进行了区分，并分别定义了二者：“历史学家和诗人的区别……在于前者记述已经发生的事，后者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所以，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因为诗倾向于表现带普遍性的事，而历史却倾向于记载具体事件。”伊默瓦尔(Immerwahr)认为，如果将亚里士多德的这一划分作为定义历史学的基本原则，那是最危险的。其实，应该注意到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公元前4世纪与希罗多德写作《历史》的公元前5世纪在社会知识氛围方面的不同。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基于公元前4世纪的现实，当时，“哲学与史学之间的区分已经被普遍认识到”，“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之间的分歧已经是经常的事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代表了这一倾向；同时，也说明公元前4世纪虽然出现了许多同样以histofia命名的史学著作，但是它们与希罗多德《历史》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虽然可以被看作对历史学本质的最早反思，但是，不能简单地以此为据来定义希罗多德的《历史》，更不能以此确定历史学与生俱来的特性。只有在发现先于希罗多德《历史》的文献，即古风时代的文献以后，才能对希罗多德《历史》的起源乃至历史学在西方的起源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可以说，西方学者在这方面是具有优势的。

然而，亚里士多德有关历史学的观点，还是作为西方学者研究希罗多德《历史》起源的出发点，即，历史学与史诗的关系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

从语言风格和修辞学角度将希罗多德《历史》与史诗进行比较，最先关注的自然是二者在开篇都有一段简短的“开场白”，而且通过仔细对比，两种“开场白”——虽然一个使用散文，一个使用韵文——在语言结构、用词，甚至语气节奏方面都具有相似性。进而从语言上分析它们的不同，希罗多德《历史》的“开场白”是以第三人称叙述的，即：“在这里发表出来的，乃是哈利卡尔那索斯人希罗多德的研究成果”并没有出现“我”；而史诗的“开场白”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有诗人“我”的出现；而且，

《历史》“开场白”中的第三人称与史诗“开场白”中的第一人称，又分别以不同的格出现，前者以属格(genitive)而后者以与格(dative)形式出现。西方学者认为，这种语言上的不同反映出历史与史诗更深层次上的区别：以定格出现的第三人称“希罗多德”，意思是“希罗多德的”，以与格出现的第一人称“我”，意思则是“我被(缪斯女神)告知”；这一区别又涉及另外一个语言学的考证，即histSr一词意义的演变：histori e在词源上来自histor，这个词在荷马史诗中即出现，其含义与“亲眼”见证有关，而且histSr被认为是“最好的判断”，但是，它更多情况下与权力结合在一起，作为histor的都是阿加门农一类人物，它并不等于通过“眼见”来寻找知识，不会为了研究而到实地调查，而希罗多德使用的histori e才具有作者以本人身份进行调查的含义。这就说明，《历史》的内容是其作者本人通过调查研究而获得的知识，属于作者本人所有，而史诗的内容来自“灵感”，或者说来自于传统，并不是诗人个人占有的知识。作者与其作品之间关系的不同，表明历史学已经以希罗多德的《历史》为标志，作为一种全新的知识形式而产生了。

希罗多德《历史》与史诗在内容和目的上的比较，为我们所熟悉。布雷萨赫(Breisach)就有相关论述：希罗多德《历史》和史诗都是以人类的重要战争为题材，但是后者关注神和英雄及其个体性，而前者关注人类的集体性；在希罗多德《历史》中神的地位明显降低了，人获得相对的独立性；希罗多德《历史》与史诗虽然风格不同，但是它们具有相同的社会功能——激励、教育和娱乐。这些论点基本能够概括西方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情况。

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比较研究，西方学者得出结论：古希腊历史学的产生源于史诗。这是古希腊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这与史诗在古希腊社会知识形式中的重要地位必然存在密切联系。笔者认为，由此引申，可以得到历史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即，历史学的产生，是脱胎于一个社会最主要的公共记忆形式，如官方年代纪、国王谱系、或神庙档案等，在古希腊也就是史诗。

三

关于希罗多德《历史》源于史诗的结论，是单从二者的比较研究中得来的，而关于如何从史诗过渡到历史学的事实证据，仍然缺乏。幸运的是，希罗多德之前的“古风”(archaic)时代文献的发现以及当时社会背景研究的深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希罗多德的《历史》不是直接来自史诗，而是通过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希罗多德所接受的传统，即，在“调查研究”这一意义上并以散文为写作形式的histo-ria(不同于公元前4世纪重新出现的同名著作)，也就是布雷萨赫(Breisach)所说的“早期‘历史学家”’的创作活动。学者们将这一传统溯源于公元前6世纪出现的爱奥尼亚学派。布郎(Brown)认为，史诗传统和爱奥尼亚哲学家的研究精神，在解释古希腊历史学的产生时，二者缺一不可：历史写作的产生，需要一种反思过去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最初表现为史诗传统与爱奥尼亚哲学式的好奇和研究精神的结合，人们对过去的好奇首先是针对史诗传说的，这种好奇心要求一种关于过去(英雄时代)的合理的记载，为此目的，人们用自己所处时代的行为标准去推想，评判英雄时代，这就使过去与当代相融合，从而为历史写作的产生提供了前提条件。

皮尔森(Pearson)则从公元前6世纪小亚细亚的爱奥尼亚诸城邦丧失独立这一社会政治背景寻找历史学产生的原因，布郎(Brown)并将其引申发展，强调以希罗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著名历史学家多为被放逐者这一现象对历史学产生及其特征的形成所起的作用。

正是在皮尔森所讲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希腊世界产生了许多行吟诗人和“史话家”(古希腊语中的lo-gographos，这些人被布雷萨赫称作“早期‘历史学家’”)，纳吉(GregoryNagy)通过列举品达诗中的一些例子，表明行吟诗人与“史话家”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似性，他们都是作为历史缪斯克丽奥的代言人在公共场合朗诵作品，区别仅在于诗人使用韵文，“史话家”使用散文。希罗多德正是属于“史话家”的行列。纳吉这一研究发现，也就有力证明了历史学与史诗的亲缘关系。

但是，希罗多德在“史话家”基础上有所创新，学者将希罗多德与“史话家”的另一位代表、同时也是希罗多德的前辈米利都的赫克泰阿斯(Hecataeus of Miletus，约公元前550—前478年)进行比较，发现前者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发展：一是使对历史的记载优先于对史实的批评，希罗多德没有像赫克泰阿斯那样只对已知事物进行批评，而是将历史写作引向探寻未知的和被遗忘的东西，在希罗多德那里，材料的可信性胜过事件可能的合理性；二是将所见与所闻分开。这两项发展在历史学的产生上成为具有标志性的原则。

四

从希罗多德《历史》写作的内容和规模来看，其起源学研究还涉及古希腊历史写作是整体史还是地区史的辨析问题。最早明确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古罗马奥古斯都时期的希腊历史学家哈利卡尔那索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vsius of Halicamassus，公元前63—公元14年)，他认为古希腊历史编纂最初是地区性的，而非整体性的。此观点受到以杰可比为代表的近代学者的反驳，杰可比研究发现，古希腊人对过去的好奇精神从开始时就是普遍的，不局限于某一地区。希罗多德的《历史》自然是关于古希腊历史学整体性的有力证据，杰可比的结论更有希罗多德之前古风时代文献的史料基础。应该说，狄奥尼修斯的观点和亚里士多德一样，是反映了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历史编纂的情况。而且，古希腊历史学源于史诗的事实，也会使古希腊史学在某种程度上继承后者普遍性和整体性的特点。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由于社会现实的要求，历史学家个人好奇心和研究精神的驱使以及历史学家生平的影响。希罗多德便是以当时东西(波斯帝国—希腊城邦)对峙的整体视野来撰写《历史》的。所以，总的来看。古典时期(公元前5—公元4世纪)希腊历史学的发展趋势是从视野广阔、包罗万象的整体史分化为地区史(公元前5世纪后期及公元前4世纪出现的地区史、地理志等)和专门史(修昔底德具有政治史特征的《伯罗奔尼撤战争史》)，并不如狄奥尼修斯所认为的那样，是从地区史发展为整体史的；狄奥尼修斯的说法可能是以历史编纂从公元前4世纪到希腊化时代所经历的演变为基础的。

笔者以为，希罗多德《历史》具有的整体性特点，说明希罗多德从爱奥尼亚哲学家那里所继承的传统，使好奇心在历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希罗多德不是单纯要保留记忆，而更是在好奇心驱使下进行调查研究，这就使希罗多德的著作成为一种新的知识形式——历史学_产生的标志，同时也决定了这一知识形式整体性的特点。因为，单纯保留记忆具有封闭性，而好奇心却是开放的，调查研究的好奇精神将把人带到力所能及的地方。

基于上述西方学者的主要研究成果，我们通过对希罗多德《历史》起源问题的认识，不难得出对历史学的某些看法，这些看法在层次上不同于希罗多德在方法论上为我们确立的治史原则，而是关乎历史学本身的特性和地位。

笔者以为，古希腊历史学渊源于史诗这一事实表明，历史学的产生，脱胎于一个社会主流知识形式和主流集体记忆形式。其次，古希腊历史学萌芽于当时最具批判精神的爱奥尼亚学派。说明它虽然以保留记忆为目的。但是历史学家“天生”就不是被动的记录者，他必须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研究精神主动地投身于他的事业，并且在他的工作中负有批判的责任。再有，从古希腊历史学家的身世及其研究经历来看。历史学家“天生”不应该是“象牙塔”中的思想者，他的好奇心在社会现实压力的影响下，指向明确的目的，出于理解自身与现在的迫切愿望。历史学家身体力行地追问过去。在古希腊历史学家——特别是希罗多德那里，历史学最具有现在所谓“交叉学科”的特点。

[责任编辑：王公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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