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爸爸和他们的“中等生”孩子

上周六午后，杨浦区五角场地区的一家咖啡馆。两位大学教授，张昌勇和T君，各自带着他们的女儿，在这里欢度周末。爸爸们喝咖啡、聊天，两个女孩在一起画画。

如此慵懒与惬意，对张昌勇来说，已经久违了。女儿今年“小升初”，不久前刚拿到杨浦区某民办初中的录取通知书。可以说，正是这一纸通知，才让张教授的生活恢复平静。

此前一年，这位大学教授家里“战火”不断。夫妻俩的焦虑、紧张甚至争执，都围绕孩子升学展开。按照张昌勇的说法，升学这个节点，正是以他为代表的反叛应试教育的先锋精神，和以他太太为代表的世俗精神的一次激烈对抗。“此前几年围绕孩子教育问题的一切理念冲突，都在升学时集中爆发！”

张昌勇周围，生活着一群有趣的“60后”大学教授：他们从小学习优秀，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如今都执教于名校，几乎个个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但正是这些教授，却刻意地让自己的孩子与“学习优秀”保持一些距离——这些教授的孩子，几乎都是班级里的“中等生”。

教授的孩子们

名牌大学教授，平时指导的都是优秀学生，可自己的孩子却是班级里的中等生甚至差生！当然，这肯定不是一个全称判断，其背后也有一些耐人寻味之处。

从南京大学拿到博士学位后，张昌勇来到上海，如今执教于沪上一所985高校。这位教授的女儿，在杨浦区一所小学读书。但凡了解张昌勇的学生，都知道他是一个好父亲，他们时常看见这位在课堂上意气风发的教授，下课以后就跨上一辆单车，骑车接送女儿放学。

张昌勇“惯”着女儿，也不是什么秘密。孩子平时的作业基本在晚上9点前结束，如果老师布置的作业太多，他和太太就一起上阵，帮女儿“干”掉一些题目。周末的时候，孩子有大把大把的时间玩乐。当然，他的女儿也有些才艺，从小学习画画，也找老师辅导弹钢琴。但这些都以培养兴趣为主，从不参加任何考级。

当个快乐的小学生，越来越不容易，因为考试压力无可逃避。班上四十多个孩子，他的女儿总排在第二十到三十名之间。平时，无论是期末大考、期中小考，还是平时测验，女儿带回来要求家长签名的试卷，分数总不会让人有太大欢喜——一般处于班级中游水平。

张昌勇总是想办法，不让女儿做分数的“奴隶”。他通常瞄一眼试卷，然后挥笔签字，鼓励孩子下次考得更好。“有些错误明显是孩子粗心造成的，那就算了，没必要苛责孩子。”倘若偶然出现一张分数不及格的考卷，他会多看几眼，发现女儿有知识漏洞，就给她补上。

这样的宽松态度，和他平时指导学生的要求极不相称。“女儿还小，心智太不成熟。”张昌勇这样为自己开脱。

如此“对孩子没要求”的家长，免不了要被老师拉到学校去“谈话”。“你女儿智力水平不差，但成绩总是中游，一看就知道没有在外面补习。不去补课，成绩怎么能冲到前面去？”

张昌勇很理解班主任老师的“好心”，但他从不理会。因为他身边有很多同事朋友的孩子，都是中等水平——与其说，这样的结果是教授们“无为而治”，倒不如说，是这些教授故意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放水”。

时常和张昌勇在一起喝咖啡聊天的T君，执教于沪上一所名牌大学的英语系，他教的是“全上海英语最好的学生”。但他读初中的女儿，英语成绩在班级里却是倒数几名。

张昌勇还结识更大牌、更有名的教授。比如在哲学界赫赫有名的S教授，他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成绩长期徘徊在班级的中下游。但当老爸的照样悠然自得，“现在出问题的是学校教育，怎么能怪我们的孩子。”

这些教授爸爸，对孩子的爱护几乎到了“溺爱”的地步。

张昌勇结识的S教授，过去从来只在核心期刊上发文，和大众传媒保持距离。但最近几年，他竟然也努力发挥自己的话语权优势，挺身而出写了不少呼吁高考改革的文章。S教授曾坦露过他那个不切实际且充满私心的想法：女儿现在读初中，如果我们一起呼吁高考改革，说不定那时候高考真的就改了，那么我们的孩子最终就可以获得解脱。

久而久之，张昌勇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中等生家长俱乐部”。他和他的教授朋友们自发在周末组织聚会，大人聊大人的，年龄相仿的孩子们则聚在一起，尽情玩乐。

谈起这个所谓的“中等生家长俱乐部”，张昌勇说，实属无奈之举。随着孩子年级增高，周末的玩伴越来越少，孩子的同学都在外面补课。最后没办法，身边这些趣味相投的教授朋友们，开始组织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玩。“他们可能不是学校老师眼里的优等生，但一个个都非常健康、快乐。”

拒绝补课的代价

张昌勇那个“中等生家长俱乐部”里，教授爸爸们的学科背景各不相同。平时讨论起学术问题，时常是“鸡同鸭讲”。但一谈到中小学应试教育对孩子的伤害，话语系统竟高度一致——人人都有一肚子牢骚和怨言。

T君曾经很认真地和张昌勇讨论过孩子的英语学习问题。老爸的英语出类拔萃，可孩子的英语竟然学不过普通人家的孩子，是够丢脸的。可T君发现，女儿班上的孩子之所以英语好，全是因为在外面参加了补习班。还有不少人已经在搏击各种英语等级考试。但作为大学英语教授，T君从不舍得也不允许女儿去参加任何一种英语应试操练。

孩子的课余时间是有限的，鼓励孩子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还是从事可以让自己学科分数能够大幅提高的应试操练——做这个选择，考验的是家长的价值观。

张昌勇和太太起争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的价值观不同。“在孩子的优秀和快乐之间，我绝对选择快乐。”由于职业关系，张昌勇对优秀生并不感冒。相反，他比一般人更清楚成为“优秀”学生的代价。如今大学里，很多高分考生无不是中学题海战里勤操苦练的典型代表。“从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看，应试教育在短期之内很难有质的改变。孩子考大学的路还长着呢，就小学这些知识，能占多大比重？为啥要让我的女儿从小拼搏考试？”

问题是，这些信誓旦旦地要与应试教育对抗到底的教授们，基本都在升学——应试的最关键节点上，败下阵来。

过去几年，张昌勇眼看着周围的同事为孩子升学焦虑；到了今年，他亲身经历了这种“升学恐惧”。

关于“小升初”，市教委今年出台了“新政”，规定5月起统一实施网上报名、招录。但其实早在春节过后，一场升学大战就率先在名校里打响了。

张昌勇的女儿成绩虽中等，但目前就读的小学，整体教学水平还不错。冲击名牌初中，也不是没可能。但很快，孩子就因为才能一般，被杨浦区的一所名牌初中给拒了。

第一次失利也算正常，夫妻俩于是给女儿打气，再给别的初中投递简历材料。结果，夫妻俩心目中最理想的几所初中，没有一所录取这位教授的孩子。

张昌勇这下慌了神，家庭气氛也骤然紧张。太太自然把升学失利的原因都归咎于他长期以来对女儿的“放任”。“一不参加奥数，二不参加补习，在升学时实在太吃亏了！”

此时，“中等生家长俱乐部”里，有个“马后炮”同事也适时给张昌勇带来一些内部消息：名牌初中选拔小学生，都不是按照正常小学生水平选拔的，“他们更希望选到小学生里的初中生。”换言之，小学阶段不提前学习一些初中的内容，不参加奥数班，孩子势必不可能在这类名校的自主招生考试中脱颖而出。一年前，这位同事的孩子也被多所名牌初中给拒了，最后是千方百计动用“人脉”关系，才进了一所名牌初中。

张昌勇当即决定，就让女儿读普通公办中学。毕竟，当大学老师的一大优势，是子女通常还有一个大学附属中学可供选择。可他太太这回誓死不从。因为对口的大学教工子弟学校只是一所办学水平一般的公办学校。而根据坊间的说法，“初中不读民办，高中就要读民办”。张昌勇推不掉太太抛来的烫手山芋——一定要为孩子“搞定”学校。

我们能保护孩子多久？

翻开电话本，打了一切可打的电话，虚心向那些“中等生家长俱乐部”的成员们讨教孩子的出路问题。不打听还好，一问之下,张昌勇才发现，阵营里的那些教授们，十之八九都向应试教育妥协了——迫于太太们的压力，好几个教授最后都把孩子送去了升学率相对高的学校。

“让孩子在普通公办中学读书，老实说，我也不敢。”张昌勇最后和太太统一意见，决定让女儿上民办初中。纵然民办学校在招录政策上本来就和公办学校不同，学校和学生家长之间可以相互选择。但张昌勇说，自己最后倒向太太那边，其实是内心里另一种不满情绪作祟。“经过上一轮洗牌，上海过去的很多公办优质初中如今都转制成了民办学校。眼下的公办初中，在办学上实在没多少特色可言。”

作为父亲，他可以容忍女儿是个成绩平平的普通学生，但作为教育工作者，他当然希望女儿能够获得最优质的教育。个中理由是：“一个糟糕的老师，将会泯灭孩子对于一门学科的兴趣。而好的老师在哪里？不就在那些待遇较好的民办初中吗？”

五月初，女儿收到了杨浦区另一所民办初中的面试通知。张昌勇承认，这是他动用周围“人脉”的结果。按照正常情况，或许女儿根本没有面试机会。

这几乎是孩子最后的希望了，张昌勇再也不敢怠慢。面试的时候，这位大学教授第一次放弃他平日抨击中学应试教育时的诸多“恶毒”用词，以一个教育界人士的身份谈自己的女儿。“我的孩子现在确实不怎么优秀，但她从小没有补过一节课，能学到现在这水平算不错了，说明她智力没任何问题。我相信，她进了初中以后会是一个优秀的孩子……”张昌勇不知道面试老师是否因被这番话感动而给了女儿一张录取通知书，但他本人却被自己声情并茂的讲述感动了。

终于过了“小升初”这关，女儿又开始了往常的快乐生活。但张昌勇也不免为孩子的未来捏把汗。“读了初中，以后就要考高中、考大学，我还能为她遮风挡雨多久？”

（杜启荣摘自2011年6月11日《文汇报》插图：孙岳）

责编：唐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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